小学，是中国的汉字文化所特有的一门学问②，主要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小学的兴盛以及学者们对小学修养的重视，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由小学入手来研究经学及其他学问的治学方法，是清代朴学的精髓所在。张之洞曾概括地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③张舜徽先生在其父亲的影响下，深得清人治学精神，他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经验时，特别提到张之洞的这段话，并指出：“我对这段话深信不疑。认为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不可急躁。如果不是循序渐进，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很不可靠的。过去学者们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为‘小学’，当我对小学稍具基础知识以后，才开始研究经学。”④

张先生小学基础之博厚及研究之精深，在《旧学辑存》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旧学辑存》收录张先生四十岁以前写成的著作二十种，其中三分之二是关于小学研究的。张先生幼承家学，从六七岁开始读《文字蒙求》，由此奠定一生对文字学的兴趣。到十五岁时已通读《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段注》、《尔雅义疏》等清人小学名著，并作了札记。十七岁父亲去世，他写出了第一篇“自抒心得、撰述考证文字”《尔雅义疏跋》，指出“《尔雅》、《说文》的异同和郝氏《义疏》的不足之处”⑤，可见张先生二十岁以前就掌握了扎实的小学基础知识，这对其以后学术潜力的发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先生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成材，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深厚功力远在一般由学校培养的文史人材之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张先生在小学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概括地讲有三个方面：一是以“识字”为先；二是推重声训，由声类以求字义；三是注重对小学名著进行总结性的校注、疏证工作。清代学者认为，读书做学问首先要“识字”。这里的识字，不是指简单地会读会写常用的汉字，而是指懂得古代文字的形体、声音和意义等多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懂得每个汉字之所以成为这个字的“所以然”。只有具备这种识字功夫，才能进而去治经学、史学和其他学问。张先生在“识字”方面的代表作是《广文字蒙求》。

收入《旧学辑存》第一种的《广文字蒙求》是张先生在四十年代所著，他曾将此书作为文字学教材在大学文、史两系里讲授。书中不仅解说了文字源流、六书义例、字书流别等文字学的基本加识，还吸收了当时一些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例如有关人类起源、社会演进的学说，张先生“用来就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颇有融会贯通之益”⑥。由此可见，张先生治文字学并没有停留在清儒的水准上，而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所创新。

汉字是一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弄清汉字形、音、义三者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则，掌握汉字的意义，是古代语言学即小学的主要课题。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就形以说音义”⑦到清代以前，人们多趋向于“因形求义”。虽然早在汉代刘熙的《释名》已开始“以音说义”，但到清儒才真正盛行“以音求义”的方法。乾嘉学者标榜“以声音通训诂”、“以音韵证字形”，使小学在清代得到长足的发展。汉语的字音结构具有声母、韵母、声调三要素，小学家们在“以音求义”的过程中因路数不同着眼点也有所不同。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着眼于韵母，着重通过古韵的分部来研究汉字的古音古义。另一些学者则注重声母的考察，通过声类的不同来研究汉字的古音古义，张先生取的是后一种路向。

《声论集要·叙》表达的是张先生早年的观点：“余自少即好治文字、声音、训诂之学，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至确至精。年二十四，尝以古韵部居为经，声纽为纬，系录许书，成《说文声韵谱》，益悟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之犹可依据，而双声之理，为用至弘。”⑧在《说文解字约注·自序》里，张先生进一步阐明了“因声求义”的道理：“文字孽乳相生，悉原于声，苟能达其语柢，则形虽万殊，而义归一本，今阐明字义，约之以双声之理。”又说：“尝以为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有是意而后有是声，有是声而后为文象之。故发音部位相同之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清儒治古音者，精于言韵而疏于审声。”⑨

上述两段话，可以视为张先生长期治小学的心得所在。它反映出张先生对汉语文字的起源及其最根本的原理的深刻认识。从发生学的观点看，张先生关于汉语文字的意义——声音——文字三者产生的先后顺序及相互关系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能够在清儒已开凿的大道之外另辟蹊径，在被清儒忽略的地方筑起自己的高楼大厦。张先生不愿穷究韵部之异同而一意贯彻双声之理，不管其实绩如何，这种做法本身已显示出想超越前人和近人的勇气与学识。(www.daowen.com)

