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35年的老刘头和生于1953年的甘女士相识于黄昏的街头舞场。舞步交错间盛开了一朵危险的爱情之花。凭着这份感情，老刘头向甘女士借了11万元钱，之后再也不提归还的事。甘女士多次索要无果，深感上当受骗，最初的激情也变成了无情。她带着复杂的心情将老刘头告上法庭，要求其归还这11万元钱。

走上被告席的是一对市井老夫妻，被告是老刘头，老太太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代理人。两人都是一身深色冬装，显得有些臃肿。老刘头似乎眼神不好，由老太太扶着，听力也差，整个庭审过程中都要由老太太为他重复法官的问话。两人的神色中都带着愤怒和理直气壮，尤其是老太太简直霸气侧漏。原告席上坐着一对小夫妻，他们是甘女士的女儿、女婿，也是她的代理人，代理甘女士向老刘头索要欠款。

甘女士本人没有进入法庭，独自躲在法庭外的一个角落里，压低的帽子遮住了脸。她既想知道里面的情况，又不愿被那老夫妻看到。此刻的她，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

原告和被告是一对相差18岁的男女，各自都有家庭。两人在1998年广场跳舞时相识，并发展成暧昧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女方家中有生意，经济上比较富裕，时常通过银行汇款及现金方式给男方钱。在这样的关系中，金钱常常是爱情的表达，也会是矛盾的起因。

一次，老刘头以自己的孩子急需用钱为由向甘女士借了11万元现金，并且写了借条，并以老党员、老工会干部的身份证明自己的道德水准，之后却以种种借口不肯还钱。甘女士的丈夫和女儿渐渐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女儿甚至很不客气地到老头家中索要借款，无奈老刘头又写了一份还款保证书，但仍然不按承诺还钱。

一来二往，甘女士丈夫因为受不了这份羞辱与她分居。甘女士感到两人已恩断义绝，上当受骗的感觉远远超过了曾经的爱情，即使老刘头不算骗色，也该算骗钱吧。于是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老头返还这11万，至于几百上千的小额款项就自认喂狼了。

法庭上，老刘头一口咬定从没借过这11万，借条和还款保证都是在胁迫下写的，是因为甘女士要求他离婚，然后两人一起私奔，如果不同意就要写借条，他不得不写下这个没有事实的借条。还称，写那份还款保证时，身后有好几个大小伙子盯着，他们都是甘女士的女儿找来的。老刘头甚至神情坦然地讲述着与甘女士有不正当关系，毫无羞耻之心。他身边坐着老太太解释说：“2003年之后没联系，没再做过男女之事。”老太太还气愤地指责女方敲诈，不要脸。

对女方出示的多张银行汇款凭证，老刘头都认可。老太太却说，他俩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老刘头也为甘女士买过东西，花过钱。(www.daowen.com)

合议庭认定，老刘头事实上拿了这11万，也许是没钱还，也许是不想还，所以否认。被胁迫的情节没有证据，法庭不予采信。事实到底怎样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法律只认证据。

实际上，这两个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家庭都不正常，有金钱损失的一方也不值得同情。他们彼此都保留着对方发来的关于这笔钱的短信，女方更是保留着银行的汇款单，这些都是呈堂证据。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两人没有多少真情。所以当矛盾爆发之后，给外人看到的除了恶心，什么都没有。

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一直压抑着内心对他们双方的鄙视和离开法庭的冲动。我在告诫自己，我是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不是道德的审判官，必须冷静而理性地审查证据是否真实、合法，对其行为的对错不作判断。

这恰恰是法与情的不同之处。

人民陪审员首先要戒除的就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如果从道德的角度看，法院就是人性恶的博物馆。同时还要戒除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因为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的是非曲直、矛盾纠葛，陪审员无法在短时间内了解清楚。

我曾经问过法官：你们每天浸淫在这样的矛盾纠纷之中，会不会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们的回答让我很振奋：我们每天处理这些矛盾，就是为了向社会昭示什么是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