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塞班岛的失败，给日本朝野造成了极大冲击，更让日本军部丧失了取胜的信心。

7月1日，塞班岛失陷前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负责战争指导的官员哀叹道：“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而且德国处境与帝国大致相同，今后将逐步陷入穷途末路。为尽快求得结束战争，不得不依靠政略攻势，来谋求战争的解决。此时的条件，只有保持国体这一条。”

依据这个判断，日军大本营作战部决定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一线，邀击美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妄图借一次大胜，体面地结束战争。为此，他们孤注一掷，发动了以菲律宾群岛为主战场的“捷一号作战”。

为了全力进行“捷一号作战”，自新上任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大部分要员，都担心在中国战场上，继续进攻桂林、柳州，由于补给问题将重蹈英帕尔的覆辙。因而希望侵华日军停止攻打桂柳，而只以打通粤汉路为目标。或者，干脆结束“一号作战”。

然而，对这些主张，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与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却极力反对。在他们的强硬态度下，日军的“一号作战”又全面展开。这一次，他们不顾两面作战的危险，除向中国战场大举增兵，并投入他们最新式的4式战机（第12飞行团）外，又集中侵华日军的大部分精锐，编组了第6方面军。

当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决定编组第6方面军时，曾询问第11军的意见，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回电是：“可将11军升格为方面军，改编成两个军，特别需要加强后方。”显然，横山勇当仁不让，要当这个方面军的司令官。

横山勇为人自负，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在校期间，与石原莞尔、饭村穰并称为第21期的“三羽乌”。1915年12月，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并以军刀组的荣耀受到天皇接见。1939年9月12日，出任第1师团师团长。1942年，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机毁人亡，横山勇又被火速任命为该军司令官。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最重要的野战军团，该军不仅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而且也集中了第3、第13师团这样的精锐之师。长衡会战中，横山勇指挥数十万大军，其间除在衡阳受挫外，几乎是所向无敌。他自以为立下了不世战功，越发骄狂自大，甚至还对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说：“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主动的，唯有本军。”

他满心以为，这个方面军司令官的职位，无论怎样也会落到他的头上。不料，8月25日，侵华日军公布第6方面军的编制时，司令官并不是他横山勇，而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

冈村宁次的资历，比横山勇要深。他的学历比横山勇陆士高5期、陆大高2期。同时，他又是巴登巴登“三羽乌”之一，昭和军阀的中坚人物。论影响力，并不比东条英机、寺内寿一差多少。何况，其人能力超群，在正面战场，作为第11军首任司令官，率部攻陷武汉和南昌，奠定了第11军在华中的局面；其后，又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任上，以“铁壁囚笼”“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应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按说，派来这样一个上司，横山勇也应该说不出什么。可他却心怀不满，对冈村宁次阳奉阴违，总想找机会冒犯一下冈村的权威。在尔后的桂柳会战中，正是由于两人的内讧，才给中国军队的顺利突围，创造了机会。

眼下，冈村宁次新官上任，刚刚来到衡山方面军司令部，正忙于熟悉他的幕僚。其实，也不用怎么熟悉，因为第6方面军的参谋主官，都是他在第11军时期的老部下。参谋长宫崎周一少将，原为第11军参谋次长；现在的参谋次长天野正一少将，原为第11军作战课长。此外，为了充实第6方面军的指挥能力，大本营又任命武田功大佐为作战课长，堀场一雄大佐为航空参谋。而第11军的高级参谋，也替换为总军第一课高参井本熊男大佐。这些人物，无一不是日军参谋中的翘楚。

看到自己的司令部人才济济，冈村宁次不禁踌躇满志，计划借长衡会战胜利之威，对我广西10万国军，来一个漂亮的迂回歼灭战。

此时，衡阳虽然陷落，但湖南的战事还远未结束。长衡会战后，中国军队虽伤亡90577人（其中阵亡49370人），但实力尚存，重庆军委会还想趁日军疲敝之机，继续在湖南与日军决战。

本来，衡阳沦陷后，桂林的白崇禧曾急电蒋介石，建议迅速将衡阳周围的第46军、第62军调往桂林，并将第九战区的其他部队，撤至祁阳、零陵和桂林一线，在湘桂边界重组防御。但军令部却建议将主力留在衡阳周围，与日军继续决战。其理由是：（一）前线撤兵，敌必跟踪深入；（二）激战之后，部队急撤，有溃退之虞；（三）撤兵影响人心与盟军观感；（四）目前态势，地理比较有利，较退保桂林有利。

