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的著作《过往即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开始关注遗产，至少在英语国家是如此。除了罗温索之外，还有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例如怀特（Wright，1985）和休伊森（Hewison，1981，1987）从历史学出发，沃什（Walsh，1992）、山克斯和蒂利（Shanks and Tilley， 1987）以考古学为视角，以及班尼特（Bennett，1995）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对三个相互交织的现象做出了回应：

其一，自二战结束以来，公众对拯救人类脆弱、有限的资源的意识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国家和国际层面也纷纷制定了相关政策，以造福子孙后代。

其二，那时候人们认为对遗产毫无节制的经济开发正在不断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1）旅游业参与到遗产领域导致人们担忧“过去”有可能商品化或迪士尼化，尤其是遗产地。

（2）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以及遗产中心的发展对规模更大的、以塑造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为核心的传统博物馆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的博物馆日趋多样化，这常被视为帮助去工业化或边缘化的群体的一剂简便的经济万能药。

第三个现象与前两个现象紧密相关。许多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层面转向保守，这包括利用遗产和遗产概念支持保守的社会和文化政策。这种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也驱使学者们关注遗产的经济层面。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出现了重大偏差。对于遗产的特征，有以下两种理解。

首先，遗产管理与遗产保护趋于技术化，由一种话语，即我所谓的“权威化遗产话语”（Smith，2006）主导。这是一种专家的、技术性的话语，源于19世纪西欧建筑学与考古学关于遗产保护的讨论。这一话语关注那些具有审美愉悦感，或者历史悠久的实物、遗址、地方和景观等，认为它们都需要当代人的保护，以便传给子孙后代。这种传承的观念强调当代人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是不对其进行积极使用，因为道德要求他们将其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后代。这种坚持物质文化的价值是与生俱来，而非由联想而得的观点深植于权威化遗产话语当中。在这里，遗产是脆弱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必须由专家看护，如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建筑师等。因此，这些人自然而然地被看成是保护过去、理解遗产的价值，并向国家乃至全球人民传播遗产价值的最佳人选。

关于遗产固有价值的假设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遗产代表的都是过去的积极面，它将有助于文化特质在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的持续发展。这一话语给出的另一个假设关乎身份认同。遗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有关，尤其是国家的身份认同——虽然身份认同实际上到底是如何被或者从遗址、遗产地构建出来的从未被仔细研究过，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权威化遗产话语不仅构建了一个特定的遗产定义，而且还构建了一种权威化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被用于理解和处理一些以身份认同感为中心的社会问题。当然，权威化遗产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变化的、富有争议的。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对遗产权威化的理解真实存在，而这种理解自有其后果。后果之一是，那些对遗产不同的或相反的理解方式遭到排斥；另一个后果则是，使那些有助于构成这一话语的知识和价值形式不断地合法化。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开设研究生课程，为遗产和博物馆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这些课程倾向于强调管理和策展的技术过程，其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威化遗产话语架构而成的。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1）指出，这一时期丰富的遗产研究文献印证了这一点，它们聚焦于遗产保护、保存与管理、价值评估、法律、政策、最佳实践案例以及伦理等一系列实际和实用问题。这些问题在博物馆、考古学和建筑学领域中尤其受到关注。例如，考古学和建筑学参与到文化资源管理、文化遗产管理和建筑保存、保护的过程之中，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多项研究。

遗产的第二个特征被形容为“虚假的历史”，这是由罗温索（Lowenthal，1996，1998，2006） 主导的观点。当时在英国，遗产被公然用于捍卫社会和政治中的保守观念，即认为过去的东西更美好，西方社会应该回归到那些被遗忘的、过去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在遗产研究的早期，这种使用遗产捍卫保守价值观的观点在多数学界争论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初期的遗产研究沿着两条相当狭窄的路径进行。第一条是技术路径，它认为遗产专家可以使遗产的政治性作用忽略不计，甚至完全控制。这些专家训练有素，被认为是客观、专业的，精通于国家和国际法律、政策的技术应用。第二条是基于一种精英理念的学术路径，即遗产是一种对立于历史的形式，或者历史的通俗形式，必须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并置于诸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等专业人士的掌控之下。

