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先生2007年患耳疾，经治疗痊愈。2009年再次患病，同样是耳疾，但不是同一种病。在医生问诊时，南先生自然会讲到前一次患病的情况，医生也作了记录。经过这次治疗，病没有治好，听力还受到损伤，南先生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他告医院有过错，申请作医疗鉴定；对鉴定结果不认可，投诉鉴定机构；对投诉处理答复不满意，将司法局告上法庭。但南先生一步步地远离了自己的目标。

1952年出生的南先生是沈阳人。2007年他因患外耳道湿疹就医，经过多次治疗痊愈。2009年，他觉得耳痒，再次就医，就医时，向医生告知了以前的疾病。医生作出诊断，并用药物进行治疗，结果却非但没有治好，反而耳道开始有脓水流出，听力越来越差。南先生在沈阳看了三家医院都没能治好，于是转到北京的医院。

北京G医院的诊断结果与沈阳医院不同，南先生终于在北京的医院治好了。但痊愈之后听力却大不如前。2011年南先生要求对沈阳医院的治疗作医疗事故责任的司法鉴定。通过法院摇号，选定了F司法鉴定所作鉴定。直到2013年鉴定结果才交到南先生手中，结论是医院存在误诊、误治的问题，对造成南先生的听力障碍负有轻微责任；并鉴定南先生在本次治疗前听力残疾程度为10级，本次治疗后，达到8级。

南先生对该鉴定结果不服，且鉴定时间过长，同时认为是以他就医时的主诉，即2007年患外耳道湿疹的情况为依据，并且以医生偷改过的病例为鉴材，故意作出虚假鉴定，向北京司法局投诉。司法局接到投诉之后，很快查明情况，作出了答复，指出鉴定过程是合法的，没有发现南先生所说的故意造假行为，至于医学专业上的问题和鉴定结果，不是司法局处理范围，建议南先生起诉鉴定所，或请鉴定所到法庭上作证。南先生不服答复，将司法局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答复。

法庭将鉴定所追加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第三人对鉴定时间过长作了解释，称鉴定所在北京，当时已经告知南不作外地的案子，但南执意在这里作，他们只能接受，并且已经向南明确需要排队等候，时间会比较长，南也接受了。南所说的既往病史并不是他们作鉴定的主要依据，南将病人的主诉与医生的诊断混淆了。另外，并不存在医生偷改病例的情况，因为病例手册始终在南先生手中，医生根本无法偷改。病例上的确有医生增加的诊断内容，那是因为南先生要转院，医生必须将病情写清楚。

作为此案的陪审员我认为，普通百姓起诉行政机关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方向错误。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所有的指向都对准了另外的目标，一般来说是最初产生矛盾的一方，在本案中是出现诊断错误的医院，即原告认为给他造成损害的一方。行政机关审查的只是鉴定所作出的结论是否在程序上违法，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质，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审查。对于鉴定结论对错与否的审查，不在他们法定职权范围，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他们根本无法辨别。(www.daowen.com)

在本案中，南先生如果没有以民事纠纷起诉医院，或是鉴定机构，其请求是很难得到支持的。而原告之所以不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其实也是明白赢不了。在专业问题上，病人与医院，病人与鉴定所信息不对称，他们会各说各的理，原告就想找一个公正的中间人，于是找到行政机关，没想到行政机关不向着自己说话，就再找一家中间人，即法院。但结果是事情的走向偏离了他的本意。本来是要追究医院的责任，变成了追究鉴定所的责任，最后成了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

由医疗纠纷引起的诉讼大体上都是同样的路数。病人或病人家属是原告，他们认为医院在治疗中有过错，先对医院进行民事起诉，经过司法程序，在法院的主持下选择一家医疗鉴定机构，对医疗事件进行鉴定。如果原告对鉴定结果不满，有的恶补专业知识，以证明鉴定过程和结果没有科学依据；有的则寻找鉴定机构与医院恶意串通的蛛丝马迹，以证明鉴定违法。然后，他们会向司法局举报。至此，他们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轨道，并且越走越远。

司法局不具备撤销鉴定结果的职权，作出的答复不是原告想要的，自然无法令其满意，于是原告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定司法局没有依法履职，或判令其重新作出答复。

同样的，法院也不审查鉴定结果，只审查司法局是否依法完成了所有的规定动作。所以无论输赢，恐怕都不是原告的目的。原告想知道的是事件本身哪里错了，而被告只能回答做事的过程是否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