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上的故事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叫亚当，由于亚当觉得太寂寞了，总想让人陪伴，上帝便在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做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取名夏娃。亚当和夏娃没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们去看管伊甸园，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得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也许是因为“尝试”心切，夏娃还是将上帝的命令弃置一旁，偷吃了“禁果”，岂料后果十分严重；夏娃抵挡不住蛇的诱惑，性觉醒了，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去诱惑亚当，致使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从此，人类就像开了的洪水一般不断繁衍，一代传一代，上帝知道之后颇为震怒，将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还告诉后来的人类，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人类是由于这种罪恶而出现的，所以人类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

西方人对人性的假设远比我们中国人来得悲观。西方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人的本性，道德秩序不足以约束人的恶行，故主张法治，以严格的法律管制人的行为。在相信了人性恶的基础上，认为纠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两个：心灵的教训和肉体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种劝说，法律的方式则是一种“恐吓”。显然，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会影响纠正手段的选择。西方人以为人性恶，所以觉得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教育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特别喜欢用法律。(www.daowen.com)

中国人对人性的假设很乐观：“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以为人性善，所以确信教化的无边效力，教化肯定可以使人改恶归正，于是以为法律实在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我们相信以道德礼服制即可以约束人的行为，认为法治争讼的方式没有必要，人们通过教育修养、道德和礼仪约束就可以规行矩步，因而发展为以道德治国为核心的人治。人治的前提是清楚划分人的等级与名份、长幼与尊卑等。权利的不平等与权力的非制衡即成为人治的前提。这就使东方国家的主流文化失去了产生发达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们对权利的清楚界定和权力的制衡没有需求，也没有兴趣。东西文化在这一人性判断上的差别产生了制度上的根本差别。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西方人讲究纸写笔在。因此西方的法律条文堆积如山，争讼不断，中国人不喜欢争讼，讲究私下了结。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以仁、德、信、义为做人准则，在儒家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守本分，知天命，尽量避免争讼，因此，儒家文化传统不利于产生法制与市场制度，形成法治与市场经济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