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身即为人的创造，它是在个人的道德自律不足以维系社会安全时，由立法者酌量具体人情而造就的规范。作为一种规制人们行为的社会规则，法律在制定时又离不开对人的分析、假定，换句话说，法律面对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法律必须在研究人性、人的具体行为的基础上，抽象出一般人的共同特征，并由此为基点，通过各种制度的建构，调整社会，维持社会安全。“人性毋宁说是一种观念、一种假想，原则上来讲是没法检验的。但确立一个基本的、不变的人性，人的行为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解释。同时，社会、政治、经济行为也可以通过这个来解释；而且，社会、政治、经济也应当符合人性来‘组织’。”^[31]社会科学的研究正是在假定人性善恶的基础上，推演出一整套周密、细致、复杂的理论体系来。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生活、针对具体个人而言的法律制度，它只能在权衡人性基础的立场上，按照人的现状、人的需求去构建具体制度。“人性的思考，通过对人性的本能层次、人性特质层次，也通过对人性的原初状态、人性的改造制作，及通过对人性的整体把握、人性的具体透视，为伦理政治理论奠定了较为可靠的人间根基。”^[32]

从这个意义上，“善”、“恶”的分析，直逼法律制度生存的基础与正当性，是将“生活”与“社会活动”相联系的纽带。不仅如此，“伦理学关心的是有社会的生活而不是有生活的社会，后者是政治、法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主题。……伦理学，作为一种为生活着想的研究，理所当然是所有为社会着想的研究的元理论。”^[33]伦理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其实质无非是它立足于个人的“生活”，而一切社会制度的外设均不外是为了使人们过更好的生活；正因为从伦理意义上“恶”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因而以性恶论作前提预设，有助于从具体的制度中演化出相关的规则，并把法律作为“必要的恶”来制止人性中不善的一面；同样，法学研究也只能在对人性恶的忧虑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来研究防范恶的措施，真正将法学研究作为一种终极关怀的事业。当然，“性恶”是一种无法证实的理论假设，但法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即在于“确认一套先设的假定”，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34]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个著名的“坏人理论”，即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35]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认定，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

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要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了，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人。

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会背信弃义，那还讲什么诚实信用；不会出尔反尔，那就用不着签订合同了；不会损人利己，那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不会杀人越货，那还规定刑法干什么？一句话，就不需要法律规则了。好人虽然也会有矛盾纠纷，但只是小打小闹，严重不到法律上来，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对好人的污辱。从这个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论，往往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会做坏事，用不着法律规则，法律也没有规定，因而背信弃义，不受“上帝”惩罚；违反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不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不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们何不背信弃义，违反合同，损人利己，杀人越货？结果人们弃善从恶，好人变坏人，这正是所谓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没有法律，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

“坏人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小到个人私事，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恶，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提高警惕，谨防坏人，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相反，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信以为人性善，误以为是好人，好人没事，轻信于人，放松警惕，结果上当受骗。所以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区分善恶，识别好坏，“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生活的态度，也是法律的态度。善良的人们往往缺乏法律意识。所谓的法律意识，第一就是坏人意识，要时刻意识到有坏人会做坏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范坏人保护自己。

大到国家制度，如国家权力，实践“坏人理论”还是“好人理论”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是“利维坦”，是“凶恶的巨兽”；洛克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潘恩认为国家是“祸害”。他们不是在谩骂国家，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强权组织，拥有任何私人所无可匹敌的强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危险，认识到“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是基于对国家权力上述坏的认识，所以才提出了“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提醒人们，“要是三权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的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这是坏的出发点导致好的结果，可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相反，如果信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的。^[36]

其实，法律的“坏人理论”与宗教的“原罪说”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赎罪，只有赎清了罪恶，才能死后进入天堂。法律的“坏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要依法规治坏人，从坏处出发，从好处努力。犹如医生眼里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里出坏人，以坏去坏，法律规治坏人，使人真正成为人。

“恶人”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反社会的行为而言，而并非法律所及的一切领域均以“恶人”待之，例如私法领域，主要是依赖个人的理性去构筑法律关系，因而“惩恶”、“防恶”并非法律的主要任务。相反，在公法领域，特别是宪政制度与刑法制度方面，按照休谟的说法，将涉法主体均假定为“无赖”，并在制度上构造对付“无赖”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秩序。^[37]由此，实际上在法律设置中，立法中交错使用着“性恶”与“性善”的假定。就宪政制度而言，刘军宁先生就指出：“宪政主义立足于双重人性预设：对执政者，持性恶的假定，即休谟所谓的无赖假定，这样才能防止统治者作恶；对民众，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去保障他们的自由、财产和权利。”^[38]此段言论，就非常精当地指出了法律角色的多重定位及其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