蒋介石最信不过的地方实力派就是新桂系，时刻想找机会削弱其实力，当然也不愿把第九战区的两个军拱手让给白崇禧。而薛岳这个愣头青，就是蒋介石愿意，薛岳也不会放这两个军走。此外，蒋介石此时正在和史迪威斗得死去活来，他考虑到民心士气与国际影响，遂采纳军令部的建议，否决了白崇禧的主张。他命令第九战区的残部及各路援军，继续向当面日军发起反攻。同时，命第六战区向宜昌日军发起反攻。

反击的最大亮点，出现在茶陵、攸县和安仁一带。此地的我第44军，从8月下旬开始，向日军第27师团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反攻。我军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特别是我军的迫击炮，对准高地上的日军射击时，炮弹竟能从日军的正上方落下，把日军打得无处躲藏。

日本历史学家，当时的日军中队长藤原彰回忆说：“中国军队敢于向我们固守的阵地，发动那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直到那时为止，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中国军队在1944年8月23日进行反击时，尽管不断有人中弹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高地上面冲击。他们的攻击精神之旺盛，战斗意志之顽强，完全超越了日军。直到那时为止，与我们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相比，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士气、斗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简直变成了一支精锐顽强的军队。”

所在湖南的国军展开的大规模反击，让日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后，据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记载：“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

蒋介石默许军令部扣住两个军不入广西，还有一个不能言的原因是战略误判。长衡战役后，日本也是伤亡惨重，急需整补。情报显示，日军暂无攻略广西的打算，最多也就是打通两广交界的粤汉路。相持到9月1日，蒋介石确认日军有进犯广西之企图，颇有悔意，这才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参加湘桂沿线作战。接到命令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20、第26、第37军，在道县集结，攻击日军的左侧背。副总司令李玉堂，率第62、第79军，及新编第19师，转向新宁附近，攻击日军的右侧背。

然而，部队在转进过程中，却发生了令人意外的悲剧性事件。9月7日晨，转进到山口铺的第79军军部，与日军第40师团的骑兵部队不期而遇。当时，军长王甲本等骑马军官，立即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将军鼓励官兵沉着应战，宁死不当俘虏。手枪排官兵死战不退，直至全部壮烈殉国。王将军和副官吴镇科，见日军越聚越多，深知杀身成仁的时刻已到，在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后，又赤手空拳与日军肉搏。王将军身中数弹，头、胸、颈多处刀伤，仍抓住敌人刺刀，与敌死拼。在将军的两个手掌被刺刀搅得血肉模糊之际，又一把刺刀刺中将军的腹部，将军终于倒地不起，壮烈殉国。

王甲本，字立基，1901年生于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其父王国栋，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与范石生有金兰之交，与朱德、杨如轩交情亦厚，曾担任过滇南副镇守使。王甲本由曲靖师范结业后，见连年战乱，便弃文从武，于1918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4期炮兵科。

结业后，在滇军中先后依附顾品珍、范石生，历任排、连、营、团、旅长。北伐后，又依附陈诚，任第18军第98师副师长，从此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率所部奋勇抗战，因功擢升为第98师师长。此后，率部参加南昌会战、两次长沙会战，屡立战功。尤其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他亲率一团步兵，在捞刀河主阵地阻击撤退日军，击毙日军两个大队长，毙伤日军无数，为战区立下战功。战后，即被擢升为第79军军长。之后，又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直到1944年殉国，时年43岁。

将军殉国后，国民政府于11月7日下令褒奖，并追晋为陆军中将。只可叹将军一生清廉，身后萧条，将军牺牲后不久，其妻儿甚至流落到重庆、成都一带，以卖汤圆和小零食为生，终因无法坚持，其遗孀自缢身亡。国家英雄，死后其家人竟无人供养以致如此结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此实为国家之悲哀，民族之不幸。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第79军军部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同时，日军不顾湖南的战事还未结束，执意向广西突进。此时，白崇禧主张放弃全州，集中兵力确保桂林，以免兵力分散，被敌各个击破。但徐永昌和刘斐主导的军令部，却认为全州比衡阳地形更好，更利于防守。这次，蒋介石思量再三，终于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

9月13日，日军第13师团第104联队，突破我全县第93军阵地。当晚，军长陈牧农惊慌失措，竟不顾蒋介石让他死守3个月的命令，将大量军需物资付之一炬，背对着冲天的大火，撤出了全县。

