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课堂观察工具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受到科学主义定量化、系统化、结构化的影响,美国的研究者们不断开发探索系统的观察记录体系,构建了众多的观察工具。1949年,韦瑟尔(Withall)领衔开发了由三个“学习者中心”类目(Learner - centered categories)、三个“教师中心”类目(Teacher -centered categories)和一个“中立”类目(Neutral category)组成的“七类师生话语交互分析系统(Seven Category Interaction System)”。^[4]1950年,哈佛大学的贝尔思(Robert F.Bales)针对社会小组活动的研究开发出包含十二类行为编码的“交互过程分析(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系统,^[5]拉开了系统课堂量化研究的序幕。到了20 世纪60年代,弗兰德斯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Category,FIAC)”,^[6]该系统将课堂言语互动分为十类:1.接纳情感;2.表扬或鼓励;3.接受或使用学生观点;4.提问(Asks question);5.讲授;6.给出指令;7.批评或确定权威;8.学生应答问题;9.学生主动说话;10.沉默或混乱,^[7]对后来课堂观察工具的开发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西蒙(Simon)和博耶(Boyer)在1975年发表的名为《行为之镜:观察工具选集III》(Mirrors for BehaviorIII:An Anthology of Observation Instruments)一书中筛选出200 个具有代表性的系统观察工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只有两个是英国的。^[8]在这个阶段,由于观察工具的大量开发,美国课堂观察方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获得了很大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