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哥哥以刑事自诉的形式，将59岁的亲妹妹告上了法院，案由是侵占罪。事情的经过是：哥哥曾于2007年在银行办理了保管箱，内有个人存款7万元的存单及母亲的部分存款，并给妹妹办理了开箱授权。2008年哥哥患癌症，经历了手术及化疗。2010母亲去世后，妹妹将保管箱退掉，但未将哥哥的存单交还，且在哥哥向其索要时予以拒绝。哥哥认为妹妹的行为属于将该款“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情节和手段恶劣，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请求人民法院追究妹妹的刑事责任”。

在此之前，哥哥曾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过民事诉讼，后又撤诉改为刑事自诉。立案前后，哥哥的态度均相当强硬，不接受法官的任何调解尝试。尽管如此，主审法官仍未轻易放弃再次做调解工作的努力，她约请了我和另外一位人民陪审员进行调解。

我首先提出与被告人（即妹妹）接触一下，我是想通过与妹妹一方的接触，了解她对此事的想法，进而判断一下妹妹是如何把哥哥得罪成这样的。与妹妹的谈话约在下午两点开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她的丈夫（某建筑公司的书记）也陪同前来。更令人诧异的是妹妹性格相当内向，谈话三个小时内，她总共说了没有十句话，而她的丈夫却在不停的侃侃而谈。

妹妹承认确有此事，但称钱已还了，是哥哥患病后提出要用10万元钱治病，所以将哥哥的7万元取出，加上从母亲的存款中取出3万元，共计10万元都给哥哥了。妹妹说：“还多给了他3万元呢”。

可是，案卷材料中显示，哥哥打了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母亲10万元”。这张借条的原件如今保管在妹妹手里。这势必让人认为，哥哥的7万元钱没有动，还在妹妹手中。

在妹夫占据了90%以上的谈话时间里，他从未正面回答“借条”的问题，除了强调与妻子一致的观点外，他基本上都是在议论大舅哥的种种不是。至于账到底算的对不对，在他看来不是主要问题。妹夫的这种表现，让我断定这起纠纷并非发生在兄妹之间。然而这也正是调解这起案件的难度所在——本案当事人不起作用，起作用的不是本案当事人。更难的是，这夫妻二人到目前为止，尚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至于是否会被追究刑责，他们还没有任何意识，对于另一位陪审员的调解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www.daowen.com)

至此，我只能采取“单刀直入法”了。我对妹夫说：“如果经审理，此行为构成犯罪，你希望你的爱人为此获罪吗？和亲朋好友怎么交待呀？”妹夫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我继续说道：“此案已立，无论是否定罪，法院必将出一纸裁判文书。如果不想出现这份文书，你们只有两条道可选：要么还给哥哥7万元，哥哥给母亲打的10万借条另行在遗产继承中处理；要么将哥哥写的这10万元的借条撤销，换成3万元的借条……”另一位陪审员补充道：“还有一条：10万借条还给哥哥，多给3万元只当让哥哥治病……”妹夫终于不再强辩，提出给他们时间想想。“此事必须要有个了断！”这是我送给妹妹两口子的最后嘱咐。

一周后，妹夫打来电话，同意将那张10万元借条还给哥哥，以换取哥哥的撤诉。他说：“是刘老师那句话让我醒悟……是呀，这事总得有个了断呀！”

事情有了转机，余下的是我要做哥哥的工作了，因为哥哥一度坚信：既然法院同意立案了，就一定能判妹妹有罪。所以，哥哥能否答应收下借条、撤回对妹妹的起诉还是个未知数。还好，经过与哥哥进行的两轮艰难谈话后，尽管他仍坚持认为妹妹两口子“人品太坏”，但最终还是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在撤回起诉的笔录上签上了自己名字。一起发生在兄妹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缓解。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陪审员抓住了隐藏在纠纷背后的矛盾焦点，穿过深挖症结，借助“非本案当事人的”特殊作用，顺利了结了这起刑事自诉案件。

事后，作为自诉人的哥哥给立案庭、民二庭送来了锦旗，又给我送来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甲区人民法院刑二庭负责同志：您庭特邀甲区人民调解员刘跃新同志，在这桩侵占罪一案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摆事实，讲道理，对被告一方进行了艰苦的政策攻心和法制宣传教育，把这起刑事自诉案件，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社会和谐和稳定，为构建法治国家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在此，我们原告一方特书此信，以表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