全县西南距桂林115公里，既是中国军队的西南补给点，又是桂林的东北屏障。全县一失，桂林震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匆匆赶到广西，与第四战区共同商讨对策。

白崇禧一行到桂林，发现全城除军队外已空无一人。由于实行焦土抗战，民众已被赶走，军队纵火焚城，全城已是一座瓦砾场。

湘、桂、黔铁路线上，桂林至柳州的一段，火车一辆接着一辆，绵延达50公里，停满了铁轨。火车司机饥饿难耐，丢下火车，一个个都溜之大吉。逃难的民众，明知火车无法开行，但还是心存侥幸，如潮水一般涌向火车。

连续多日，铁道两旁，人山人海。难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凄惨景象。有的挤不上火车，干脆坐在路轨边，露宿风餐。挤上火车的，车厢内、车顶上、轴承架上，人挤人，人挨人，但凡有空隙之处，必定被人占去。远远望去，火车道上，一趟趟列车，犹如一条条死蛇，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让人惨不忍睹。

火车上，逃难者为了保住仅有的立锥之地，即便是大小便，也不敢挪动一步。时值初秋，暑气未散，火车内外，随地便溺，日晒雨淋，时间不长，霍乱就蔓延开来，每天都有死尸抬出，无人掩埋。

白崇禧目睹惨状，忍不住在电话中向张发奎发起了火：“坚壁清野不是这么个搞法。清的是‘野’，不是‘城’。我们幼读圣贤书，岂不知‘筑斯城也，凿斯池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的名言吗？为什么把老百姓都赶走了呢？”

张发奎虽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广西的军务，但众所周知，广西是新桂系的巢穴，向来是雷打不动水泼不进，别说是他张发奎，就是蒋介石，也拎不清广西的事。面对白崇禧的责难，张发奎含糊其词，唯唯称是。

白崇禧虽然表面上义正词严，但事实上，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离开重庆前，白崇禧决定在桂林储存3个月的粮弹，但军令部只给了3个基数的弹药。白崇禧气愤不过，在军委会的会议上，大骂军令部给得太少，吵得何应钦、俞飞鹏都躲起来不敢见他的面。白崇禧无奈，他知道，何应钦、俞飞鹏的背后是蒋介石，最高统帅不愿拨付粮弹，那就意味着他无意固守广西。带着失望，来到广西后，白崇禧见广西兵力薄弱，而第九战区的增援部队又迟迟未到，感到势不可为，便萌生了撤军避战的想法。

视察过防务，白崇禧即召集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黄旭初，及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等要员开会，商议作战的指导方针。

白崇禧问大家：“你们看桂林能守多久？”

后勤参谋长汤尧是白的亲信，他首先说：“不管守多久，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持久防御，除了有利于其他方面的胜利之外，它本身是没有胜利可言的。”

白崇禧问：“何出此言？”

对方答：“如你在民国十九年，让韦云淞部死守南宁，达半年之久，目的在使你率主力打湖南，免得卢汉来袭你的后背。而5年前武汉会战时，你让何知重军死守黄梅，诱敌来攻，而你以10个军反包围敌人。最明显的是台儿庄之战，德公（李宗仁）让孙连仲死守台儿庄，诱敌板垣、矶谷两师团来攻，然后以汤恩伯、张自忠包围其左侧背。如今桂林的形势，显然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

大家听白、汤二人一唱一和，演起了双簧，知道白崇禧消极避战，不愿牺牲自己的本钱，便一个个沉默不语，等待白崇禧的下文。

不用白崇禧开口，第16集团军总司令、桂系大将夏威就第一个站出来说：“是啊，目前并没有其他方面的决战，需要我们在桂林持久，我们自己也无精锐大军在城外，为什么白白地把我们的两个精锐军都牺牲在城内呢？”

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也起身说道：“白副总长如果给我们5万兵，也只能守一个月。以目前我手下的这点兵力，要死守桂林3个月，根本没有把握。”

仅仅在两三个月前，韦云淞还充满自信，以为他能守住桂林。当时，他考虑到守城战旷日持久，官兵生活苦闷，甚至请求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允许他们留下一些妇女。张发奎哭笑不得，当即严词拒绝。不料，时至今日，韦云淞却判若两人，成了消极避战的主角。

会议开到这时，作为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眼见桂系无意决战，他这个外人只好顺水推舟说：“以我之见，敌人只要发动攻势，就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志不在此。全面抗战7年多来，每次大战，我们的失利，都是迟早的问题。”

