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有共同的联系感。这意味着一个集体或组织或多或少明确地认为（过去与现在的）实践应该保留并传承至未来。但是，仅有亲近感并不能产生对日常生活中实践的珍视。许多做法也会引发厌恶或抗拒的感觉，暗示着对未来的别样看法。我们认为，这种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实践失去作为遗产的资格，即使对此感到消极的人也不例外。共享认同的实践造就了遗产，但这并不要求在它们周围分享相同的情感。然而，在遗产工作中，某些情感回应总是格外突显，产生这类情感的人也因此可能有被排斥感（Crang and Tolia-kelly，2010）。遗产工作者应对此做出纠正，必须考虑每一个对文化现象或遗产项目怀有情感的人，使他们都成为不规则情感网络的一部分。因此，以情感网络为中心的遗产建构，可被形容为积极、持续和多视角的邀请不同人群讨论遗产项目意义的实践过程。这需要一个参与的过程（Edwards，et al，2006；Minucciani，2013），在此过程中，人们彼此相遇，并被他人所触动。

与不同利益网络的合作，确保了遗产制作提供的不仅仅是兴趣相投的人们之间志同道合的实践。它鼓励讨论情感的相似性和有意义的冲突。总之，它应该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参与的遗产实践。因此，情感网络的概念应当被证明是实现多视角目标的有效工具，以建设性地突破现有的遗产观念桎梏（Macdonlad，2009a）。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观察到，纳入围绕遗产的冲突情感可能会导致我们所称的“情感转变”。该转变可以提供对人们动机和意义的内在见解，这在多样化的城市景观中可能会派上用场。

遗产作为利益冲突结果的观念并不新鲜。1996年，坦布里奇和阿什沃思（Tunbridge and Ashworth，1996：21）在他们广为人知的关于“不和谐遗产”的著作中写道：“所有的遗产都是某人的遗产，逻辑上不是其他人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于任何来自过去的遗产创造，存在着完全或部分、积极或潜在的不继承的情况。”自《不和谐遗产》出版以来，对“困难遗产”（Macdonlad，2009b）以及那些代表伤痛回忆的地方、遗迹和机构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Logan and Reeves，2009）。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复杂动态本质。然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只着眼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质上依然同意遗产的形成是一个集体性的过程。(www.daowen.com)

来自欧洲内外的多年移民活动，使当下荷兰社会具有人口多元化的特征。欧洲目前处于“超级多元化”；当代的多样性正在多元化（Vertovec，2007）。这意味着“移民”（或“少数族裔”“外国人”“外来人口”^[4]）的类别，相关的社会文化特征不再像人们过去所假设的那样可预测（Blommaert and Rampton， 2011）。我们每天都必须努力寻找与协商合适的人群互动模式。在城市里，这种共同生活的动态性显得更为强烈、紧张。确如鲍曼（Bauman，2007：92）所言，今天的城市可以被视作“实验室，在这个过于拥挤的星球上的居民们，仍然需要每天发明、测试、记忆和同化与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的途径和方法”。博物馆界在过去几十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超级多样性问题，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de Wildt， 2015； Willekens and de Ruysser，2015）。由于承担着“变革推动者”的角色，博物馆被定位为“使长期缺席或在博物馆叙事中表现的群体变得可视和可听的场所，在那里，这些人群的观点和经验被揭示，并进入博物馆的档案和物品收藏”（Gouriévidis， 2014：10）。在有意识地开展各种参与性项目，涉及不同受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专业人士也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应用民俗”^[5]表现出新的兴趣，包括仪式剧目、传统工艺、传统故事和移民群体的民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