研治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对这门学问的经典性著作的钻研，治小学同样如此。中国小学的要籍首推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古今治《说文》者汗牛充栋。清儒王鸣盛在《说文正义·序》中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在清代，《说文》之学（或称许学）成为一门“显学”， 出现了段、桂、朱、王四大家。由于清儒高手对《说文》实施“地毯式的轰炸”，似乎使得《说文》留给后人的“可耕地”大为减少。后人若能对《说文》中的个别字重新解说，已属不易，更不用说重新对《说文》全书进行全面的新注工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张舜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他积四十年心血治《说文》的结晶《说文解字约注》（以下简称《约注》）。《约注》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说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共二百多万字，张先生仅誊清这部书稿就用了三年半时间，大小毛笔写秃了五十多支。这种为了成就宏伟的学术事业而付出的艰苦卓绝劳动的精神，真是可钦可佩。

《约注》一书对历代注许的专著进行了一次总结性的疏证工作，占有资料的全面性是其重要特征。它对历代许学成果兼收并蓄，特别是对清代《说文》学乃至近代金文、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广收博取，与清代四大家“各执一端”的著作相比，可称为“后来居上”。人们公认，清代桂、段、王、朱四大家治《说文》成绩卓著，张先生对他们的得失有一个基本的估价：“清人之从事许学者多矣，论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笃，必推桂馥为首最。段玉裁以识断胜，然好逞己意改字，故论者多病其武断。王筠取两家之书而折中之，所为《句读》，发明甚少，其自得之学，全在《释例》。朱骏声立古韵十八部以统九千余文，自为义例，与许书据形系联之旨异趣。桂、段、王、朱四家之书俱在，必有能辨之者。”⑩这个评价是张先生长期研究许学后所得出的中肯之言，从中可见张先生对清代许学大师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深入其中又能超出其外。

《约注》的全面性还体现在作者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许学大师及许学专著上。近人丁福保纂辑《说文诂林》，对清代许学专著广泛搜集，为治许学者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但却遗漏了不少散见于清人文集、笔记中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张先生由于对清人文集和笔记相当熟悉，因此，他“就涉览所及，择其精义，收入注中”。不仅如此，他还对历代“虽非为许学而作实足羽翼许书”的资料（如《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旁搜博采”，使得《约注》搜取的资料大大超过前人。

《约注》的另一个特征是注释的简约性。衡量一个注本的好坏高低，除了看它在材料的搜集上是否全面外，更重要的是看它在能体现注者识见水平的注释上是否简明扼要。张先生在解释《约注》之“约”时说到：“约一名而含三义： 自宋以来疏释许书之作，无虑数十百家，约其义之精者而论定之，一也；汰陈言之琐碎，祛考证之冗繁，辞尚体要，语归简约，二也（第三义是约之以双声之理，前文已引）。”笔者曾有幸目睹张先生在线装本《说文》上所作的批语笔记，每一页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约注》正式出版时已达二百多万字，张先生实际所写札记的字数远远超过此数。所以如此，这与张先生长期钻研《说文》、对《说文》九千文中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看法分不开。他在辨析取舍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对《说文》的每一个字都尽量提出新的解说。因此，张先生治《说文》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总结性的。

张先生研治传统小学名著，除了《约注》，还有《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异语疏证》等等（见《旧学辑存》中册）。在注释、疏证的同时，也很注重校勘工作。例如，他利用近代影印、刊刻的唐写本《玉篇》残卷所引许书来校勘通行的二徐本《说文》，订正讹误脱漏三百多处，归纳出致误原因三十条例，又指出唐写本《玉篇》残卷本身也有脱误错乱的地方，标举出其致误原因十条例，写成《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一书，并把书中的一些校勘成果吸收到《约注》中，从而增加了《约注》在文字校勘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但张先生并不愿以小学名家。他始终认为小学只是进一步治其他学问的工具，如果停留在小学阶段，那就意味着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张先生七十三岁时在《旧学辑存叙目》中说：“吾早岁肆力于学，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固有次第先后，未尝躐等也。为学而不厚植其基，则无以规远大。吾少时虽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顾不欲尽此而止，以专门名家显于当世。特视此数者为读书之先务，精治而熟习之，大有利于读书耳。苟通此而不博览群书，是犹终身立于门外。”这段话既是张先生为学的经验之谈，又表现出其学术志向的高远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