这是昧良心的话，说罢，张发奎心中隐隐作痛。长沙沦陷后，美国顾问说，不出7天桂林就会弃守。而踌躇满志的白崇禧，则认为凭借广西的地利，以及桂系的数万精兵，桂林完全可以固守6个月。哪知道，大家说话，全凭一时意气。当下形势，不战而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白崇禧环顾会场，便总结道：“委员长在桂柳会战的指导上，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他不干涉我们，我们就好好地打一个胜仗。现在我宣布：留第31军守城，吸引敌人来围攻，由夏总司令指挥第46军为主力，和第79军、第20军、第37军反包围敌人，把它歼灭在桂林城下。”

白崇禧的话貌似公允，实际上却为桂军留了一条后路。此时，转进到广西各部的战斗人员，第20军仅剩4567人，第26军残余4522人，第37军2056人，第62军6300人，第79军3476人，第93军20958人，第64军11680人。而桂系也只有第31军12990人，第46军20830人。所有能战的部队，连10万都不到。而日军第6方面军，则以第11、第23两个军，15万人的兵力进攻广西。这样的力量对比，桂柳会战的结局不言自明。打还是要打，打只是给别人看的。

白崇禧无心应战，嘴上说让第31军守城，其他部队在外围助战。事实上，白崇禧连一个第31军都不肯牺牲。他私心自用，不仅从桂林调出了第46军，而且将第31军的主力也调了出来。

第31军副军长冯璜、第31军第135师师长颜僧武，是白崇禧的亲信，而第31军第188师师长海竞强，则是白崇禧的亲外甥。白崇禧的寡妇姐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白崇禧当然不愿让他去送死。他顾念私情，便把这些人和部队都调出了桂林。

白崇禧既如此规划作战，夏威也上行下效。他的外甥甘成城，为第46军第175师师长，本应死守桂林，但夏威不顾军心士气，硬是把甘成城调到了城外。

这样调来调去，守城的部队，仅剩下战斗力较差的第131师与新兵组成的第170师。守城官兵见长官们徇私情，而让他们送死，一时间人心浮动，人人都恨自己投错了胎。仗还没开打，人心就散了。

自此，从城防司令韦云淞以下，2万官兵无心作战，偷鸡摸狗的龌龊把戏倒是玩得不少。韦云淞与第31军军长贺维珍、第170师师长许高阳等人，在领取全军3个月的薪饷与主副食费后，将其中的90%截留送回家去，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下层官兵没有钱粮可资贪污，就趁夜窜入民宅、店铺，翻箱倒柜，搜寻财物，见鸡杀鸡，见狗杀狗，把市民留在城中的财物抢个精光。由于经费被高级将领贪污，阵地防御系统质量低劣，甚至大部分都没有铁丝网，仅用木材钉成木栅。守军没有照明设备，阵地前也只敷设了少量地雷。

就这样，和第4军守长沙一样，第31军还没与日军接战，自己就垮掉了。

但毕竟还是有热血军人，不肯随波逐流。第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见长官无心作战，而军纪又败坏如此，知道此战绝无成功希望，便下定了杀身报国的决心，他对人说：“今为国守桂林，愿与城共存亡，绝不苟生。”又给妻子留下遗书说：“与日寇大战在即，不成功便成仁，虽然家无积余，亦要甘受寒苦，以待在望之胜利。”

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也说：“桂林之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我是跛子不能逃跑，胜则生，败则死，誓把我这百十斤肉，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但让守军诧异的是，他们虽然做好了准备，但迟迟不见日军来攻。

原来，从9月中旬到下旬，北路日军第11军，虽攻占全县，但由于补给困难，在冈村宁次的限制下，忙着巩固占领地区；而南路的第23军，由于在桂平等地遭到我第64军的侧攻，进展也十分缓慢。这样，全县沦陷后的半个月里，日军并未向广西大举进犯。

直到9月29日，日军第6方面军，才下达进攻广西的命令。这次，日军第11军集中第3、第13、第34、第37、第40、第58共计六个师团，第23军集中第22、第104计两个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3旅团，共计8个半师团，约15万人的兵力，计划于10月初发起攻势。

10月上旬，日军第11军兵分三路，向广西腹地杀来。11军兵力接近10万，一路向大榕江第93军阵地，一路由新安向高上田圩第79军阵地，一路由灌阳向海洋坪新19师阵地，三路并进，最终目标则直指桂林。