遗产研究一直遵循着以上路径，尽管拉斐尔·塞缪尔（Samuel，1994：225）在《记忆剧场》（Theatres of Memory）中提出了有关遗产的深刻见解，即遗产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运动之一”。塞缪尔认为，虽然遗产捍卫保守价值观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真相，因为遗产还有多种社会化和政治化的使用方式，这一点应该引起学术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学者均对此后的遗产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谷歌学者（截至2011年5月）的搜索显示，罗温索1995年重印版的《过往即他乡》被引用了2600次，他1998年的后期著作《遗产的十字军东征与历史的破坏》（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的被引用次数则多出500次，而罗伯特·休伊森的著作《遗产工业》（The Heritage Industry）的被引用次数超过了900次。塞缪尔的《记忆剧场》的被引用次数只有380次，尽管我相信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它都是分析遗产更理想的指南。当然，谷歌学者的搜索数并不准确，塞缪尔去世时相对年轻，而罗温索在八十多岁时依然很活跃，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观点在遗产本质和意义方面的影响力各有不同。(www.daowen.com)

尽管罗温索和他的同道者领导的遗产研究路径貌似与权威化遗产话语对立，后者建立了技术化理解遗产的架构，但是前者实际上为这一话语制造了某些新要素。这一立场，继罗伯特·休伊森称之为遗产工业批判之后 （Hewison，1987），将遗产参观者或使用者视为被动的消费者，他们需要专家的介入才能理解过去的真正意义。此外，它还关注遗产的真实性、文化所有权等棘手、循环往复的问题，并将遗产定义为保守的、被动的，而非积极的、有创造性的。

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遗产研究是在一个独立于博物馆研究之外的语境下发展起来——与瑞华德学院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相关——如果我们翻阅21世纪初之前的文献，遗产研究的文献很少参照博物馆研究。

这就是20世纪末遗产研究陷入的学术僵局。然而，现在出现了大量罗德尼·哈里森称之为遗产批判研究的学术文献。我认为，这股日益增长的兴趣，并非遵循罗温索等学者引领的学术路径，而是受益于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对实践的关注，这颇有点讽刺意味。关注遗产实践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关键问题）是社区参与到遗产和博物馆中，这引发了前文提及的学术转向。当遗产研究和博物馆研究试图关注社区关心的问题时，它们之间才开始相互交流，因为它们参与社区遗产实践、接纳社区群体的尝试都遭遇了社区类似的反应。但是，权威化遗产话语构建了一个如此重大、强势和精英主义的遗产定义，以致它为站在对立面的社区群体在利用遗产的时候，提供了重要参照和批判的焦点。社区群体也会批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专业人士从事社区工作时像传教那样自上而下地带着“做善事”的热忱。社区参与的尝试由于执行社会包容政策而效果不佳，因为这些政策无意中同化了那些边缘化的社群，将其也纳入到权威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遗产的话语中。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权威化遗产话语建构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而这导致了广泛的社群被进一步疏离，加重了他们的反感。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原住民群体对他们遗产地管理中的专家话语的优先地位发起了挑战（Deloria，1969； Langford，1983；Zimmerman，1998； Smith，2004； McNiven and Russel，2005）。与此同时，许多非西方评论家也开始挑战西方遗产管理模式的合法性。长期以来，这些模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组织，宣称西方遗产概念和实践具有普世适用性。此外，在西方国家内部，基于共同的地域或共同的文化、族群、社会或政治经历和信念形成的一些社群都声明他们的遗产观与专家管理遗产的传统方式大相径庭。

我认为，社区和非西方地区对遗产的这种发声并非偶然，因为遗产已在各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资源。在20世纪后期，对差异的承认已明确成为政治角力的领域。政治哲学家们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方式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为争取更公正、公平地分配权力资源（例如金融、福利、住房和教育）做斗争。南希·弗雷泽（Frazer，2000，2001）认为，“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基础是承认不同的社群具有不同的历史、需求和渴望，他们可以要求在形式上和物质上都得到承认，从而谋求平等和公正的结果（Smith and Waterton，2009）。这种新的政治方式与社会大众、学术界对遗产日益高涨的兴趣交织在一起。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公众对遗产的兴趣与“承认政治”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但是，遗产确实经常被用作身份认同的物质证据或权威证据——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社区群体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如此紧迫地要求获得遗产处置的控制权或发言权非常重要（Smith and Campbell，2011）。

