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专门进行商业养老保险及其产业链的研究较少，国外相关经验介绍的文章较多；分别研究养老产业和寿险产业的较多，将商业养老保险及其产业链与养老产业结合起来研究的较少；概括性地研究寿险公司如何投资、介入养老产业的较多，从产业链的角度研究如何投资、介入养老地产、老年金融服务等则更是少见。

（一）产业链概念国外较少使用，产业链延伸的内涵界定不统一，但分歧不大

当前国外学术界较少使用产业链的概念，大多以生产系统、价值链、供应链来表述，Fredriksson，Lindmark（1979）提出了“生产系统”的概念，认为生产系统由生产某种产品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联系所组成。Michael E.Porter（1985）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作为企业分析自身竞争优势的基本工具。Houlihan，John B.（1985）提出并详细分析了国际供应链管理。

但是产业链的思想最早来自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关分工的论断。马歇尔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可谓是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Houlihan（1988）认为产业链是从供应商开始，经生产者或流通业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物质流动；Stevens（1989）将产业链看作是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组成的系统，其中贯穿着物流和信息流；Harrison（1993）基于价值网络概念，将产业链定义为采购原材料，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将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络。龚勤林（2004），徐丽芳（2008）都认为产业链延伸是将一条既已存在的产业链尽可能地向上下游拓展延伸。龚勤林（2004）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产业链延伸，认为产业链延伸是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整合，地域空间和产业空间上重新构建与调整产业链环的联结状态，突破了原有产业、部门、地域约束。孙理军、方齐云、郑晓军（2006）将产业链延伸定义为运用新的竞争思维模式以及寻找全新的市场空间机会，企业跨越边界去发现那些真正体现价值创新的领域，依靠资产的商业潜力去参与价值创新网络和新的生产交易系统。

（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现状

1.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是完善社会保障的重要工具，其发展应当得到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Larry Wilmore（1999）最早提出了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理论，并认为第三支柱应当由私营部门管理，是一种由个人缴费、自愿参与的养老保险，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必要补充。李绍光（1998）认为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平滑生命期的收入、家庭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或转移支付的重要手段。宋晓梧、张中旭（1997）认为商业养老保险是以保障被保险人退休以后生活为目的，虽然经办机构是人寿保险公司，但是政府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应当有一定的扶持、鼓励政策和措施，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保险并不等同。宋映梧（2001）、耿志民（2000）、王洪春和张占平（2005）、董毅和冯铭文（2009）也都提出应当给予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税收优惠，以激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发展。

2.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受收入水平、人口、社会、教育及社会养老保险等多重因素影响。

Dale B.Truett和Lila.J .Truett（1990），Browne Mark J.和Kihong Kim（1993）对美国和墨西哥的寿险需求研究发现，保险需求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对寿险保费收入也有明显的影响。Carsten Henning Schlag（2003）认为，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产品定价、产品广告以及销售渠道会对保险实际需求产生影响。陈正阳、纪冰、俞自由（1996）、郑祎华（2002）认为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因素有：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社会保险与福利、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等。卓志（2001）、孙德伟（2008）、夏益国（2007）、李艳荣（2005）、曹乾、何建敏（2006）也证实了人均GDP或收入和教育水平与地区的寿险需求呈正相关性。石宇（2008）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挤出效应，可能抑制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发展。

3.目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应从宏观政策支持与微观战略创新两个方面增进发展。

王宪章（2007）表示从总体来看，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仍远低于国际水平，2008年我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大约是431元，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10，为美国的1／70，亟待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总体规模水平。任睿娥和张亚明（2007）、冯晓增（2008）对保险税收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政策对商业人寿保险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徐文虎和张仕英（2003）、赵荣（2005）、李艳荣（2005）、蒋丽君（2007）认为养老保险公司应当利用市场细分方法来确定公司战略任务和目标，制定市场策略，开发适用性的保险产品，提高公司内部管理水平。苏华、肖坤梅（2008），张承惠（2009），冯晓增（2008）和林天义（2007）则从商业保险发展环境论证，提出政府应当从宏观环境、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方面支持商业保险发展。

4.未来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新环境与社会多元化需求。(www.daowen.com)

宋国宏（2008）认为人口老龄化给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应创新发展模式，积极配合国家规划、社会需求及个人需要。季盼盼（2008）认为商业养老保险要支持多层级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提高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对企业年金进行规范化经营管理。余利民（2009）认为我国目前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宽、社会化程度偏低、运行效率不高，商业保险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并提出法律制度上的地位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和与基本养老保险协调共存是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举措。张健（2010）认为寿险公司应该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参与“第一支柱”建设，利用企业年金发展大力推动“第二支柱”发展，丰富养老保险产品与老年服务，巩固“第三支柱”的核心地位。陈永佳（2010）通过对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情况的实际调研，提出商业养老保险未来必将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张敏杰（2010）认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在未来要完成由单一产品向综合产品转变，由赡养产品向照护产品转变，由给付型养老服务向实体型转变，养老内容由救助型向福利型转变。朱佳（2010）则提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要适应未来以居家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为辅的格局，通过确保老年人收入来源、建立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大力支持老龄产业三方面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三）产业链延伸带来增值、整合、协同、集群等效应，推动产业的发展

