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詮釋《易》辭、追尋其德的第三種方式是從爻辭入手來進行。我們先看一下它在帛書“易傳”中的分布。其中《二三子問》篇有:《乾》之初九、上九和其他四爻;《坤》之上六和六四(還有初六、六二、六三);《蹇》之六二;《鼎》之九四和上九;《屯》之九五;《同人》之初九和六二;《大有》之六五;《豫》之六三;《中孚》之初二等。在帛書《繫辭》傳中孔子論及的爻辭有:《中孚》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大過》之初六;《謙》之九三;《解》之六三和上六;《咸》之九四;《困》之六三;《噬嗑》之初九等。《衷》篇論及到的有:《乾》之上九以及集中對各爻的詮釋;《大過》之九三;《鼎》之九四;《姤》之上九和初六;《漸》之九三;《屯》之上六;《坤》之各爻辭等。《要》篇論及的有:《否》之九五;《鼎》之九四;《益》之上九;《復》之初九等。《繆和》論及的有:《涣》之九二和六四;《困》之六三;《豐》之九四;《屯》之九五;《中孚》之九二;《謙》之初六;《歸妹》之上六;《復》之六二;《訟》之六三;《恒》之初六和九三;《坤》之六二等。《昭力》論及的有:《師》之六四和九二;《大畜》之九三和六五;《比》之九五;《泰》之上六;《乾》之初九等。

根據孔子在上述帛書“易傳”中對一些爻辭的詮釋和對爻德的追尋,結合傳世文獻《文言》,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對《乾》《坤》兩卦的爻辭都有詮釋,并且主要集中在帛書《二三子問》和《衷》篇中。《文言》中記載了孔子對《乾》的六爻之德的詮釋。這説明孔子不僅重視《乾》《坤》兩卦的卦德,而且也重視它們的爻德。^[17]現將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釋列出并對比一下。

孔子對《乾》卦爻辭的詮釋

续表:

续表:

按照以上孔子的詮釋和追尋,我們可以强調幾點。第一,孔子對《乾》卦的爻辭最 重視,這也符合孔子説的《乾》和《坤》是認識《易》的門户這一主張。正因 如此,他對《乾》卦爻辭的詮釋也最多;第二,在不同文本的記載中,孔子對同一爻辭的詮釋有多少、繁簡之异。簡單的是一句話,稍繁的是一段話。孔子對《乾》之六爻爻辭及其德義的詮釋也是有繁有簡,有多有少。如在《衷》篇中,孔子對《乾》的爻辭的解釋,有的非常簡要,如説“匿也”“德也”“用也”和“息也”“隱[而]能静”“[見]而[能]上”等,但也有解釋稍多的。如在《文言》中,孔子直接用“德”去看待“龍”和“君子”的特性及活動;第三,就其基本傾向來看,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釋整體上有一致性。如對“潜龍勿用”的詮釋,《二三子問》用“行滅”、《衷》用“匿”和“不可(有 )”、《文言》用“龍德而隱”,都旨在强調“潜龍”没有適當的時機,它衹能沉潜、隱伏以等待時機。如對“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的解釋,《二三子問》用“務時”而又有“静”,《衷》用“用”而“息”,《文言》用“進德修業”而“因其時而惕”等,這都是强調人一旦有了時機就要積極行動,同時又要小心謹慎;第四,孔子在不同文本中對《乾》卦爻辭的解釋,整體上説明了龍德的表現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從待時而静、因時而動到動極而過。這同孔子在《二三子問》中孔子贊美“龍德”以多變著稱相一致。

孔子對《坤》卦爻辭的詮釋

续表:

除了《乾》卦,孔子對《坤》卦爻辭的詮釋也是最多的。這説明第一,孔子也重視《坤》卦爻辭的德義。衹是,《文言》中不是記載這是孔子對它的詮釋;此外,《二三子問》記載的孔子的解釋用的是“孔子曰”,《衷》用的是“子曰”。第二,同孔子對《乾》卦爻辭的解釋類似,他對《坤》卦爻辭的詮釋也是有繁有簡。如在《衷》中,孔子解釋“含章可貞”,説這是“言美情也”;解釋“括囊,無咎”,説這是“語無聲也”。孔子衹用了幾個字,要言不繁。與此同時,在《衷》中孔子的解釋則稍微複雜點,《二三子問》也是如此。如孔子解釋“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先是從總體上説明,然後又分開説。第三,孔子對《坤》卦爻辭和德的解釋,强調其文采、文静、柔和、慎言等價值。

