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多样性，但共同塑造这个全球化、网络化社会的“新”城市习惯、技能和仪式在今天的遗产工作中依然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对于城市社会实践的忽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具体实施项目中一个相当关注的议题之一。该公约将全球化视为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威胁。它呼吁“社区”成为他们传统的策展人，认定这些传统并防止它们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消逝。即便如此，教科文组织本身因其自己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而受到批评。这些批评包括遗产的“物化”（Byrne，2009），也就是一种强化国家叙事和身份的话语（Smith，2006； Meskell，2014； Legene and Nordholt，2015）。因此，对于许多新出现的文化实践，该公约并未被视为确定与认同的出发点。

不断变化的世界会产生不安全感，使人们渴望稳定的社区（Bauman，2001）。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谈到“社区”，以及由此导致的，为什么遗产工作者经常联系具有清晰边界的群体发言人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和遗产。欧洲不同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仍主要与种族和其他群体的静态概念相联系，这有助于它们的具体化，这一过程也被称作“群体主义”（Brubaker，2004）。通过外联更多不同的社区，遗产工作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得以增强。然而，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民族国家。例如在荷兰，弗里西亚木雕和专业磨坊工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非洲—苏里南妇女传统节日服饰“koto”和“angisa”之后。^[6]然而最近，人们已经在尝试通过不同的途径以调试适应其他的社会事物群。在撰写本章时，人们一直在考虑涂鸦的城市实践。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遗产也被认为是受社区约束的。这不足为奇，因为遗产和遗产中人们的情感投资也可以被理解为群体或社区确认其社区身份并建立代表性和认可的政治资源（参见例如Byrne， 2006；Smith，2006； Smith and Campbell，2016）。当我们从超级多元化的角度看世界时，我们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也越来越不明确。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方式，以敏锐地察觉与应对文化的动态关系特征，并切实反映当代城市的社会现实。它需要一套承认这一特征的概念框架，专注于更加具身的、敏感性的人际关系，同时允许更动态化的理解。但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种不那么利于志趣相投或感情相通的人之间关系的方法。如果我们邀请同一个“社区（共同体）”的成员参与遗产建构，那么这只会是一个“和和气气”的故事。相反，我们设想通过横切不同社群的“编织体”，来重新确定新的网络。它们将由来自不同社区的个人组成，但都将与日常生活中的相同实践联系在一起，从而与遗产紧密关联。在这个超级多元化的世界中，遗产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种利益取向和情感体会不同的相关者都参与其中。网络的概念帮助我们探索并加强最终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在我们看来，关注网络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文化是在复杂的事物群中形成和重塑的（Dibbits，2015）。(www.daowen.com)

网络的观念不仅有助于识别、确认对于同一项遗产的不同与转换的视点，而且也有益于突出连接性和相互依存性。网络由节点和链接组成，可以像星座一样扩展或内爆。近几十年来，受布鲁诺·拉托（Latour，1996）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曼纽尔·卡斯特尔（Castells，1996）的三部曲《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启迪，网络研究领域已逐步发展起来，将个体行动者、群体和事物视作节点，并将他们的关系或交互作为链接或纽带。这些思想为遗产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将遗产设想为网络实践，邀请参与者更好地认识自身所处的不同立场和相互联系的多种类型（包括作为遗产专业人士的我们）。它鼓励遗产工作者动员他人参与，或自身充分链接任何新的节点，从而发现和产生多重联系。正如佩拉·因诺琴蒂（Perla Innocenti）最近在跨国遗产合作中对文化网络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网络可以被塑造、削弱和加强（Innocenti，2015：5）。认识到这些潜力，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角色以及对遗产建构的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