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ally Exploring Heritage and Museums Voices from Reinwardt Academy Amsterdam

马科斯·布塞尔

我们所说的“遗产”，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理念也好还是记忆、事物或实践也罢，都反映着人类希冀保存或回溯的愿望。从这一角度来看，保存这一行为通常被视为将遗产传递至下一代。因此，一种积极且跨越世代的连续性应运而生。但是，世代传递间也需要符合自然的变化与发展；这便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流转”的例证之一——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

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断然不愿保存的，另外还有那些恼人的不快体验，从不好的记忆到大屠杀的噩梦——其中主要有两种短暂的体验，一种是生物性质上的变质，另一种是如包装、废弃物及垃圾这些转瞬即逝之物。除非升华至道德训诫，如纪念大屠杀或其他战争的纪念碑，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东西便归入遗忘的范畴，即一种非遗产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一些物能够重新被发现而成为珍品，这可以说是一种意料之外的重获价值。这种机制首先由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1979）研究并在其著作《垃圾理论：价值的生产与毁灭》（Rubbish Theory：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中提出，它反映了“博物馆化”（musealisation）的过程。这说明在世代传递的过程中，现实会随着我们的意愿不断地改变，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也是20世纪工业化生产模式下导致垃圾与废弃物造成消极后果的根源所在。化学制品和放射性废弃物能够存在上百万年，这从侧面反映了进退维谷的道德责任裹挟下的非遗产形式。2015年的春天，罗马教皇弗朗西斯一世为此颁布了一份特殊的教皇通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来共同关心我们的家园。

瑞士地理学家马科斯·布塞尔作为研究者已在废弃物管理领域活跃了40余年。他向政府、实业家以及整个社会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如何向后代警示当今的高危废弃物？这个问题并不仅仅牵涉到政策制定者或是工业技术人才。我们面对的是，在这一问题之下隐藏着的道德挑战，这需要更多领域的共同努力；而其中擅于积聚并传递物之意义的文化遗产专家应成为先驱。

而关于文化遗产和危险废弃物的反向关系已见诸以往的讨论与研究。如在荷兰，杰拉德·鲁贾克斯（Gerard Rooijakkers）教授便在2003年的卡特拉讲座上强调了这一关系^[1]。他提到了两座荷兰核电站所在地——鲍塞尔（Borssele）的未来，他使用了“危险场域”（hazardscape）这一词语，这和最近用来形容大屠杀的词条“恐怖场域”（terrorscapes）遥相呼应。在对不受欢迎的遗产的处理及沟通上，国外的文化遗产界开始逐渐转向，如英裔瑞典考古学家科尼利厄斯·霍尔托夫（Holtorf and Högberg，2014：315-330）。但是，对于他们的疑虑，无论是鲁贾克斯还是霍尔托夫都只能说是旁观者，不同的是，布塞尔作为资深的核资源决策小组成员，绝对称得上是“第一人称”的行动者。

这不是个甜蜜的故事。前景似乎是暗淡的，而破坏的力量却一直不断。在2015年瑞华德学院举办的纪念讲座的讨论环节上，一位观众对布塞尔表现出来的明显乐观的展望产生了质疑，在面对如此沮丧的问题时，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布塞尔回答道：“作为一名地理学家，我的确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思索，因此，几百万年似乎不太能吓唬我。同时，我还是个音乐家。”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注意到讲座当晚他播放的背景音乐，那是一首茱莉亚·塞沃娃（Julia Schiwowa）唱的法文歌《遗忘》（L’Oubli），而歌词和吉他伴奏都是由布塞尔本人完成的。

里默尔·克诺普(www.daowen.com)

瑞华德学院文化遗产学教授

2015年7月，于阿姆斯特丹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今天的主题——作为文化遗产的有毒废弃物。你们来到的是纳沙泰尔湖（Lake Neuchâtel），它位于瑞士汝拉山（Jura Mountain）山脉南部，是瑞士境内最大的湖。在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晚期，即最后一个冰河世纪晚期——也被称为乌鲁姆冰川期（Würm Glacial Stage），捕猎野马和驯鹿的猎人在他们露营的火堆边留下了祈祷用的骨头遗迹。这些营地，包括那些骨头都被保留至今（图4-1），它们在约15000年之后被发现。这是一个反映人类处理垃圾状况的极好案例，或者可以说成是缺乏垃圾处理能力的例子：废弃的早期形式，当时不可回收的物品被随意抛弃；而并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行为模式一直持续至今。

图4-1　瑞士纳沙泰尔Laténium石器时代遗址的垃圾。图片来自Rosmarie Zurbuchen

图4-2　宴会中的残羹冷炙，罗马镶嵌，梵蒂冈（公元2世纪初）。图片 来 自http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 Restes_du_banquet， _mosa%C3%AFque.jpg

可以说垃圾成了人类跨越年龄与文化的一个忠实而具有挑战性的“伙伴”。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携带处理垃圾信息的无数遗存，从新石器时代、特洛伊以及罗马城的发掘到中世纪直至现代的发掘，我们都能看到上述随意抛弃垃圾的缩影。文字上也有相关记载，印象最为深刻的描述来自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1世纪），他在《自然问题》（Naturales Questiones）中对普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进行了思考^[2]。在艺术领域，这一主题被索苏斯（Sosus，公元前2世纪）精致的镶嵌永久地保留下来，同时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作为插画广为复制与传播（图4-2）。索苏斯一开始是想描绘出覆盖着野兽遗存的房间地板。这一行为——随意丢弃垃圾——通过无数世代的复制而流传至今。但是，一种对垃圾在认知与观念上的转变在如今悄然而生，虽然垃圾还始终被认为是令人不悦的、肮脏和不受欢迎的。在我今天的展示中，垃圾的社会属性将从另一个侧面展现。我不会将重点放在有毒废弃物或是技术遗产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等方面，而是聚焦至垃圾本身。它作为一种展现人类起源性质的产品，必须被视为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即使现在看来，这样的遗存本身带有消极的特性，且实际上反映了一类恼人的遗产，它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成就相比形成了惊人的反差，这是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均是反映伟大的人物和文化活动的，而这些伟大的创造让我们深表自豪地去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