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众所公认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尤其是在信息爆炸和人口流动频度加大，到处都是从身边流过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农民的生活收入主要不是来自种地，而是靠外出打工，对许多农民来说，已是半工半农，工主农辅，甚至弃农务工了，这大大改变了农民祖祖辈辈从土里刨食的传统谋生方法；随着农民外出打工，形成了蔚为壮观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当时中国有8800万流动人口，他们不再“附着在土地上”固定不动了，而是走南闯北，东奔西跑，离土又离乡，有的甚至还远走高飞，这样就出现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迁移，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了；与之相关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环境，与之打交道的不再是自小一块长大或左邻右舍的村民，而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陌生人，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陌生人的社会，“人们不知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5]不难看出，这样的社会在性质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它正日益脱离“乡土本色”，并在方向上与“乡土中国”渐行渐远。

我们不妨再次看看学者何兵在其所著的《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中一些精彩的描述：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社会的陌生性：“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www.daowen.com)

没有共同的历史和生活培养，难以产生共同的传统和信仰，陌生人之间因此缺乏共同的道德准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一次一次的“观念更新”过程中，神圣的理想已经不在，浪漫的情怀早已更改。人们从崇拜领袖、权力，到崇拜金钱、明星，直至什么也不崇拜——上帝已经死了！人们不再为理想而泪流满面，也不再为神灵而仰视天堂。一如张汝伦所言：“历史和先贤不再神圣，不再崇高，不再让自己感到惭愧和渺小。相反，谁都可以对在遥远的历史空间中闪烁的星辰轻蔑地摇摇头，甚至吐上一口嫉恨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