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非专业人士在遗产和空间设计中的作用时，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围绕特定对象或情况的背景，而是在遗产形成过程和城市生活环境设计过程中，仔细审视社会动态、权力、影响力的变化。我们试着跳脱出遗产与空间设计二者是独立于彼此的思路，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定义它们。

遗产的构成是由社会领域的动态决定的，城市空间的鉴赏也是如此。当考虑到遗产与空间的交叉区域时，我们的视角从“遗产”转向“遗产形成的过程”，从“空间”转向社会和空间设计过程——再转向遗产制造和地方营造。我们试图从新展开的实践中理解遗产的形成和生活环境的设计，并由此提出了关于“遗产和空间”的问题。

我们想知道的是“社会化”包括什么？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形式？而不仅仅是社会层面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有关空间和遗产形成的过程中，也不仅仅是遗产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这恰恰源于以往的非专业机构与社会人士进入遗产保护领域所带来的更大的影响，这结合一系列社会进程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社会化成为与以往不同的活动，有了一批新的参与者，以及另一个目标。社会化对我们在遗产和生活环境下所共同渴望理解的内容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本身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变化。就集体认识、集体价值观和集体意义这三个方面而言，文化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在我们与生活环境的日常交流中随处可见，同样它在地方价值观和参与式实践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从某种程度来说，如今我们站在了20世纪现代主义力量和当今全球化文化的对立面。在“可持续主义”的主题下，米歇尔·施瓦茨正确地看待了许多这样的当代现象，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转变（Schwarz and Krabbendam，2013；Schwarz，2016）。这是一种通向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过程的转变。“新的”集体价值观出现了，比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及我们在与生活环境打交道时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进程。(www.daowen.com)

我们把这种“可持续主义”的观点作为我们研究的概念框架。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提出了许多概念——地方营造、共有、协同设计。这些概念成了我们研究的切入点。

这些概念不是偶然因素。它们遵循从遗产转变到创造遗产的逻辑，需要其他的协作项目，甚至是能够实现真正协作设计的替代社区概念。这三个概念在现实实践中共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