10月下旬，日军突破中国军队各军阵地，对桂林形成合围，外围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部、第46军军部，以及新编第19师、第188师、第135师，未放一枪向后退去，桂林转眼间就成了一座孤城。

10月28日，日军从多个方向，向桂林外围发起了攻击，桂林保卫战正式打响。

两天后，1000多名日军攻到桂林火车站。激战到11月2日，日军第58师团从北面，第13师团从南面，第40师团从东面，向桂林四郊发起了总攻。守军奋勇抵抗，战况日益激烈，桂林城防的核心战斗逐渐展开。

桂林的地形，西、北、南三面，被崇山峻岭所包围，东面濒临漓江，形成天然的要塞堡垒。守军的上层虽无心坚守，但下级官兵为乡土而战，士气旺盛，因而日军攻势虽猛，也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自11月3日起，日军为减少伤亡，进攻之前，先用耕牛，甚至是普通民众，在前面开路。让这些无辜的生命踩踏地雷，试探守军机枪的位置。激战至4日，屏风山、猫儿山据点同时陷落，守军两个排除受伤者外，其余全部殉国。而德山中学西边山地的一个据点，被敌攻占时，守军第79军第294团1连，只有8人生还。

激战至6日，日军步兵2万多人，在火炮、战车的掩护下，向桂林发起了连续猛攻。在毒气的配合进攻下，日军第40师团攻占七星岩等高地，守军大部牺牲。城北平头山守军，不敌日军炽烈的机枪、平射炮火力，直至伤亡殆尽，阵地才告陷落。

8日起，日军以28门加农炮、多门榴弹炮，对桂林进行了10分钟的密集射击，桂林城内一片火海，守军阵地浓烟冲天。与此同时，日军第6飞行团也前来助战。守军虽拼死抵抗，仍不能挽救危局。城东南中正桥北的沿河一线阵地，全部毁于炮火，日军趁机攻占沿河阵地，及中正桥桥头堡等据点，并有300多人强渡漓江，窜入城内。韦云淞一面命预备队堵击入城的日军，一面命第170师接替伤亡惨重的第131师，以重金悬赏收复桥头堡阵地。

激战到9日天明，江中飘满日军的尸体，连江水都被染红。下午，终于将桥头堡阵地夺回。窜入城内的日军，也被守军两面夹击，围困在民居内。

敌我相持到11月10日，韦云淞再也坚持不住了，他急不可耐，命人叫通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无线电报话机，向张发奎报告了桂林的危情，哀求道：“请长官高抬贵手，批准我们突围，留下几千条命，将来好报答长官的恩德。”

其实，守军还有15000人左右，伤亡不过数千，根本没到无法支持的地步。张发奎知道韦云淞无心应战，便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只是口口声声问道：“钻到城里的少数敌人消灭了没有？”(www.daowen.com)

韦云淞无言以对。

张发奎又命令他：“大军在行进中，不日可到桂林，望你部死守待援。”

韦云淞不管这么多，他早已得到白崇禧的暗中指示，迫不得已可弃守桂林。在他看来，眼下正是迫不得已的时候，于是他不顾战区最高长官张发奎的命令，决定擅自突围。

当日下午，他召集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会上，他首先责备第131师作战不力，致使日军突破中正桥阵地而窜入城内，造成心腹之患。尔后又说：“守城10余日，官兵伤亡太大，势难久持，各位有什么看法，务必畅所欲言。”

大家知道韦云淞要弃城逃跑，谁也不想承担弃守的罪名，一个个都沉默不语。韦云淞见众人都不开口，只好自己说：“守是守不住了，不如放弃桂林突围而出，以免被敌全歼。”

随即，他命守军各部，入夜即由牯牛山，越过阳江向南突围。

当晚，在鹦鹉山岩洞里，城中的将官聚餐。席间，第131师师长阚维雍，斟满一大杯酒，仰脖喝下，说：“来生再见！”

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听罢，急忙拉了拉他的袖子，说：“不要讲这种话！”

吃完饭，阚维雍面色平静，回到师部，师部人员已集合在会议厅，等候他开会。阚维雍说：“有好消息，你们等一会，我回房小便后，再来告诉你们。”

