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文化遗产与设计:瑞华德学院的判性探索

文化遗产与设计:瑞华德学院的判性探索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环境和实体环境是相关联的,这一观点当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有趣的是,文化遗产和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现在对这个观点越发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越来越饶有兴趣地彼此分享这个观点。原来与遗产相关的问题转变成了对其进行再设计和再规划面临的挑战。50名学生接受了这次闲置建筑再设计的挑战。

文化遗产与设计:瑞华德学院的判性探索

我个人的小插曲:在交汇处落脚

改变往往发生在交汇处。从个人经历来讲,我常常会被吸引到“交叉路口”,至少在我的学术和专业生涯中是如此。我对科技社会变迁的兴趣促使我把“技术文化[8]这个概念引入到公共和社会学话语中,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个新颖的理念2(Schwarz and Jansma,1989; Schwarz,1993)。同样,我还把社会学、人类学与科技、媒体、技术融合在一起,来探索我们正在如何铸造我们的未来(Schwarz and Thompson,1990; Millar and Schwarz,1998)。而最近的“可持续主义”概念也只有在可持续性、连通性、本地主义和社会设计的交叉领域才得以诞生。

2013年我受邀成为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9](Amsterdam University of the Arts)的驻校艺术家,摸索“遗产”(荷兰语erfgoed[10])领域与建筑城市设计领域的交汇地带。瑞华德学院和阿姆斯特丹建筑学院(Amsterdam Academy of Architecture)是分别代表这两个领域来负责我的驻校项目的两个学院:建筑学院拥有建筑、城市研究和景观建筑专业,瑞华德学院拥有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专业。那时,我感觉就像来到了我的主场。这倒不是因为我是这两个专业领域特别杰出的专家,而是我的可持续主义视角以及我做的可持续主义设计为这两大领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交叉点,从这个交叉点出发可以为这两大教育机构和专业领域牵线搭桥(Schwarz and Krabbendam,2013)。

当然,我2013—2014年的驻校艺术家项目是由这两个学院共同发起的,而非两者之一。事实上,像我这种由两个学院共同负责驻校项目的例子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尚属首例。这也是人们对于新兴话题“遗产和空间设计”(荷兰语:erfgoed en ruimte)越来越感兴趣的结果。而这个话题本身也说明,我们的研究正在跨越学科和研究机构的界限。

要从可持续化的“镜头”中看遗产和设计正在转变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挑战性。最开始,我开办了题为“可持续主义(再)设计”的系列讲座[11],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关联是如何把老问题重新塑造一番,再让这重塑后的新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的。[12]那便是这份词汇表的起点。这份词汇表让我对可持续主义时代词汇的思考有了具体的焦点: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进行设计和再设计。

建筑×遗产

从可持续主义的视角看,我们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也许最好用“栖息”来形容——它往往在生态学里使用。我们栖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房子里、街道上、城市中。但与此同时,我们住的建筑有着它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自己的精神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地方“栖息”在人类之中。我们是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我们建造的环境也是如此。

社会环境和实体环境是相关联的,这一观点当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有趣的是,文化遗产和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现在对这个观点越发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越来越饶有兴趣地彼此分享这个观点。(www.daowen.com)

这两大领域的碰撞使其各自内部都发生了变化。遗产和博物馆学的变化主要是从注重遗产的保护转变成注重遗产的再利用,从注重遗产的历史价值转变成注重遗产的社会价值。原来与遗产相关的问题转变成了对其进行再设计和再规划面临的挑战。换言之,(再)设计成了遗产专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对于(城市和建筑)设计者而言,他们需要思考社会性、叙事性和意义,而这些则通常是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专业领域的事情。

再设计

在荷兰,有一个话题便处于遗产和空间规划的交叉领域,我们称之为“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荷兰语herbestemming,说实话,我也是在驻校项目开始之后才知道这个术语的)。这个术语兴起的背景是荷兰出现了一大批空置的历史建筑、废弃的农舍、关闭的教堂和闲置的办公大楼。高举“适应性再利用”的旗帜,对建筑和历史古迹进行再利用和再规划的实践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因此,“适应性再利用”可以作为遗产和设计融合的教科书案例(虽然我不确定它是否已经出现在教科书中)。“适应性再利用”借鉴了设计和遗产这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且进行了合作实践。

我们简单看一下“适应性再利用”。这个词有点别扭。从可持续主义的角度看,适应性和再利用这两个词都有些问题。“利用”暗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路,而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重点却从建筑的功能性转向人与建筑环境的关系所蕴含的社会意义。“适应性”则暗示着建筑所处的环境是个外部因素。在可持续主义时代,我们的术语是“再设计”,这不是简单的让建筑去适应环境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有社会参与以及与环境互动的过程。

年轻一代的专业人士尤其意识到这种思维转变的必要性。2015年6月,瑞华德学院组织了第三次“闲置建筑周”(Week van het Lege Gebouw)[13]。50名学生接受了这次闲置建筑再设计的挑战。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如建筑、遗产、房地产、哲学、规划、设施管理、地理和历史等,为阿姆斯特丹斯洛特代克(Sloterdijk)地区的一栋闲置办公大楼制订了一套方案。

这50名学生并没有把这个作业当作一项简单的再利用和适应性改造,而是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包含了从再设计、再规划、局部拆除到社会规划等内容,甚至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做了一次全面改造。这些方案包括年轻毕业生和创业者的工作室、街边咖啡厅、一个有警示意义的场所:在那里进行还地于水和还地于海的活动,以及一个经营城市农场的“活力”中心。

在这些不同的学生“设计”的背后是一种意识,即这样的工作已无法局限在传统的建筑和城市设计范畴内。其间产生的各种干预涉及的不仅是实体和空间基础设施,而且还涉及社会价值、历史意义、本地企业精神、自然美景、(项目)时间性、社会福利住房以及城市品牌打造等问题。我们从学生的方案中还发现随着建筑的身份转变,一份新的词汇表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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