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不仅包括遗址、实物和实践，还包括我们对它们的感受。它们共同构成了关于遗产的情境式情感语境。正是基于这种情感语境的存在，情感网络的理念或许能促进对于遗产的探索、实践和进一步发展。马苏米（Massumi，2002）区分了感性的/情绪化的（emotional）和表达感情的（affective），并将后者视为不自觉的感觉维度，是一种难以言语的身体感受，而感性的/情绪化的指的是个人感受的投射或展示，以及情感的社会维度。然而，艾哈迈德和威瑟瑞尔等学者则认为，表达感情（affect）和感性/情绪（emotions）之间的相互作用比想象中更复杂：“一次表达感情的实践是一个召集身体可能性和习惯，并且和/或与意义生产以及与其他社会、物质材料纠缠在一起的成型过程”（Ahmed，2004；Wetherell，2012：19）。因此，文化、表征或意义生产不只是个人层面的情绪激起与情感表现的过程，在这个情感转化的时刻，个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维度也同样卷入其中发生改变。

在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中，有大量在遗产地和博物馆领域中的文献讨论了人们与遗产的情感反馈与互动（Bagnall， 2003；Smith，2006， 2011；Gregory and Witcomb， 2007；Crang and Tolia-Kelly， 2010；Bennett，2012；Witcomb， 2013；Schorch， 2014，2015；Knudsen and Stage， 2015；Waterton， et al， 2017）。在这些主观反应中，情感、认知和意义建构是密不可分的。史密斯的研究表明，同理心（移情/共情）是游客反应中反复出现的情绪与感觉（Smith and Campbell，2016）。尽管一直有学者批评历史、权力和暴力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下影响同理心的含义和效果（Pedwell，2013），但是，作为遗产工作者，我们对遗产建构中涉及的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充满兴趣，因为同理心的能力通常指向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开启（Krznaric，2014）。为了寻求一种真正具备包容性的方法，我们基于史密斯和坎贝尔的论点，即想象是理解同理心的关键，因为“情感可以用来颠覆所接收的叙事和对历史的理解，从而与隐藏的或边缘化的历史深入接触，当代群体的同情心与共鸣便可能发生”（Smith and Campbell， 2016： 454）。^[7](www.daowen.com)

维克（Wekker， 2016）认为人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总是无意识地受制于“自动”认同模式［有时候她也会借鉴莫里森（Morrison，1992）的观点，即“懒惰识别模式”］。维克继续指出“我们不能把听任这些认同模式”摆置在我们心中。她敦促大家意识到，人们之所以会受制于这种模式，是因为这样便于人们“能够选择想要认同的人”，并且“使我们开始涉足不同于通常所处的主场”（Wekker，2016：170）。维克在这里也引用了努斯鲍曼（Nussbaum，2010）的观点，即我们受益于文学、电影和其他产品所培育的扩大化和多样化的想象力。笔者在此愿意更进一步地指出，这种扩大后的想象力可以很好地应用于遗产建构的过程中。只有通过这种想象，通过多种认同选择的意识，人们之间才能促进积极的辩论，并对实践、物体和个人之间现有的感官关系做出更深刻的批判（Edwards， et al，2006）。遗产空间可以为这些互动提供一个环境。艾玛·沃特顿在“流行”系列最后一期的演讲中，提出要将遗产空间理解为“世界性的檐篷”（Anderson，2011；Waterton， et al，2017）， 在这些檐篷下，那些经常以自己的社会阶层或种族群体为参照点的人们也有机会遇到其他人。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详细介绍两个案例：纪念废除奴隶制和关于黑彼得形象的遗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