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这一概念并非意味着社会中的你、我、他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个人组成了社会，个人也就生活于社会之中，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群体——如单位、组织甚至国家，也形成了单位、组织、法人等群体性的法律概念。这样，对于既定的法律制度而言，面对的就是两种意义上的“人”，一种是自然人，即个人；另一种是自然人的集合并由法律赋予人的资格的群体，如法人、组织等。

社会肇始于个人，没有个人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个人是法律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群体则只是个人概念的扩大，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并非说法律对群体（如单位、组织、法人等）不能确定其行为的基本准则，但法律的履行仍然是单个人的具体行为；个人意志的总和构成群体的意志，但个人的组合则并未给群体添加意志的内容。

将个人作为法律的基点，法律为人而立，法律也应为人而生。法律作为一种人们用经验和理性设计出来的制度形式，负荷的正是这样一种使命：为个人的幸福和自我发展奠定基础。就法律本身而言，“规范”并不是法律制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用“和平的方式”获得人间“公平”的一种手段。因此，法律作为手段的地位，应当受制于法律的终极目的。^[7]法律为人而生，法律不能异化为专制的工具；人是法律的目的，而不是法律的手段。就社会而言，法律应当为人们的生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确定的行为规则，维系社会一般安全，创造人与人交往、合作的机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并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8](www.daowen.com)

“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它成为法律的基础与本源。个人生活在世上，必然要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由此结成社会；但个人的独特性及需求的多样性，又使得社会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由此形成国家，建立法律制度。可以说，社会是需要秩序的，秩序的固化即形成包括法律规则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无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可见，“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化要求是法由起源的诱发动因”，其社会功能表现在：“实现对人的行为的社会调整，或对行为冲突、行为矛盾的社会整合，即确立行为的方向、界限和范围，使之依循一定的目的、标准和程序”。^[9]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身就是法律的“始作俑者”——所有的法律问题都由人一手造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就需要从人本身中去发现。个人成为法律分析的最基本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