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人的发展历程已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①动物人阶段;②工具人阶段;③经济人阶段;④社会人阶段。[2]
在人发展的阶段中,“动物人”就不用多说了,它是人的原始状态或至今仍保存的生理特性。“工具人”最早产生于奴隶社会,奴隶主把奴隶视作活的会说话、两条腿走路的工具。实际上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时期,都把人视为工具。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皇帝,也被看作是上帝的工具,是“天子”。这样一来,不仅臣民都是皇帝或王朝的工具,而且按等级、官级乃至身份,下层都是上层的工具。“工具人”的特点是:首先,抹杀了生活所赋予人的各种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再次,失去了人的独立意志,任人驱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工具人”时代早已过去。
“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或经济活动,从原始动机上说,都是为了自身利益。通俗地讲,人是天生自私自利的,但是自私的动机不一定取得自私的结果。经济人包含这么几层解释:一是人是有欲望的,实现欲望必须去追求,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二是理性人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都是通过公平交易实现的,因此,交易的基础必须是交易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确认和保护。个人的自身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则应是个人自身利益的总和。三是理性人只能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交易的选择,尽管理性人对约束条件的认识可能是不同的。四是由于受到条件的约束,理性人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极大化。假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即“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根据“经济人”观念,人之所以获得“恶的存在物”的属性(自利),皆因为他被置于资源稀缺的竞争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种资源稀缺的生存环境中,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圣徒,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经济市场上的经济人如此,政治市场上的经济人更不例外。特别地,后一类经济人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自治行为机制和制度的约束远没有前一类经济人那么严格,他们最有可能恣意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而且把精力主要用于“分配性的努力”,其行为结果不是增加而仅仅是分割社会财富(合理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活动除外)。因此,如何找出一套能有效地对一切个人的“自利”活动施以合理限制或约束的制度机制,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3]
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不仅如此,所有人均在此列,没有例外。显然,在这里,经济人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4]
我们的社会已不是单纯的“经济人”时代,就世界范围的时代本质而言,人已进入“社会人”阶段:承认每个人都是整个社会大家庭、大分工的一个平等成员,每个人的贡献都是社会整体架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每个人都是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拿下层的人当做工具,到了“社会人”阶段,上下级之间彼此应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亲合,相互尊重。不管职位高低、能力大小、财富多寡,任何人都不可凌驾于他人之上。在这个基础上,当“社会人”更加高尚、更加有品位、更加文明,一切社会行为更加和谐、礼让有效。一些发达国家实际上已在体现着“社会人”的上述特征。比如企业在市场上强调“双赢”,强调竞争中不让竞争对手成为自己的敌人,而是结为联盟,从而在竞争中追求前沿、先导,使创新更加具有动力,在竞争中各方受益。这不是简单的理念,而是在社会发展中这种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里的反映。
“社会人”的本质至少有以下三点:(www.daowen.com)
第一,“社会人”是以社会的分工,对社会负责为前提的。“社会人”不是对社会做出破坏性的行为,也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应付社会,而是主动认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对社会做出贡献,以取得应得的利益。这是“社会人”与“经济人”的本质区别。“经济人”的宗旨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即社会是由“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只有市场起配置作用,其结果是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不仅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第三者,而且造成全社会的竞争与无政府状态,造成全社会生产比例严重失衡,爆发经济危机,带来社会灾难。历史上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就是证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人”这种危害已逐步被人所认识,人们在失败、碰壁的过程中,吸取了这个教训。企业制度和政府在经济中承担的角色,使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前提下,“社会人”的概念慢慢地产生了。
第二,在“社会人”阶段,“泛需求”理论占了主导地位。一个企业,一个产品,首先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但这只是经济上的供求关系。这里的“泛需求”理论说的是,不仅在经济中,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要考虑别人和社会的需求。比如说,朋友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就会下降。同样,在危难中你不能支援他、帮助他,与他患难与共,与他分享快乐,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你们的友情就会日渐淡化。同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员工之间,乃至家庭里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是以满足对方需求为前提的。如果只想满足自己的需求,不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这样的人注定被抛弃。因此“泛需求”理论有两个很重要的定理:一是满足别人的需求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前提条件;二是满足别人的需求程度越高,人们对你的需求越旺。这个定理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市场领域、经济领域,已经进入了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而这恰恰是“社会人”做人和做事的立足点,经济行为不过是它的具体化而已。
第三,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是“利人、诚信”。这是“社会人”的最基本信念,也是事业核心。现在企业提出客户是上帝,对客户忠诚,这反映了利人、诚信是利己的前提。“谎编得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美通公司总裁王维嘉语)。一个企业经营失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的往往是其产品满足不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即使红火一时,最后仍将被社会淘汰。对于个人来说,理也如此。一个人发展的前提就是满足别人的需求,这是兴旺与失败的分水岭。利人就要讲诚信。不诚信,今天讲的明天不算数了,那不可能满足别人的需求,也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自己的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
进入了“社会人”阶段后,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人”阶段,资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和利息。办企业是为了赚钱,最终目的是个人。时至今日,企业的使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企业要赢利,但不能不择手段。企业发展成了社会的契约组织。企业不仅要认识到它与客户、消费者、社会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更应认识到它是与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动组织,即通过从社会取得各种资源,经过一番组合和动作后,推出新的产品还给社会,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的组织。这种物质变换过程越顺畅、越经济,赚的钱就越多。
现在企业的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只对投资者负责,变成了对多者负责,其顺序也重新排列:首先是满足社会需求,对所有的消费者和客户负责;其次,要同一切合作者结成伙伴关系,相互负责,建立团队精神;最后才是对投资者忠诚,这是“社会人”阶段企业的新使命。由此可以看出,企业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体现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各种力量整合的能动作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利益,根本目标是为了人,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5]
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设定“社会人”这一概念以取代“经济人”的人类行为分析模式,其基本内容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