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流行”系列课程是在2012年荷兰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设置的。想象IC是这项活动的发起者，并邀请瑞华德学院加入。想象IC位于多元化的阿姆斯特丹东南地区，在都市的这一区域，日常文化的动态性和遗产工作的现实都未能很好契合该公约的思想和方法。

因此，作为组织者，我们选择跟随阿利维扎图（Alivizatou， 2012），明确全球化是刺激与滋养跨文化创新的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我们认为，这个城市的多样化特征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克服某些对文化实践和社区的刻板观念。迪比茨和威廉森（Dibbits and Willemsen， 2014）设想应该由社区的日常生活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而不是听任其他因素决定。

第一期“流行”活动关注纪念荷兰废除奴隶制150周年的议题。想象IC与瑞华德学院一起，在这个双方机构第一次联合举办的系列课程中，分析了许多纪念性实践的内涵。在第一次活动中，著名爵士乐歌手丹尼斯·珍娜（Denise Jannah）受邀参加。她的名气不仅为这个系列课程带来了极大关注，同时，由于是苏里南^[8]后裔，她熟知这个主题，因此也是开启这些议题的不二人选。珍娜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被邀请，与此同时，她也作为一位纪念者参与其中——我们请她演唱一系列在她看来适合这种场合的歌曲。出于自我选择和公众形象之间的平衡考虑，她演绎了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的诗作《我依然站起来》（Still I Rise）和亚伯·米罗坡（Abel Meeropol）的《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两首歌曲。听众对珍娜的评价极尽赞美之词。这次活动的主席约瑟夫·乔丹（Joseph Jordan）在感谢她的同时承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是唯一一个受触动而流泪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动。这些歌曲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了个别观众。观众成员的过去、个人历史、环境和信仰塑造了他们听到歌曲的方式。然而，即使那些没有感动到流眼泪的人也被那些曾经感动过的人所触动。对于歌曲的情感，以及他们所谈到的，似乎在听众中流转，好像形成了人人得以联想与感受的东西。对于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本文的作者来说，这正是本次活动的目的：通过情感的分享、不同情绪的碰撞以及随后带来的情感转换，来了解遗产是如何被人们建构起来的。

情感的巨大释放不仅发生在丹尼斯·珍娜的歌唱中。在同一次活动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非裔美国文学和历史专家——赛迪娅·哈特曼教授受邀谈论故事、情感和奴隶制纪念表演的意义（Dibbits and Willemsen，2014）。她朗诵了其著作《失去你的母亲》（Lose Your Mother）（Hartman，2008）节选，试图通过介绍被奴役者的个人历史来填补小说中历史和档案的空白。她的嗓音和措辞都令人着迷。当她读完时，听众中有人问道，她的阅读是否算是一种纪念活动，赛迪娅·哈特曼相当激动地喊道“不!”，并表示，只要在奴隶制思想和观念后遗症尚未完全终结的情况下，就不会准备纪念活动。接下来，观众群中出现了另一个声音。一位男士表示他非常赞同，被奴役者的故事一定是令人难以形容的恐怖，但他也想知道，“在赛迪亚的叙述中，奴隶主的故事在哪里呢”。此言一出，整个房间都能感觉到震动。据当时在场的格洛丽亚·韦克尔（Wekker，2016：169）教授报道：“房间里的几个人喘着气，看着对方，转动着眼睛。珍妮弗·托什（Jennifer Tosch）——一位苏里南的非裔美国前学生，也是阿姆斯特丹黑人文化遗产旅游的创始人——坐在我旁边，低声嘟囔：‘这可不怎么样。’我怒气冲冲，站起来对赛迪娅说，刚才这个问题非常不合适。她现在可算亲身体验了我们这里面临的困难。”

