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3年8月8日，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在乙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及其父亲在原告席依次落座，北京市公安局乙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端坐于被告席上，法庭正后方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专程前来旁听案件审理的群众。

事件的起因是在当年三月两会召开期间，原告因为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公然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拦截人大代表车队，在现场被强行劝阻之后，受到公安部门的行政处罚。原告对此不服，在诉讼中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庭审中在审判长的把控下，依次完成了各项程序，随着“铛”的一声法槌响过，庭审结束。

走出法庭，我被原告父亲及多名旁听人员团团围住。各种质疑、责难不绝于耳，凭着多年在企业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我感到在场人员中有多名上访专业户，他们的发问，已经超出了案件的范围，直指国家的司法制度，甚至带有某种挑衅。为了平息事态，为了维护人民陪审员的尊严，我在现场一方面据法说理，阐明行政诉讼案件与刑事案件审理的异同之处，另一方面，宣释审判纪律，谢绝讨论案件的相关细节。针对原告父亲向我索取联系方式的请求，我给予了满足。两天之后，原告父亲打来电话，诚恳提出想择日与我会面交谈，慎重考虑之后，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约谈当日，我与原告父子在我的办公室长聊了近三个小时，交谈中我了解到，原告此前曾因在小区内停车时与人产生纠纷，双方在互殴中致对方轻微伤，原告对受到的行政处罚心存不满，认为警方偏袒对方，在屡次信访无果之后，情绪愈发冲动，以致发生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拦截人大代表车队的过激行为。对此，我在向原告父子释明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范围的同时，从一个百姓的角度，讲述自己在小区停车过程中遇到类似争议时采取的处理方法，引导其知晓，警方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原则，不仅看原因，更要看结果，一个不冷静的失手伤人，导致了行为人受到法律制裁，从事件起因上，看似有点冤，但从伤害后果上论，势在必然。我还对原告父子不满社会的情绪进行疏导，我与原告父亲是同龄人，我同他一起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文革前后，党和国家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发展变化，比较了中、西方司法体制的异同之处，从西方国家目前反恐的应对措施谈到我国在两会期间的安保，从做父辈的角度谈子女教育……(www.daowen.com)

尽管不可能以我一己之力，完全扭转他们的认识，但坦诚相见、推心置腹的畅聊，无疑对舒缓情绪、消除对立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原告父子表示，今后会吸取教训，冷静、依法、依规处事。对于两人此前就相关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异议，我也提出了相关建议。握手告别之际，我向二人承诺，会把他们的意见如实地向合议庭转达。

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陪审，使我感悟颇深：根据行诉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行政诉讼案件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行政行为涉及的具体内容，并不是行政案件审理的范围，作为法官当然必须掌握原则，遵从法律规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从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如果人民陪审员能够在调解过程中，以老百姓的身份，有所“越位”，做一些法外说理的工作，往往会收到围点打援、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与该起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的约谈中，当原告大谈西方民主的优越时，我曾毫不客气地反问原告：假如你在人民大会堂的所作所为发生在白宫周边，结果将会是什么？我认为，陪审员在履职过程中的特定角色，使我们在与原告的交流过程中享有比法官更大的自由度，有助于案件地顺利审理。

当然，这是发生在三年之前的一桩案件。从去年开始，乙区法院正式建立健全了人民陪审员与当事人的约谈制度，就约谈程序、地点、谈话记录等相关细节作出明确规定，并将每次开庭前的权利与义务，明示告知原被告双方。抚今追昔，回忆起三年前的那一幕，我隐隐感到，按照现行约谈制度的要求，我还真的有点儿违规操作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