在帛書“易傳”中,孔子對其他卦爻辭的德義的詮釋,涉及許多不同的美德。正如我們上面所强調的那樣,孔子詮釋《易》的德義和道義主要是就君子特别是就執政者而言,其所説的德也集中在君子之德和君主之德上。同樣,孔子對《易》卦爻辭的德義的詮釋也是如此。概括起來,我們可以强調幾個方面。第一,《易》主要是 了成就君子之德,成就君王之德。顯然,缺乏美德的人,他即使有其位也不能安於位。如在《要》篇中,孔子提出“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這一論斷之後,引用《易·鼎》卦九四爻辭“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詮釋説這是“言不勝任也”。人 了能够勝任其位,以德配位,那他就要不斷積德,厚其德。如在《繆和》中,對於《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詮釋説,這是以高位而謙讓卑下,禹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禹之取天[下也],當此卦也。禹[勞]其四肢,苦其思慮,至於手足駢胝,顔色[黎墨,□]□□□而果君[天]下,名號聖君,亦可謂終矣,吉孰大焉?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不亦宜乎?”

第二,孔子對《易》卦爻辭的詮釋,强調“知幾知微”,强調知時、得時。在帛書《繫辭》中,孔子主張“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他詮釋《豫》卦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説:“介於石,毋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傳世本《繫辭》所記孔子的這一段話與此相比有差别,主要在於“君子見幾而作”這一句前,還有孔子的這幾句話“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在孔子看來,人善於認識事物的先兆(“幾”)、端倪,善於認識事物微小的變化(“微”),他就能够把握住時機而行動(“見幾而作”)。孔子對《涣》卦九二爻辭“涣奔其機,悔亡”的解釋,同樣將它同“時機”聯繫起來:“涣者,散也。奔機,幾也,時也。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福至而能既焉,奔走其時,唯恐失之。故當其時而弗能用也,至於其失之也,雖欲 人用,豈可得也哉……聖人知福之難得而奔也,是以有矣。故《易》曰:‘涣奔其機,悔亡’,則[□]言於能奔其時,悔之亡也。”(《繆和》)人掌握了時機,他就是“得時”,他就獲得了機會。但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得時處順,又需要有憂患意識,以防事物轉向反面。孔子説:“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要》)在孔子看來,《否》卦九五爻辭“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説的也是這個道理。

第三,孔子從爻辭中去探尋如何建立良好的君臣關係。在此,孔子强調君王首先要有厚德,要以此來贏得臣僚的忠誠。孔子説:“夫《易》,上聖之治也。古君子處尊思卑,處貴思賤,處富思貧,處樂思勞。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長有利,而名與天地俱。”(《繆和》)但君主如果像《屯》卦九五爻辭説的“屯其膏”那樣,那就是“自潤者”,他就有凶險:“夫處上位者,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小之猶可,大之必凶。”因此,君主要厚待臣,要同臣分享利益,要像《中孚》九二爻辭説的那樣“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大臣們能得到他們應有的利益:“夫爵禄在君、在人,君不徒與,臣不[徒受。聖君之使]其人也,訢焉而欲利之;忠臣之事其君也,歡然而欲明之。歡訢交通,此聖王之所以君天下也。”(《繆和》)這樣,他們就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君臣關係:“夫明君之畜其臣也不虚,忠臣之事其君也有實,上下通實,此所以長有令名於天下也。夫忠〈惠〉言情愛而實弗隨,此鬼神之所疑也,而况人乎?將何所利矣?[故]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此之謂也。”(《繆和》)與此同時,君主還要提防那些圖謀不軌的大臣。《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的話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黨。”據此,孔子反對結黨。與此思想一致,對《涣》卦之六四爻辭説的“散涣其群,元吉”,孔子指出結黨是亡國敗家之法:“夫群黨朋族,□推以[□□□□□]比周相譽,以奪君明,此固亡國敗家之法也。”對此,明君要做的是嚴禁結黨。一旦有結黨,就要消除它,這纔能吉祥:“明王聖君之治其臣也不然。立 刑辟,以散其群黨;設 賞慶爵列,以勸其下。群臣、黔首、男女,夫人竭力盡知,歸心於上,莫敢朋黨,恃君而生,將何求於人矣?其曰‘涣其群,元吉’,不亦宜乎?”(《繆和》)

