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制造白盒子与漠视历史情境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比如拉拉·阿玛色贵（Lara Almarcequi）就在卢森堡的一个名为“赌场”的当代艺术馆做了一个装置。正如其名所示，这个艺术馆在1995年以前是个赌场，之后增砌了不少白墙，改造成白盒子。阿玛色贵把墙砸了个稀巴烂，露出了中间原本宽大的开阔空间。^[9]

鹿特丹新研究所（Het Nieuwe Instituut）的“1∶1老房间”（“1∶1 Period Rooms”）项目同样很应本文之景。设计师安德列斯·安格利达克斯（Andreas Angelidakis）通过展示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一个老房间来剖析白盒子模式的兴起。老房间原是常设展览之一，后来被移交给了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今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因为它们不像是一个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安格利达克斯在“1比1老房间”组装了一个房间，并在其四周打了一圈板条箱，使得房间看上去像存放在库房一样（图5-34）。这种做法把房间的现状（存放在印有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logo的板条箱中）很好地融到装置中。这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第一个白盒子展（“抽象艺术”，1938年）形成鲜明对比，更不消说桑德伯格刷白楼梯一事了。

图5-34　安德列斯·安格利达克斯的“1∶1老房间”（2015），新研究所，图片来自约翰内斯·斯瓦茨（Johannes Schwartz）(www.daowen.com)

与安格利达克斯的装置一样，本章认为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白盒 子做法是模糊过去、拥抱现在：白盒子就如同一块兼有历史场所功能的白板。细致剖析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当然与我们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时代有关。在新的白盒子及其思维方式与经济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之际，博物馆必须竭尽全力调整自身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重走老路并非明智之举。这对政府全额补助或部分补助的博物馆更是如此。这些博物馆的运营必须更加多元、开放、兼容并蓄，同时将其经年累积的巨大收藏呈现在观众面前刷存在感——换言之，任重而道远。

正如我在本章提到的，从历史角度策展为之提供了可能。尽管，这么做会被误解为毫无批判的重复，或是轻而易举制造热点，因为回忆杀很容易吸引到观众。但是，这种策展明显给传统的“现在主义”模式展示现代艺术提供了另一条思路。本章所讨论的档案式展览不仅给人以启迪，向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风云人物和集体记忆致敬，同时也批判性地否定了艺术-历史假设，审视博物馆业务工作，深入分析现状，续写未尽的故事，开启尘封的藏品。

豪·福斯特（Hal Foster）在《档案冲动》（The Archival Impulse）一文中对托马斯·赫希霍恩（Thomas Hirschhorn）等艺术家回归历史评论道：“这些档案实物给人一种寻回旧日方舟之感。作品就像是连接未尽的过去和被重启的未来之间的端口。”（Foster，2004：15）这种时间上的交错之感尤为关键，而且观众在开放式的库房，如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正在做的，或是线上展览档案馆，如MoMA最近在做的，更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感觉。^[10]让观众有机会自由自在地畅游于展览史海和藏品之洋不是很爽吗？这样他们就可以建构出对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另一种解读。另外，博物馆自己以批判性和策展的视角来切入其历史也很重要。这有助于它们解决现实问题，并为未来做好铺垫。正如克莱尔·毕晓普所言，收藏型博物馆是“非现在主义多时当代性的最佳检验场”——因其需要兼备研究与自我批判的立场（Bishop，2013：23）。^[11]

2020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将迎来其125周岁生日。得益于库房还有足够的空间，它也将展出一批从未露面的家珍。被遗忘的展览史也因其现实意义得以重见天日。市博的未来将交给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此外，我建议老馆楼梯应该恢复其色彩斑斓的本来面目——但不是把白漆刮掉，而是再涂一层——目的是体现白漆曾经作为一次历史建构，已处于被擦除状态，站在过去的躯壳上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让这些变迁被看得更清楚也是21世纪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发展的必要策略。馆庆过后的下一年，所有东西又将被涂回白色，就像行为艺术家娜莉妮·玛拉尼（Nalini Malani）做的“擦除行为”。但是，重建白盒子并非毫无反思，其目的在于为现当代艺术博物馆规划未来。过去并不会随着擦除而褪色，它在多时对话中被批判性解构后又卷土重来。对老观众而言，这会是一个让你热泪纵横的老地方；对新观众而言，这会成为你未来的记忆所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