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是今天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婚姻制度。这个制度的普遍实行，也是有着科学支持的。由于人性、人的生理结构等原因，当然，更是出于男权社会的影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人类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

17世纪，英格兰有一位服饰杂货商人格兰特，无聊之际，他做了一件事情来消遣。他认真研究了英国一些城市的死亡记录，结果发现，出于事故、自杀和各种疾病的死亡率基本保持不变。他又研究起了英国一些城市人口的出生率，结果表示男婴的出生率高于女婴。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受到职业因素的危害和战争因素影响，实际上适婚年龄的男女人数是差不多的。如此，一夫一妻制就应该成为人类婚姻的自然形式。

格兰特的工作引起了他的朋友、解剖学教授佩蒂的兴趣。佩蒂认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应该像物理学一样定量化，通过一些数字、定量或测量来揭示其中的深刻原因。

佩蒂将这种做法命名为“政治算术”，认为它是“利用数字处理与政府相关问题的推理艺术”。今天，这项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做统计学。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格兰特和佩蒂的洞见。统计资料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把它说成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恰如其分。我们的各级政府都设有统计局或类似的职能机构。公布各种统计数据，也成了政府的规定动作。

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城市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浪潮。然而，越来越多人涌入城市，各种“城市病”也就随之产生了。如何更准确和实效地处理这些海量人口的就业、消费、交通，甚至垃圾处理等问题，成了政府最棘手的工作。于是，“政治算术”或者说统计学应运而生。不过，这已经是佩蒂提出“政治算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

统计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首先就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影响公众生活。比如，国民的富裕程度，将直接影响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方略。而国民富裕程度材料的获得，就得采用统计调查的方法。

如张三是贵州山村的一个村民，家庭总财产不过10万元；马云是首富，资产超过1000亿元。如果统计人员只抽取他们两人作为调查样本，那么得出的国民“平均家庭财产为500亿零5万元”。如此，中国就成为一个超级发达的国家。但我们都清楚，这样的统计结果肯定不是国情的真实反映。网民对此有一个无奈的自嘲：“张三‘被平均’了。”(www.daowen.com)

一些地方每每爆出的统计数据造假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遭人诟病等，都从反面证明了统计数据是有价值的。所以，要想得到真实的、符合现实状况的统计数据，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当然，科学家也在不断改进统计方法，以更加接近求真的目标。

除了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等宏观决策，政府一些微观的纯技术性决定，如是否应该在哪里建设一个公共厕所、某条交通要道是否需要设置单向限行，等等。科学的做法也应该根据符合实际的统计数据做出决定，这样才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

统计学也并非只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遗传学家孟德尔就是通过统计找到遗传规律的。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也一定会通过统计数据来制定诸如商场选址、广告投放等决策。除了数据本身符合或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对统计的数据进行正确解读或许是一个更严峻的考验。这涉及统计人员和统计数据的使用者的价值观，也与他们的学识修为有关。

比如，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死于癌症的人数比50年前有较大的增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今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更有可能导致人们患上癌症呢？结论可能没有这样简单。我们必须考虑到，首先，今天的医学水平比50年前提高了许多。由于受医学水平的限制，5年前一些死于癌症的患者并没有得到查明。其次，癌症一般说来是老年人更容易患上的疾病，今天，人的寿命比50年前提高不少，如此，癌症患者的增加更可能是出于寿命增长而非生活环境的因素，等等。

所以，统计学不仅仅是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含大量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统计学的出现，同样给人的思维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面对复杂现象和复杂问题时，统计学告诉我们一定要力戒主观随意的猜测、冲动的个人判断，而是通过严密的数据测试或数据调查来形成并佐证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