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机构层面。机构和政府都参与到遗产制造中，这不仅体现在制定与落实文化和资助政策，而且体现在博物馆和遗产专业人士决定如何扩充收藏、是否举办展览、是否保存或保护某些遗址或建筑，以及如何阐释或不阐释遗产的过程中。国家或国际遗产名录也是遗产制造的结果，它呈现的信息和观念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是由什么构成的。同样，博物馆收藏也是遗产制造。遗产地和文物不是被发现，而是被认定而成为展示遗产故事的代表，而这些遗产故事正是遗产和博物馆专业人士想要讲述的。

第二，社群层面。专家是遗产文献常常忽略的社群之一（Smith and Waterton，2009）。博物馆员工和遗产官员是遗产事务的利益相关群体，也许这层身份会让他们自己也感到不自在。但是，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一样，专家在处理、控制文物和遗产地的过程中体现了他们的专家身份认同（Smith and Waterton，2009）。

第三，个体层面。尽管诸如博物馆和遗产组织等机构通过精心设计、安排展览和阐释材料，引导并影响观众制造遗产，但它们无法一直控制观众对这些遗产的意义的理解。因此遗产制造的第三个层面便是个体层面，人们在参观遗产地和博物馆展览时，遗产制造就发生了。而我在这里谈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就是围绕这第三个层面展开的。

个体层面

我采访过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很多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观众。目前，我已采访或指导采访了24家不同机构中的3500余位观众。这些数据显示，当人们参观博物馆和遗产地时（这被他们看成是休闲游），有趣的记忆和身份构建便形成了。

研究结果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主题是，人们通常不会说自己参观博物馆和遗产地是去学习或受教育的，当然我也想强调一下有那么一些人确实是带着这样的目的。人们更常说自己是去巩固已经知道、感受到或相信的东西，正如下面这几个典型例子一样：

“每一次我们来到像这儿这样的地方只是强化了我见过的东西，只是让我为身为澳大利亚人而自豪。……我不觉得我会学到新东西……一点也不，但（我的知识和观点）强化了。强化是我来这儿的真正收获。”^[1]

“不，没有得到什么新东西，来这儿之前，我的知识和经历就和这儿呈现的比较相似， 所以我想这只是加深了我对已有观点的认识。”^[2]

“不，不，我不认为（这个展览改变了我的观点）。我想它起到了强化的作用，显然这里有些我之前不知道的信息，但这只是起到了强化作用。”^[3]

当被问及“今天所见的是否改变了您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时，83%的观众要么回答没有，要么回答只是强化了他们已有的知识或感受。这包括博物馆试图挑战既有观点或揭示被隐藏的历史的展览，比如关于英国参与奴役非洲人的展览。确实有一些人提到，强化既有的认知正是他们参观博物馆或遗产地的一大动机：

“我想人们（在博物馆里）找那些可以增强它们（例如：人们的观点）的东西。”^[4]

“我们来到这样的地方只是为了强化我见过的东西，只是为了让我为身为澳大利亚人而自豪。”^[5]

图1-1　一所典型的英国乡村住宅，一个深刻体现权威化遗产话语的遗产——白金汉郡的沃德斯顿庄园，于1874—1889年为男爵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Baron Ferdinand de Rothschild）而建。资料来源：维基百科，Mattlever出版社，2007年

正如大卫·罗温索、罗伯特·休伊森等学者担心和预测的那样，观众在博物馆和遗产地做的一件事就是以传统、爱国的方式理解国家叙事。以英国的乡间别墅为例（图1-1），由于这些乡间别墅经常是名人故居，人们来到这里会油然而生顺从之意或不禁向曾经的别墅所有者“脱帽致敬”。一种基于阶层差异的国家主义情感被强化了：

“这是现代英格兰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历史是现在的英格兰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我们将仍然生活在贫民窟，但它拥有让我们脱帽致敬的东西——它让我们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既身在贫民窟也身在乡间别墅。”^[6]

在英国参观名人故居并不仅仅关乎国家，也关乎中产阶级白人在英国社会的地位：

“接触遗产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休闲生活——非常具有中产阶级的特色。……对中产阶级来说特别重要——能令人心情愉悦。当然，不同的地方吸引不同的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不算什么——人们宁愿去购物。这（参观乡村别墅）似乎是中产阶级做的事，与教育、成长过程中学会的思考方式有关。它反映了你的教育方向。”^[7]

上述例子可见英国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塑造了观众参观故居博物馆的方式。故居博物馆的遗产意义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基于中产阶级对阶层差异的理解，以及他们的表演能力，即他们证明自己具备一定的品味和技能，可以理解故居博物馆精英式的美学含义（Smith，2006）。

在澳大利亚，乡村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观众参观斯托克曼名人堂（Stockman’s Hall of Fame），强化了这一国家神话（图1-2）。斯托克曼名人堂坐落在昆士兰的乡间，距布里斯班市约1200公里。该博物馆讲述的不仅仅是欧洲牧场人（在美国称之为牛仔，在阿根廷称之为加乔乌牧人，见图1-3）的历史。这些牧场人在澳大利亚起源的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浪漫地位，但我必须指出，该博物馆同时挑战了这一神话，因为其强调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角色。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就是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如今其89%的人口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沿海城市。因此，斯托克曼名人堂里描述的乡村经历反映的并不是现在或过去澳大利亚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尽管如此，该博物馆的一些观众在这里发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

