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的征收，不仅为地方政府财政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还为当地城市的发展、经济资源的分配以及人口分布带来了影响。财产税曾在美国历史上被评为“最差的税种”，但没有哪一个税种能像财产税这样一直在各种舆论声中保持了这么久的历史，因此，财产税对经济、对社会带来的最终影响肯定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扩张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政策问题，长途通勤、交通拥挤和城市边缘地带农用地的快速消失让很多人担心城市正在过度扩张。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空间城市增长是若干本质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人口的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从而激励了建造大规模房屋的要求。另外，城市空间扩张也是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高速公路）大量投资的自然结果，这减轻了通勤者的压力因而鼓励了郊区居住。经济学家称，城市增长的过程不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除非上述本质因素由于市场失灵而遭到扭曲。而使用财产税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造成上面提及的过度发展趋势的部分原因。

财产税中土地部分在静态的环境里对资源配置没有影响，对资本部分（比如建筑物部分）的税收却会降低均衡水平下开发商对建筑物数量的决策。所以，在单纯土地税下，相当于对建筑物的税率设定为零，此时，土地开发会比在财产税下更激烈（Brueckner，1986；Case和Grant，1991；Oates和Schwab，1997；Mills，1998；Nechyba，1998）。

对于居民建筑物，在财产税体系下，较少的单位建筑投入意味着开发商建造较矮的房屋，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建筑面积也较少。如果说，每幢楼的居住单位面积大小基本不变，那么高度较低的楼人口密度就低，因为在每英亩上居住的家庭数量较少。但是如果一个城市需要容纳一定的人口总数，低密度意味着这个城市要占用更大的面积。因此，如果降低土地利用的密度，财产税会促使城市扩张，同时地租在中心城市会相对较低，而在郊区会相对较高（Steen，1987）。Oarlton（1981）和LeRoy（1976）从空间角度对财产税的部分作用进行了分析，它不对称地影响着城市中的特定区域，带来了分布上的不公平且扰乱了居民和工业选址的类型，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财产税对城市扩张的影响。O'Sullivan（1985）对财产税的空间效用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财产税减小了城市土地面积、人口、就业密度和人口密度，但是在他的模型中不能明显地看到扩张力如何作用。Mills（1998）使用不含居民财产的商业导向模型研究了财产税的空间效用，所以上面的推理在这里不适用。Arnott和MacKinnon（1977）提供了纯粹居民模型的模拟分析结果，但是使用的非标准化模型让其有失客观性。Brueckne发现在财产税体制下，对建筑物收税，促使土地开发强度下降，导致城市空间扩张以容纳其人口。因为造成的扩张结果是社会福利的流失，分析显示，财产税导致不良的城市扩张，它阻止了城市改善、投资建设和改善家庭，而且它还阻碍了有序的发展和规划（Kelly，1987）。转向土地税体系可以消除这个潜在的扩张因素。如果产生的税收负担在公共基础设施边际成本之下，财产税人为地使城市开发显得便宜，过度开发于是产生，使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积超过社会良好水平。(www.daowen.com)

在美国波士顿，在第22号提案之前，几乎所有市政服务都是由地方辖区的财产税收入融资的。随着城市成熟，高收入的白种人向郊区搬离，留下低收入的家庭，房产存量从而分流。Bradford，Malt和Oates（1969）认为，每个单位的消防和犯罪保障成本急剧上升。城市内的学校质量下降，但是因为支付差别补偿来吸引教师，学校却变得更昂贵。这些因素导致了城市内财产税收的上涨。当然，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娱乐但却居住在郊区的人并不需要支付警察、防火或是其他类型消费的服务。这只是财产税平等性的概念，并不一定是有效性概念。在波士顿中心城市，财产税税率在第22号提案之前大约是6%，是相当大的资本税负。在郊区税率是2%～2.5%，所以对于同样的服务在波士顿市税率是郊区的3倍。

（二）对经济的影响

任何一个税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消费、储蓄、投资以及资源的分配。在出租的住宅和办公室上的投资对财产税是非常敏感的。住宅成本包含了一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财产税进行的融资，所以财产税可能会对住宅投资产生副作用。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期，财产税的增加可能会对全国的收入和雇佣水平产生负面效果（Ford，1951）。Morton（1956）指出，正是由于财产税才产生了20世纪30年代建造房屋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房屋稀缺的局面。财产税收每单元的增加会导致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购房数量的下降。财产税会对房屋的价格带来影响（Ihlanfeldt，1984；Guilfoyle，2000）。

Sullivan（2000）认为越接近市中心，住宅投标租金函数税前和税后的差距越大。财产税的征收不仅实现了地方财政的需要，还对城市扩张、土地用途的分配和转移、房屋价格以及资源分配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