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相对封闭、人口相对不流动的社会，行动和思想都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以至一个村子里的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同姓共居，从不迁徙；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乡村，他们“粘着在土地上”，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人们“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真像是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人们“视土地为命根子”，“土地近乎神”，“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这就决定了“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正因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不太有变动”；由于人口流动极小，“生于斯、死于斯”的人们“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1]

在城里，人们在工作单位里面，也是几十年就只能看到相同的面孔。有些人看着你长大，然后跟你在一起工作。同时，他也看着他的孩子长大，又进了同一个单位。人们生于斯、死于斯。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人们已经不需要太多的法律条款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家都那么知根知底，人与人的关系也就自然、清晰和简单了，只要有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和规范就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按照远近亲疏的原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谓“亲有差”，“关系分三六九等”，成为了道德规范建立的基础。在这种更加接近于自然形态的社会当中，相对简单的道德约束已经够用，人们的利益在数量上本就不多，分配也就更接近于均衡，冲突产生的几率更小。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3]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结果，“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人们更多的是遵从习俗。根据上述“乡土本色”，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概括为“乡土中国”。

学者何兵在其所著的《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描述：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除非事关重大，争议不会被诉诸官府，法律只在那遥远的地方，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威慑。人们按照风俗习惯、乡土人情在此生生不息。这些代代相传的道德、习惯、风俗虽未形诸文字，但它们在生活中被反复适用，已浸润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成为人们共奉的律条。它们通过街谈巷议，耳传身授得以传承和推广，并通过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得以执行。(www.daowen.com)

乡土社会冷落专职的警察和保安，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当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桑间陌上之时，人们会对其投以新奇和警惕的目光。一旦出现警情，共同的利益使得人们舍身忘我，共赴灾难。在这里，人们奉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相依为命，互为保险。而在陌生人的社会里，分工的专业化，利益的个别化使得人们互不干涉内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都市人的信条。

乡土社会里的纠纷一般不会惊动法官。生活的风吹雨打使得少量的精英脱颖而出，受到乡民的爱戴和尊重。他们因为饱经风霜，德高望重而被公推为纠纷的裁判者——土法官。没有国徽在肩，没有钢枪在手，众人的信赖是他们的权威所在——“正义根植于信赖”。他们有时和若春风，有时威风凛凛，有如口含天宪的法官。合乎公理的裁决如果不被遵守，冒犯者将受到公众的一片谴责，以致不得不低下桀骜不驯的头颅。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评论家，茶馆酒肆就是最佳的自由论坛。畏惧于街谈巷议和一双双熟悉的眼睛，人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因为“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唾沫星可以淹死人。为什么不轨的行为常发生在远方？因为那里没有熟悉的目光！

熟人之间好办事，交易一般不需要合同。人们相互知根知底，对于交涉对象的信用以及履行能力了如指掌。个人的家底构成物的担保，个人的亲友是潜在的人的担保。交易出现闪失，责任方往往求亲告友，东拼西凑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维护自己和亲人的荣誉。受害方也会动用一切手段甚至“骂街”——一种虽然过分但却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迫使对手践行诺言。在熟人社会里，没有比失信更可怕的事了。它意味着失去人缘和关系，失去生存的依托和乐趣。失信之人在乡党们鄙夷的目光下自感卑下，没脸见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