不断增多的社群遗产行动激发了学术界批判性地重新审视遗产。例如，丹尼斯·伯恩（Byrne，1991，2003）研究了遗产发挥了新殖民主义的作用；一部分学者对欧洲的社会包容政策进行了批判性调查。还有一撮规模较小但意义重大的研究试图将遗产实践理论化，其一方面着眼于机构化的遗产实践、政府政策和话语、法律工具，另一方面调查社群与遗产管理、使用、阐释方面的其他利益方，从而探讨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随着公众或社群对遗产的兴趣日益高涨，遗产旅游方面的研究也在显著增多。撇开对遗产产业的批判不谈，新近的许多批判性研究（Kirshenblatt-Gimblett，1995，1998，2004； Dicks，2000，2003，2008；Graham，et al，2000；Winter，2007； McIntosh and Prentice，1999；Poria，et al，2001，2003；Poria，2007）更深入地分析了遗产旅游的表演本质（performative nature），以及遗产的文化意义、社会价值和品位的建构方式。在这些研究中，遗产观众和游客之间的概念界限开始变得模糊。遗产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让我们质疑一些所谓的“众所周知”的旅游研究和市场营销。原真性（authenticity）和怀旧（nostalgia）曾是遗产领域的重要议题，如今也受到了质疑。遗产阐释策略受到了批评，学者们质疑遗产是如何被用来将某些历史叙事合法化或去合法化。这开始打压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自满，它们曾经将阐释局限在一个单一的范式里，例如，以最有效和最吸引人的方式教育观众或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观众被看成是被动的。

另一个在大量文献中被再次涉及的主题是遗产冲突。它们大多数专门就文物返还、文物交易、基本的遗产保护问题与实践展开争论。虽然这个主题中的有些文献在本质上观点相左，但是依然可以发现批判性的观点与试图突破单一立场的尝试，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创伤遗产”（heritage that hurts）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用来探讨遗产不和谐的本质，这并不限于那些具有争议的、出境困难的遗产，而是包括所有遗产在内。“创伤遗产”一词取自乔伊·萨瑟-瓦格斯塔夫（Sather-Wagstaff，2011）出版的一本专著的书名，但是乌泽尔和巴兰缇妮（Uzzell and Ballantyne）早在1999年就使用过。认识到所有遗产都具有不和谐性自然会使得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假设受到质疑，其认为遗产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普世价值。

第三个主题是遗产如何构建民族主义叙事以及其他共识历史的形式。它发现，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文化和族裔群体的身份常常被忽视，从而导致他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外，还有研究探讨遗产古迹和博物馆如何作为政治工具教育、管理、规范国家认同以及公民价值、公民品位和公民行为（Bennett，1995； MacDonald，1997， 2007， 2009； Message，2006，2008； van Mensch，2005；van Mensch and Meijer-van Mensch，2010）。艾玛·沃特顿和史蒂夫·沃森（Waterton and Watson，2010）等人对遗产研究中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发展表示支持，而罗德尼·哈里森和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等学者则探讨了参与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与遗产的关系。

遗产批判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遗产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的社会、经济、文化角色，以及遗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类研究特别关注记忆和身份问题。我在前文提及，目前对“遗产”和“身份”之间究竟是如何建立联系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然而，在社群遗产和记忆的相关研究中，两者的联系开始有了最有条理的梳理。

记忆和纪念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社会认同及其与地方认同的联系。也有一些研究则把遗产看作是一种文化工具，用于纪念、记忆和遗忘的表演。亚尼夫·波利亚与其同伴的文章（Poria，et al，2001，2003）、丹尼斯·伯恩的研究（Byrne，2009）提醒我们遗产也关乎情感，遗产的情感维度将对我们的身份认同、记忆、地方认同、博物馆和遗址阐释，以及理解游客动机产生影响。

在西方文献中，最后也是最新近的一个研究主题是关于非物质遗产的争论。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推进了这场争论。正如克什布拉特-吉布利特（Kirshenblatt-Gimblett）的研究证明的，尽管这一公约的出现仅仅是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外简单增加了第三种遗产类别，但是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认识引发了有趣的讨论，并促进了对遗产实践进行重新思考。

我对遗产的理解正是源自这部分文献给予的灵感（Smith，2006）。现在我想挑战长期以来有关于遗产的观念，即其都被视为一种物质实体、遗址或地方。下面我将表明我对遗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