谁知，阚维雍刚刚离去，他的房间里就传出一声枪响。参谋长郭炳祺急忙冲入查看，只见阚维雍趴在公文桌上，手枪紧握手中，子弹从太阳穴穿过，已经自杀殉国了。

阚维雍，原名庆福，号伯涵，祖籍安徽合肥，1900年生于广西柳州。1919年，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以第二名毕业。此后，追随李宗仁建立新桂系，历任军校教官、工兵营长、参谋处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1942年，任第131师少将师长，直至殉国。

抗战胜利后，阚维雍被追晋陆军中将，遗骸行国礼葬于桂林七星岩之霸王坪，墓旁建有纪念碑。1949年后，当地政府也追认阚维雍为革命烈士。

阚维雍死后，郭炳祺急忙给韦云淞打去电话，报告阚维雍殉国经过。韦云淞颓然说道：“算了，算了。”继续命各部向外突围。

突围途中，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阵亡。而七星岩内，131师的800多名伤病员及杂兵，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全被日军的毒气弹毒死。时至今日，蜂拥而至桂林的游客，有几人能够想到，这里曾是我抗日将士奋勇杀敌，惨烈殉国的所在。

几天后，突围到安全地带的韦云淞，突然收到参谋长陈济桓的遗书。原来，陈济桓突围途中，因负伤行动不便，也举枪自杀。自杀前，他在名片上写下遗书，说：“因在猴山隘负伤……决以手枪自杀。”并以手指蘸血，在他的名字上面印上自己的手印，嘱咐卫士将名片交给韦云淞。

陈济桓，号昆山，1893年生于广西岑溪。辛亥革命时，曾离桂北伐，支援武昌义军。辛亥革命后，在陆荣廷部历任排、连、营长，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1年，旧桂系瓦解之际，投奔粤军马晓军部，与白崇禧相识。自此，开始成为新桂系之一员，历任团长、少将参军、汉口禁烟局长等职，1933年因坠马伤足，而与军旅绝缘。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济桓被留在广西，负责一处金矿。待遇虽然优厚，但每每以不能上阵杀敌为憾。桂柳之战前，陈济桓请缨出战，白崇禧、韦云淞见他求战心切，便未报请军委会，即任命陈济桓为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

陈济桓殉国后，由于是黑官，不能报请军委会抚恤，死后并未得到任何封赠。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追认他为抗日烈士，逝者才得到了应有的哀荣。

战后，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因擅自突围被撤职查办，第16集团军、第31军被撤销番号，所部被并入第46军。

与桂林的失陷几乎同时，11月11日，柳州不战而失。

当时，担任主攻柳州任务的日军，本是南路的第23军。但第23军的前锋第104师团一部，被张弛的第64军围困在东乡圩，联队长、大队长一死两伤，其余官兵伤亡无数。而此时，北路第11军的第3、第13师团，已经越过桂林，向柳州直扑而去。这样，第23军就落后于第11军，让第11军抢先攻到了柳州附近。

11月3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已经发出进攻柳州的命令后，才致电第6方面军：“本军鉴于柳州附近敌军配备薄弱，而主力已转至波集团（第23军）正面等情况，为一举攻占柳州，已命鹿师团（第13师团）、山师团（第3师团）向该地突进。”

早在10月8日，横山勇和作战课长井本熊男第一次拜会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就说：“对攻占桂林无异议，但不同意攻占柳州的部署。”

为了平衡第23军与第11军的关系，冈村宁次将攻占柳州的任务，分派给了第23军。一个月后，第11军竟擅自决定向柳州进军，这无疑是抗令不遵。不仅如此，第11军还越级把这份电文，同时发给了中国派遣军和大本营。

对此，第6方面军上下一片哗然。

参谋长宫崎周一说：“这是第11军的自私，是破坏方面军拟由第23军攻占柳州，使之获得立功机会的手段。”

参谋次长天野正一联想到去年常德会战中11军的抗命不遵，也愤然说道：“又这样干了！这是第11军的专横！是对方面军统帅的侵犯！”

冈村宁次是个铁腕人物，他领兵数十年，还从没碰到过横山勇这样专横的部下。他怒喝一声：“这是越权！”一怒之下，立即致电第11军，命第11军不得变更既定方针，急于攻取城镇，而要继续指向柳州西北方，切断中国军队退路。

然而，横山勇依旧藐视冈村宁次的权威，继续陈述种种理由，不肯奉命行事。11月5日夜，失去耐性的冈村宁次，向第11军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训电：“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冈村大将。”