从成本方面来看，Coase（1937）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Klein（2004）指出，由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已经成为研究组织安排的标准分析框架，这一分析范式不仅解释了企业为何存在，而且解释了一个企业是应该选择自己生产投入品，还是应该从其他相关环节中采购，或者与某些特定生产商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Arrow（1975），Crocker（1983）、Williamson（1975）和其他学者也认为一体化是一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的方法，它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带来更大的价值。Rey，Seabright和Tirole（2001）指出，两个环节的两种产品的生产可能具有规模经济性，学习效应也有可能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溢出。因此，由技术因素推动的纵向一体化降低了纵向相邻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赵绪福（2004）也对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效应与拓展优化以及基于产业链长短的粮棉比较分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刘贵富（2006）提出从企业视角考察，产业链具有整合效应、竞合效应、协同效应三大效应。从产业视角考察，产业链具有增值效应、学习效应、创新效应三大效应。从社会视角考察，产业链具有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祸合效应、集群效应、品牌效应、示范效应六大效应。史晋川（2004）指出，一体化所有权有助于解决专用性、互补性物质资本的投资问题。

（四）我国寿险公司介入养老产业有着自身的优势

兰东娟、宋军刚（2011）通过分析当前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国家对于寿险公司介入养老产业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寿险公司资金运用特点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养老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需求；欧新煜、赵希男（2013）通过SWOT分析和与其他投资主体的竞争优势相比较的结论表明，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在品牌声誉、资金实力、客户资源、配套及资源整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张绪风（2001）、许谨良（2004）、宋秀梅（2010）、岳彩虹（2010）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寿险公司，是养老金资产的主要管理者和重要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寿险公司作为重要的退休金计划管理者，不仅销售团体延期年金和合格个人退休金账户（IRA）的个人退休年金，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退休金账户资产进行管理和投资，退休金账户资产可投资于股票、共同基金、债券、不动产和短期货币市场，提供养老保险年金给付转化为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的养老服务，能够满足老年人对高端养老一站式服务的需要。

（五）产业链延伸的策略的选择应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适度地进行企业边界调整

Teece，Pisano和Shuen（1997）指出当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决策主体的有限理性对企业的影响显著时，曾经对企业非常有效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现在可能成为企业竞争的负担或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和分析框架：首先是“动态”，即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胜任的能力，如整合重构内外部组织技能资源的能力。其次是“能力”，是指战略管理在更新自身胜任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Penrose（1959）提出了著名的“Penrose效应”，认为企业是“一个自动的管理计划单元”，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建立在集体知识累积性增长基础之上的演进过程。但是，源于管理能力扩张的企业边界扩张并不是无止境的，经营管理层在能力和效率方面的局限（管理服务）阻碍了企业的成长。Barney（1991）认为企业是资源的有机组合体，包括企业所控制的、能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以提高效率和效果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程序、企业品质、信息与知识等。Barney（2003）指出，就单个企业建立和维护持续竞争优势而言，并非所有资源都具有战略相关性，只有满足了异质性和不可流动性的资源才构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组织中的累积性知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技术流的学识”，企业内嵌化的具有范围经济效应的知识和组织技能需要有一定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技能等无形资源为基础。杨瑞龙（2005）指出，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其内在的资源、能力和知识是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基础。

（六）产业链延伸受政府政策、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应考虑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以及介入行业的成熟度

Stigler（1951）指出了政府的规制政策对于企业一体化战略和企业边界的影响。在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边界，尤其是以纵向一体化和分解表现出来的企业纵向边界的变化可能会显得具有阶段性特征。Clemons和Row（1992）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遍应用，企业的交易费用将得到巨大节约，致使企业更加依赖市场达成交易，从而缩小边界。Hitt（1999）通过对1987～1994年间美国财富1000强中的549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信息技术投资额的不断增长，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行为越来越少，边界不断缩小。与之相反，Gurbaxani和Whang（1991）认为，相对于市场交易成本而言，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节约尤其明显，从而促使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边界进一步扩大，还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将促进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向长期合约、战略联盟等中间组织形式转移。Afuah（2003）认为信息技术在企业应用过程中所发挥的信息效率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能够有效地节约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和市场协调成本，至于两者节约幅度的高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边界变动方向，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产业关联的方式是指产业部门间发生联系的基础，以及产业间相互联系的不同类型。分为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三种情况。Hirschman（1958）指出，关联效应较高的产业能够对其他产业和部门产生很强的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并依次通过扩散影响和梯度转移形成波及效应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徐丽芳（2008）认为产业链延伸存在三种策略：向上延伸策略，上游企业的部分职能分离出来，向上拉伸产业链；横向拓展策略，产业链网状结构的发展，核心资源价值的深度开发；向下延伸策略，主要是以产品为基础提供增值服务，开发相关的衍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