孔子通過《易》爻辭追尋德義的内容非常廣泛,這裏衹是考察了其中的幾個方面。再回到孔子對一些卦辭德義的追尋,孔子對《易》整體特性和德義的考察,我們就看到了孔子詮釋《易》德的一幅豐富多彩的圖畫,并由此也擴大了我們對孔子倫理世界的認知。

【注释】

[1]王中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孟子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東周儒道哲學、出土哲學和思想文本、近現代中國哲學等領域的研究。

[2]有關這方面參閲廖名春的《從帛書〈要〉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和《帛書〈要〉與〈論語〉“五十以學”章》,載《帛書〈周易〉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30、138—145頁。(www.daowen.com)

[3]參閲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44頁。

[4]參閲廖名春的《帛書〈繆和〉〈昭力〉簡説》,見《帛書〈周易〉論集》第34 7—35 6頁。雖然更多的人傾向於這樣認 ,但提供的論證都是間接性的,説服力很弱,不能否定文本自身中的直接證據。

[5]在早期儒家思想的傳承中,整體上孔子弟子(或加上再傳弟子)將孔子的言論稱之 “子曰”“夫子曰”,使“子曰”“夫子曰”的用法,變成了“專門”的用法。除此之外,同孔子没有直接師生關係的孟子、荀子引用孔子的言論,用的幾乎都是“孔子”。這一現象絶不能簡單地以“依托”或所謂“導師之言”來一筆勾銷。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説,傳世的和帛書“易傳”類文本不是一時一地的産物,但其中以“子曰”“夫子曰”記載孔子言論的作品,不能推到戰國晚期之後。帛書《繆和》和《昭力》中記載的孔子弟子,雖然不在已知的80位左右之内,但由於孔子的弟子非常多(雖然不一定有三千多),他們也很有可能是其中的幾位。

[6]衹是這裏的記載是子貢問、孔子回答。張政烺解釋説,《繆和》的記載是原始形式,記載 子貢與孔子的對話是被改變的結果。參閲張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3頁。

[7]有關帛書“易傳”的釋文和注釋,參閲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修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9—317頁;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第370—400頁;劉彬:《帛書〈要〉篇校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張政烺:《張政烺論易叢稿》,第150—292頁;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542頁;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三),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0—152頁;等。

[8]有關孔子通過《易》追尋德義的問題,參閲朱金發:《由君子“恒德” 到“觀其德義”——〈易傳〉和〈帛書易傳〉的心性觀比較》,《哲學研究》2015年第7期,第64—69頁;丁四新、李攀:《論馬王堆帛書〈要〉篇“觀其德義”的易學内涵》,《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39—45頁;等。

[9]李學勤將孔子晚而好《易》的時間確定在結束周游歸魯之後的短短幾年中。參閲李學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載《周易經傳溯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4頁。但實際上恐怕不是這樣。在這個時間内,孔子已經安居了,這雖然可以解釋“居則在席”,但不能解釋“行則在囊”的情况。

[10]有關文王從《易》推演“道德”(“演德”)參閲姜廣輝:《文王演〈周易〉新説——兼談境遇與意義問題》,《哲學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72頁。

[11]參閲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上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1頁。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殺也。”(《説苑·敬慎》)

[12]帛書《要》篇中更具體地説明了《周易》的創作背景:“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13]早期儒家對“六經”的傳述和解釋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從整體上認識和概括每部經典的意義。有關這方面,參閲王中江:《儒家經典詮釋學的起源》,《學術月刊》2009年第7期,第31—39頁。

[14]帛書《衷》記載:“子曰:《易》之義,萃陰與陽,六畫而成章。曲勾焉柔,正直焉剛。六剛無柔,是謂大陽,此天[之義也。□]□□方。六柔無剛,此地之義也。天地相率,氣味相取;陰陽流形,剛柔成體。萬物莫不欲生而惡死。會三者而始作《易》,和之至也。”“子曰:萬物之義,不剛則不能動,不動則無功,恒動而弗中則亡,此剛之失也。不柔則不静,不静則不安,久静不動則沉,此柔之失也。”

[15]在今本《繫辭》中,孔子是這樣描述乾、坤之德的:“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16]《二三子問》還記載説:《卦》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孔子曰:“此言]好善不伐也。夫不伐德者,君子也,其盈如不□□[□□],是一舉而再説,其‘有終’也,亦宜矣。”

[17]在《二三子問》中,孔子特别贊揚了“龍”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