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1987年出版的《考古学的重构》（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一书中，克里斯·蒂利和我对遗产产业采取了批评的立场（Shanks and Tilley，1987）。对于什么能成为批评的标准、基础，我们强调要进行历史和遗产、专业与通俗、现实与错觉、真实与表象、过去与现在的比较，提出遗产机构与遗产生产往往偏爱的是让人愉快的、街头巷尾流传的过去，甚至是对过去的民粹主义认识，而非历史和考古的真实性。然而，在提出这样一种真实历史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维护专家的利益，相反，我们对学术和专业话语的中立性提出了质疑。我们强调遗产生产是如何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现代现象——商品化和异化的一部分，在这种现象中，过去与现在，建筑、遗存与今天的体验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被打破，并简化为由商品价值决定的静态成分。我们认为，在遗产产业中，过去（past）与其他商品一样，是人为制造的、可管理的和可支付的。这种抽离了人们的参与的方式使文化遗产变得冷冰冰，没有人情味。这是在当今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的动态结构中，对过去进行的异化。

我认为，一个公正的总结是，从那时起遗产研究就对这些“异见”提出了质疑（Fairclough，et al，2008）。特别是过分强调遗产主要是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权利和责任。人们一直过于关注遗址、建筑、文物和收藏品，把它们作为过去留给未来的遗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对非物质遗产的承认——如在节日和活动中体现的文化记忆和传统，不仅仅需要关注文化产物（cultural products），也需要关注文化产生的过程（cultural production），甚至当这种实践因当代少数者的利益在事实上是对过去的一种侵占，就像文化资本一样。

再次回到我开篇的经历——在一片受到管理的景观中遇到一个古老的遗址。毫无疑问，我处在一个遗产环境中，但是过去并不能轻易地从我当下的体验中分离。罗马的过去被真实地呈现了，正如许多其他的更早和更晚的历史痕迹一样。我并不是在看一个被曲解的过去——例如，与我熟悉的学术解释比起来。相比于在当地社群的生活中追溯其起源的过去来说，很难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商品化的过去。

不止我一个人怀疑专家意见一定比非专家的意见高明，知识一定比无知或天真高明。现在，我不太认同那些批评话语，它们更多是为了在遗产的学术研究里确立地位，而不是为了制造更好的遗产体验。我发现，美国学术界诸多关于遗产的争论多数只限于期刊文章和专著，它们被列入专业履历且历历在目。那些声称推介了一种新的思路或一个更好的理论体系的说法，可以用来提高在美国有时被戏称为学术市场的“投资评级”，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卖点——“雇我吧！我引领着刚出炉的遗产产业解读！”虽然我深信国家公园和国家信托等机构的遗产管理者的意图是好的，在它们主导的文化遗产空间，它们接受并鼓励社区的咨询，但我还看到在管理专业人员与接纳社区参与之间的根本性和层级式区别，这受到体制和管理的基础结构的支持——而这种区别几乎没有受到挑战。

当我俯瞰斯第尔里格时，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生机勃勃的景观，并非一个单薄的遗产赝品。它混合着过去与现在，可以提供一系列丰富的潜在体验——它们反映了各种互相抵触的观点。那天的晨雾里萦绕着个人和大家共有的灵魂，遗留在这片土地的废墟和痕迹上的记忆伴随着各种古老的声音随风飘荡，就像詹姆斯·马克弗森（James Macphereson）虚构的史诗《奥西恩》（Ossian）里描述的那样（Shanks，2012）。鉴于我刚刚概述的这片遗址拥有的特点，我们该如何处理它所反映的紧张和矛盾，还有我所描述的诱惑和焦虑？

我重申，认识到这些遗产相关事宜的谱系在过去与现在对峙的漫长历史中有重要意义，后者是通过早期的、工业的、高度的现代性实现的。克里斯·蒂利和我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壮大的遗产产业。我们特别引用了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Horkheimer and Adorno，1944）的批评——“文化产业”是促进文化产品和体验的标准化生产的网络。我仍然认为我们过去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正确的，即将文化遗产视为总是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关，或者经常实际上就是如此。这么说，我并不是指遗产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套错误的观念。引入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一种手段，借此将批判的焦点引向这样一个文化产业如何制约、影响和调解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与他人、周遭、过去的关系。