“我觉得丛林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城市不是。”^[8]

“呃，我想它（博物馆）激起了一些情感。我觉得非常自豪，我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感到自豪，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这非常……这绝对是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心脏，在我看来，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为是澳大利亚的脊梁骨。”^[9]

(www.daowen.com)

图1-2　斯托克曼名人堂和内陆遗产中心，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隆格里赫。图片来自劳拉简妮·史密斯

此外，很多来自乡村的观众认为，该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城市或沿海居民能理解作为澳大利亚人真正的含义和价值，他们说：

“我认为城市居民仍然需要知道什么是澳大利亚的遗产……我想，是的，需要有人告诉他们。”^[10]

“是的，（澳大利亚乡村的历史）被掩盖了，这没关系，但是……一些城市人一直生活在城里，根本不知情……如果你没有来过乡村就不会理解，呃……你就不会理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就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了。”^[11]

图1-3　“摇铃人”，埃迪·哈克曼（Eddie Hackman）于1988年完成，位于斯托克曼名人堂外。这是一个地标性形象，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图片来自劳拉简妮·史密斯

这里有趣的一点是，很多来自城市的人来到这个博物馆，表达了谦卑以及对乡村的愧疚之情，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这一趟是满怀敬畏的朝圣之旅——这增强了澳大利亚权威化遗产话语，巩固了乡村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历史地位。一位观众说道：

“这真的让你大开眼界，看到开拓澳大利亚的那些先驱如何经历了千难万险，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朝圣之旅。”^[12]

如上所述，很多人倡导的关于先驱的传说不仅低估了城市的角色，而且低估了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认同中多元文化群体的角色；也掩盖了对原住牧场人的镇压、经济压榨和性剥削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例子也许可以强化罗温索和休伊森的看法，即遗产是虚假的历史，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当然，在这个博物馆中，人们通过自己参与“遗产制造”来增强、认可某些传统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但是，这并非这些数据提供的唯一结论，我们发现人们还进行着批判性的身份建构。

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的劳工历史博物馆和劳工节上（图1-4），观众也参与到了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建构中。遗产由此产生了更具进步性的理解，博物馆和遗产地成了追忆和铭记家庭或社群经历的地方，并帮助人们将这些记忆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传递给亲属和孩子：

图1-4　英国西约克郡卡斯尔福德（Castleford）的劳工节。图片来自劳拉简妮·史密斯

“来到这儿想起了很多事。与家人分享这些回忆真是太好了。”^[13]

“来到这儿意味着了解过去，没有过去你就没有记忆。记忆是重要的，它蕴含在景观中，在建筑中。”^[14]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感受一部分历史，即使是新近的历史……它让人对过去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它增强了你对过去的感受。”^[15]

对于社群的成员来说，这些回忆经常增强了他们进步的政治价值观。而另一些人则利用这些回忆以及怀旧情感对当下社会予以批判：

“这提醒我不要忘记过去并时刻保持警惕……统治阶级只关心自己，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是的，我是工会成员，我知道这些事情在更小的层面上还在继续发生，我们仍然在斗争，阻止管理层剥削劳动者。”^[16]

“要明白，这个世界并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充满希望、令人愉悦的乐土，站起来反抗很难，但这些人有勇气站起来。政治影响每一个人，并非只有议会才参与政治。”^[17]

“我来自一个矿村，（我在想）关停这个产业造成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18]

在澳大利亚，一些人通过参观斯托克曼名人堂，就当下与原住民和种族主义有关的社会话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这是整个态度的改变。（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白人一贯的态度。（其中一个展览）讲一位探险家探险时找到了路，但其实是个女人——他营帐里的原住民女人给他指引了一条穿越达令草地的路，但受到赞扬的却是这位探险家。他受到嘉许是因为他真正找到了这条路，但他一直接受着原住民的指引。但（在这种事情上的）态度在那时就存在了，我们现在似乎也都带有这种态度。”^[19]

我调查的其他地方，人们也进行批判性的记忆和身份建构。比如在墨尔本的移民博物馆，人们参观的方式和英国人参观劳工历史博物馆一样。观众来这里参观，不仅为了铭记并思考他们父母或祖辈告诉他们的移民故事，还为了思考、调和他们家人的文化价值观与当代澳大利亚人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在参观时常常会产生比较激进、强烈的关于社会和个人的见解。

研究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人们带着批判意识参与到机构的遗产制造中。2007年是英国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200周年，英籍非洲-加勒比裔观众前去参观博物馆，目的是看看公众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以及社会对奴隶贸易历史的认识，他们想要了解博物馆作为国家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当处理或回避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Smith，2011）。与重塑或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相比，英籍非洲-加勒比裔观众前去参观更多是为了评估和衡量英国白人是怎么表述这个话题的：

“我想（这次展览）标志着他们已经开始理解，呃……英格兰或英国在奴隶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它也传达出一个信号，他们开始承认我们受过的那些苦难。但这是否会进入英国的生活、历史和教育，还有待观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