此外，作为惩戒，冈村宁次还下令第11军进攻柳州部队，统归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指挥。电令抵达11军，各部哗然，认为冈村偏心。横山勇决定与上司对抗到底，他除了命第13师团向宜山挺进外，余部仍按他的意思继续进攻柳州。而对冈村宁次的电文，横山勇竟置之不理，连礼貌性的回复都没做。

这样一来，由于两人的内斗，冈村宁次原定的柳州围歼战，就变成了一场击溃战。甚至连击溃战都没打成，守城的中国军队第20军、第26军见势不妙，早已逃之夭夭。11月11日，当日军攻入柳州时，他们所看到的乃是一座空城。

横山勇屡屡挑战冈村宁次的权威，又破坏了冈村迂回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因而招致了冈村的忌恨。

11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前来传达日皇的嘉奖诏书时，冈村宁次向他谈起横山勇的不听命令和专横跋扈。想起常德会战时的相似一幕，畑俊六不禁破口大骂道：“他就是头蠢猪。”

横山勇屡屡违抗命令，自行其是，得罪了他的两位顶头上司。畑俊六、冈村宁次这两个陆军大佬，在柳州之战结束11天后，将横山勇撤职遣返回国，同时，把跟随横山勇抗命的第11军的三个师团长也全部撤换。

紧随着横山勇的被撤换，冈村宁次则是荣升一步。

11月24日，日皇裕仁赐诏冈村宁次：

“朕委卿以中国派遣军统帅之任。唯现下战局事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妥为筹划，益振军威，以副朕望。”

冈村宁次感激涕零，立即奉答如下：

“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率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竭尽死力以奉圣旨。”

就在冈村宁次就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当天，日军第23军一部，进占南宁机场与南宁城。4天之后，越南的日军第21军，也趁中国军队溃败之机，攻入中国境内，主力直扑南宁。12月10日，越南日军与侵华日军在南宁会师。至此，大陆交通线完全被日军控制。

多年来，力图攻占西安与四川的冈村宁次，始终对这个宏大的梦想念念不忘，尤其在中国军队大溃败的1944年。在执掌侵华日军的帅印后，他力主应一鼓作气，趁势发动“重庆席卷战”，但日军大本营并不认可。他们认为仅凭一战，使中国屈服绝无可能。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命第3、第13师团，深入桂西、黔南，追歼中国军队主力。

就这样，伴随着中国军队的溃退，日军马不停蹄，跟踪入侵，陷宜山，越怀远，破金城，踏河池，蹂南丹，窜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黑石关，过中捞河，闯独山，逼都匀，进军千里，如入无人之境。

于是，湘黔路上，挤满了逃难的大军。由浙江、江西、广东、湖南逃来的数十万民众，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向西北拼命奔逃。逃难的人流，你靠我，我挤你，人挨人，肩并肩，填满了路途。

饥饿夺去了一条条生命，死人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一个个横躺在公路上。到了这时，父子不能相保，夫妻各求活路，虽至亲骨肉，都视如路人。前面的人死了倒下去，后面的人踏过死尸，继续向前逃命。

公路上，汽车已经无法开动。司机就把汽车烧毁，丢弃在路上。烧毁的大小汽车，像乌龟壳一样，一辆接一辆趴在路上，绵延数十里。公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公私财物，逃难的人，只要有力气就只管拿。甚至到最后，谁要有一辆车，就能带走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做老婆。

当时，大明星胡蝶、大资本家虞洽卿，也在逃难的人流中。为了早日脱离苦海，他们哀求当地驻军，好歹要到了一辆汽车，冲在人流的前头，逃出了危境。可大部分的难民却没有这么幸运，由于难民中混入了大量的日军便衣队。第一线部队发现后，不问青红皂白，向人流胡乱开枪。结果，日军的便衣队被打了出去，而逃难的百姓也打死了不少。

11月23日，难民千辛万苦逃到黔、桂交界的六寨附近，刚刚踏上一座250米长的钢骨水泥大桥，就听见对岸有士兵喊道：“不要过桥了！要炸桥呀！”一连喊了几十分钟，难民不管炸与不炸，还是昏头昏脑地挤过来。前来督察的张发奎见状，骂道：“丢他妈！不管啦！你们炸了算了！”

结果，一阵巨响，大桥连同五六百个老百姓，一齐跌落山涧。而没有过桥的难民，则落入日军手中。

与普通民众相比，军队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所有入黔的第四战区部队，都被新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缴械监视，即使是张发奎的卫士排，也不能例外。张发奎知道了老汤的厉害，含羞忍了下来。

