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的母亲有一间产权房，20世纪80年代，母亲去世，舅舅继承了母亲的房产，杨先生从此与这间房子没有了法律上的关系。不料，拆迁来了，如何才能得到拆迁利益呢？杨先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了解与拆迁有关的所有信息。其实他是以这种方法对舅舅施加压力，但在法律上他无法得到支持。

1955年出生的杨先生从小住在北京的一处平房中，这处房子是母亲家的祖产，杨先生和舅舅一家都住在此。1974年由于工作原因，杨先生将户口迁至郑州，1978年迁回来。1986年，他的工作单位分房，需要户口，他又将户口迁到了单位宿舍所在地。后来，杨先生的父母去世，他本想能继承这处房子的所有权，但一方面他不住在这里，另一方面舅舅没有其他住房，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将产权落到了舅舅名下。

在那个年代，房子并不是重要的家庭财产，杨先生已经得到了单位分配的房子，条件比这处平房好很多，还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生活状况比舅舅优越，因此接受了法院的调解。没想到，拆迁来了。北京的房子越来越贵，拆迁补偿也越来越高。工薪阶层如何对抗得了这样的诱惑？

1993年，杨先生舅舅的房子被划定在拆迁范围内。杨先生当然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拆迁利益。于是，在得到单位分配的房子之后，一直努力将自己的户口再迁回这处房子，但户口已经冻结，他的愿望无法实现。

在办理拆迁的过程中，甲区房管局按规定，只能与被拆迁人谈相关事宜。被拆迁人可以是产权人，也可以是使用人。杨先生早已不是产权人，因为不住在这里，也无法证明自己是房子的使用人。他没有产权证、户口本、租赁合同，自然不是被拆迁人，因此，甲区房管局只与杨先生的舅舅办理了相关手续。

2014年6月，杨先生向甲区房管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拆迁许可证及批准文件、相关法规，以及户口冻结的政策依据、拆迁补偿方案等。10月，杨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他不是被拆迁人，拆迁与他没有利害关系，所以不予公开。

杨先生不服，将甲区房管局告上法院，要求他们撤销答复并重新处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公开信息的对象应与此项信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杨先生无法证明这处房子与他有关，甲区房管局的答复并不违法。

从事实上看，杨先生显然是为拆迁利益而来。他在1986年将户口迁出，是要得到单位分配的房子，并且已经如愿，得知拆迁消息之后又要迁回，目的没有达到，就试图换个路径。如果他能从政府公开信息中得知舅舅获得了多少拆迁补偿，对舅舅就是一种压力，没准舅舅能分给他一部分，甚至他的起诉行为本身已经对舅舅形成了压力，官司输赢并不重要。(www.daowen.com)

行政诉讼不解决钱的问题，而经常会有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走不通的情况下，起诉行政部门，敲山震虎，目的是想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这样的诉讼在有关拆迁的事件中很常见。家庭成员之间因利益分配产生矛盾，内部无法解决，或民事诉讼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就会起诉行政部门，诉其或没有依法公开信息，或违法变更了承租人，或拆迁许可证违法，等等。这些只是手段，目的在于能在行政部门或法院的干预下，向拆迁单位多争取到一些利益。

在这类行政诉讼中，原告总是表现得如秋菊一样，要讨个说法，其实他们内心对所谓的说法并没有那么介意。拆迁是一个获得重大利益的机会，家人之间，被拆迁人与拆迁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在所难免。

在北京的旧城改造中，公租房在被拆之前，一般会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承租人。一些老旧的公房，承租人已经去世，其子女有的早已迁居他处，有的没有考虑到要变更承租人，所以许多公房的承租人仍然在去世的父母名下。在面临拆迁的时候，必须要作变更，而变更给谁，谁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承租人的地位就成为家庭成员争夺的焦点。

房管部门是变更手续的承办人，他们为了避免行政行为演变成处理家庭矛盾，也为了使这项工作有严格的、可行的规则，不在事后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设定了几条变更承租人的硬性条件：与原承租人在变更申请之前共居两年以上，是原承租人的家庭成员，有户口、无其他住房，家庭其他成员全部同意变更，并亲自到现场签字确认。以上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才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否则，理论上房管部门可以认定所有人都不符合成为承租人的条件，房子应该被收回归公。关系和睦的家庭没有矛盾，不和睦的家庭会通过起诉房管部门表达自己的态度，甚至达到撤销变更手续的目的。

在民事案件中，尽管情节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常常集中在两种因素上：情和钱。当情感转化成情绪时，理智失去了抑制的力量，钱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与民事案件最大的不同在于，行政诉讼不处理钱，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点恰恰是普通百姓很难用生活常识与人生阅历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在庭审过程中，经常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形。

西谚说：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庭审审的是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虽然书证只能证明事件的表象，也许与本质的真实并不一致，但没有证据的说法却无法得到支持。我在陪审的过程中，常常有探究背后故事的冲动，但却不能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而影响了法庭正常工作。这会让我感到遗憾，因为生活是复杂的，没有多少事情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每个走上法庭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不同的故事演绎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让我从中看到今天与昨天的不同，而相同的则是所有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无论是用什么形式表达。这一点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判断是非对错，更在于以此推动法治建设。能够在其中发挥一点点作用，我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