“Zwarte Piet”（黑彼得）是“流行”系列课程中的另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案例，同样引发了许多强烈的情绪。白色装扮的圣尼古拉斯和黑色外表的彼得是荷兰一年一度“圣尼古拉斯节”赠送节日礼物的主角（Wheeler and Rosenthall， 2005：213-229；Rodenberg and Wagenaar，2016）。自2015年以来，圣尼古拉斯节日传统便列入荷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然而，这位圣尼古拉斯的伙伴——黑彼得，其角色涉及涂黑脸孔的习俗，使这个节日备受争议。人们在公共街头和社交媒体上组织了不同的活动。例如，在Facebook上，反对者们聚集在一个名为“Zwarte piet is Racisme”（黑彼得是种族歧视）或“Zwarte piet niet”（拒绝黑彼得）的网页上，而支持者倾向于组织名为“Zwarte Piet Moet Blijven”（黑彼得必须留下）的网页，并撰写“Pietitie”（挽留黑彼得的请愿书）。虽然人群通常被归为“赞成”或“反对”黑彼得的类别，罗登伯格和瓦格纳尔（Rodenberg and Wagenaar，2016）认为关于这个传统的传说故事多达八种。每到年末的11月和12月，当圣尼古拉斯与他的同伴一起遍游荷兰时，人们便自发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或支持或反对黑彼得的存在。对于两个阵营的人们而言，黑彼得都算得上是极富情绪性的遗产项目。反对者们认为，圣尼古拉斯节是对荷兰黑人族裔的侮辱，并重新揭开了痛苦历史的伤疤。与此同时，支持者们认为黑彼得只是圣尼古拉斯节中有趣、无害的传统层面；他们认为涂黑脸孔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当，否认它与奴隶制历史的过度联系。有关黑彼得的文化实践，唤起了十分嘹亮而明显不同的情感“号角”，只是，它们针锋相对，难以协和成曲。(www.daowen.com)

想象IC主办了“参与式收藏”活动，项目人员邀请那些关心热门历史和当代问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来到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南部的总部。黑彼得就是其中一种文化现象，与它相关的遗产被陈列在想象IC社区档案“庇基莫米尔”（Bijlmer Meer）中。档案馆藏中包括一系列豪华百货连锁店“蜂箱百货”（De Bijenkorf）的季节性广告海报。这套材料由想象IC的业主（阿姆斯特丹公共住房公司）收藏。该公司曾从蜂箱百货购置了一座建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批海报。海报展现出人们对于黑彼得的印象——戴着金色大耳环，配上鲜红色厚嘴唇。作为荷兰文化遗产机构“参与式收藏”课程的一部分，瑞华德学院的研究生们需要挑选一件最能激发人们对黑彼得广泛兴趣和澎湃情感的物件。有趣的是，这群来自不同国度的学生们决定选择在他们眼里最不具刻板印象的海报：一个看起来像真人（同时雌雄难辨）的黑彼得，正在用餐具烹饪菜肴，而不是做那些攀爬屋顶的傻瓜把戏。学生们认为，这个角色更容易让人们留在情感的壕沟，更能促使人们讨论意义，并激发情感层面的影响。现在，作为阿姆斯特丹公共图书馆场馆内展示的邻里档案的一部分，这些海报与想象IC共享“住处”，公众可以自由无阻地参观它们。

在包含黑彼得主题海报的档案抽屉上方悬挂着一件连帽衫，这是由居住在东南部的诗人兼活动家克努里基·西撒（Kno’ledge Cesare）捐赠的。在抗议黑彼得种族歧视期间， 西撒一直穿着这件连帽衫。衣服的胸口印着“黑彼得是种族主义”的字样。或许因为人们可以直接从图书馆柜台轻易地瞧见它，它激起了比海报更多的情感反应。人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人显现出支持的态度，也有人表达了愤怒的情绪。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参观者有时会与主持人和周围的人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有些人甚至要求移除衣服上的那句话。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关心当地历史的重构与表现。由于相当关心荷兰传统和仪式会被如何看待，那些赞成黑彼得的人和那些人反对黑彼得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荷兰文化遗产的建构。

仅从支持和抵触的角度描述关于黑彼得的争论可能过于简单化了。有不小比例的人们支持对于黑彼得的渐进改良，比如，将黑彼得正常化，脸上只涂抹烟囱的污迹，甚至可以考虑彩虹色脸蛋的彼得。如果遗产工作者只关注二元对立的情感形态，就可能会忽视那些不太关心遗产争论的，认为还有其他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群体。遗产专业人士必须考虑更大范围的情感参与，因为人们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遗产建构，同时这种参与也是不同程度、量级的（Smith and Campbell， 2016）。在想象IC的参与式遗产收藏活动期间，黑彼得的反对者之间也展开了讨论。当第一、第二和第三代移民正在讨论黑脸的做法时，最年轻的一代开始表达他们对长辈们的愤怒。他们问道：“为什么你不做点什么，说些什么？为什么不站起来反对种族主义传统呢？”老一辈对此的反应是，住房、工作和医疗保障是他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而且，他们仍觉得自己是新国家的客人。今天的移民青年在这个国家出生和长大。因此，他们对荷兰文化遗产的情感参与可能不同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并且比他们更强烈。阿什沃思、格雷厄姆和滕布里奇指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是作为实践和过程的遗产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可以不断被修改和改变”（Ashworth，et al，2007：2-3）。这种情感上的相遇表明，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不同“社区”之间，而且也是内部协商的一部分。最年轻一代与父母和祖父母拥有不同感受的事实，表明他们对荷兰社会的想象也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