让我进一步做出解释。意识形态的概念常与错误的意识、服务于宗派利益的现实歪曲、国家机构（比如博物馆和文化部门）对权力的合法化相关。比如，这种立场可能主张，对精美的房产和房屋的颂扬以及对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趋之若鹜（这两者都与英格兰国家信托关系紧密）是通常被称为权威化遗产话语的一个方面（Smith，2012），也是对隐藏在财富和财产后面的现有的阶级关系的一种合法化。人们的注意力从阶级关系转移到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方式。然而，拘泥于这种有局限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并不能使我们脱离那些二元对立的关系：过去的事实与过去的构建（历史与遗址）之间，真实的过去与被感受到的肤浅的过去之间，专家权威与才疏学浅之人之间。我没准备把自己放在那些不太了解这片景观的历史，只是来斯第尔里格欣赏风景的人之上。这样的体验是真实的，根植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复杂解读。遗产的生产过程很少仅仅是民粹的、商业的、浅显的虚构，还需要历史的叙事、来源，以及真实的实证细节支持。(www.daowen.com)

相反的，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我们与周围世界联系的某些方式，尤其是知识产生的条件，我们反而能更好地把握它。对于我来说，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因为特别是自康德后，批判指的是对限制知识产生的条件的调查研究。意识形态的实践往往涉及具体化（比如刚才提到的将关系转化为商品）和异化（当我们还没认识到自己制造了它们的时候，我们就和自己制作和创造的事物切断了联系）。也许关键区别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意识形态固化事物，异化事物，将事物具体化，也就是把关系变成事物；另一方面，一种更具有批判性的真实以及对真实更为批判的理解，是认识到知识是被建构的，是变化和协商的过程产生的结果。这关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性”（agency）：人类的批判是对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创造性建构。人是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者”（agent），创造了他们生活的世界，但是又受制于他们从先人那儿继承的条件，并且可能无法控制这些条件。

所以我提出了两个前提。第一，在理解遗产时，我们确实认识到它首先是一个文化产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产业里，制度性和团体性组织因为其“能动性”，致力于研究过去的遗存；个体和社群，作为文化的“能动者”，在形成与这些制度性和团体性组织的关系中，也致力于研究那些遗存。第二，意识形态批判使我们注意到这些丰富的、“可探究”的关系的本质。

因为这些关系涉及对过去的认识，所以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种认识的历史。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他们对传统的根本性重构息息相关，后者体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基本关系。克里斯·威特莫尔和我在其他地方探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解多样化的现代关系的变迁、我们对历史的感知以及我们可能扮演的角色 （“能动者”） 之间的相关性 （Shanks and Witmore，2010）。“风险社会”一词源于乌尔里希·贝克 （Beck，1992） 和安东尼·吉登斯 （Giddens，1991）之前的开创性工作，其简略描述了围绕人为的风险和威胁及其与人们的关系产生的焦虑，现代性逐步升级变化。吉登斯强调与工业现代性结伴而来的是传统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化，过去不再是当代安全的保证，在这个个人、家庭和社区承受着越来越多风险的世界里，个体越来越需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我们不再简单受命运和自然的支配，某些行为、政策和价值观念的累积效应现在被认为会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稳定性产生有害的影响。变化中的个人、机构和团体似乎威胁着人类的根本核心：比如基因工程、环境变化、全球货币经济的不稳定性、面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国际安全问题等。在历史本身被感知和体验的方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存在于现在的过去”、可能消亡的过去以及对过去的保护。这种认识过去的谱系表明了考古想象的非凡视野。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展示。我的意思是存档、记录、登记和展示过去的实践。那天早上我外出时看到了两个多世纪以来针对过去所做的工作：我所知道的历史与考古的文献和叙事，还有物理修复和保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我指的是政治表征——见证和维护。关于某些过去的展示案例是被用来反对其他案例的，这从原始信息和遗存的调用方面可以证明。那天早晨的诱惑是一个论点成功的结果，其认为一种关于“存在于现在的过去”的特定体验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我要把针对过去的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批判联系起来呢？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也相信许多人也和我一样这么认为。我们都关心分析并促进对过去和对现在的体验的创造，它们能让生活更丰富。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创造性地参与到制造他们自己的过去的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