11月27日，逃到六寨喘息未定的第四战区长官部，遭到了一场飞来横祸。当时，一群美军飞机飞来，长官部的人纷纷冲出去观看。不料，一枚炸弹飞下，张发奎的警卫，当即被拦腰炸成两截。张发奎因站在门口，才幸免于难。紧接着，17架飞机低空不间歇轰炸，将六寨这座小镇炸成了废墟。半个小时后，美军飞机才离去。此时，长官部1名中将、2名少将、8名上校、近1000名官兵，以及上万名难民，悉数葬身火海，尸骨无存。而长官部的重要资料，也全部被炸毁。

就这样，第四战区长官部没有毁于日军，却被友军炸得元气大伤。事后查明，后方的译电员误将六甲译成了六寨，结果美军未去轰炸金城江边驻有日军的六甲镇，反而狂炸150公里外的六寨，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悲剧。

张发奎这边刚刚挨完炸，驰援黔南的陈素农第97军，就从南丹一路溃退到了六寨。张发奎将陈素农大骂一通，命他立即返回芒场阻击日军。不料，出身黄埔一期的陈素农十分骄横，他径直对张发奎说：“我奉蒋委员长命令，直接向他负责，不接受你指挥。”

张发奎气得瞠目结舌，当即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蒋介石闻讯大怒，命败退到独山的第29军军长孙元良：“陈素农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如陈到独（山），将其扣留，就地正法。”

12月1日，陈素农弃守六寨，向独山败退。因他与孙元良有些交情，孙便把蒋介石的命令透露给了陈素农。陈素农闻讯大惊，急忙返回前线。

这场日军入黔以来的空前激战，敌我均伤亡惨重，第97军终于不支，向后败退。日军紧追不舍，连陷独山、八寨，进逼都匀，一直打到距贵阳50公里的地方才告停息。

独山失陷，贵阳危急，重庆震动。这时，中国军队的几十万精锐，还远在滇缅战场。豫、湘、桂等地的部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丧失了大部分的战斗力。在此危急时期，蒋介石不禁惊呼：“战况紧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多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少将，除了要求将精锐的新6军由缅北调回外，还建议蒋介石做好迁都的准备。魏德迈说得轻松，迁都姑且不说工程之浩繁，百姓之艰难。7年战时首都一旦迁往西北，国际舆论将置蒋政权于何地，他蒋某人还能保证其政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此刻，蒋介石痛悔不已，消极避战不但没能保存实力，反使他损兵失地、颜面尽失。一连几日，蒋介石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然而，正当重庆惊慌失措的时候，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最后竟主动退却了。

原来，日军本无进攻重庆的打算。经历长达半年的苦战，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加之补给困难，战线过长，早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已是冬季，日军士兵仍着夏装，军靴也破烂不堪。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袭击，行动只能选在夜间，宿营也只能在野外。攻占独山后，日军自认无力进攻，便自12月4日开始，沿原路退了回去。

败退的日军十分狼狈，身后有正规军追击，两侧有游击队袭扰，头上又有美国人的飞机轰炸。入夜之后，日军刚想消停一会，由于他们焚烧尸体，暴露了目标，又迅速成为游击队的靶子。日军慌不择路，为了逃得快一些，他们不断减少携带战死者的骨灰以“瘦身”。刚开始时，骨灰盒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则变成了火柴盒。逃一路，骨灰也撒了一路。

战事持续到12月中旬，中国军队收复黔南失地，在桂西的河池，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至此，长达3个月的桂柳会战宣告结束。

桂柳会战国民党军以失败告终，使日军基本达到“一号作战”的目标。此战，中国方面统称为“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4月至12月的8个月时间里，中国正面战场损失兵力数十万，沦陷土地20多万平方公里，失去了河南、湖南两处重要的粮食产地，损失了不计其数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自抗战初期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球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的大背景下，中国却遭受了空前的惨败。不可避免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无形中下降为第二等国家。几个月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大强权，不顾国际道义，撇开中国，秘密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

毫无疑问，豫湘桂会战给中国近现代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尝到苦果的蒋介石，也不住地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1944年，很多人心生疑问，无尽漫长的黑夜何时才会结束，中国胜利的曙光何时才能来临？

当时的很多人还是坚信，已经跌进谷底的中华民族，定会绝处逢生。在黑夜的尽头，终将会迎来久违的光明。

许多年后，人们不会忘记，桂柳会战作为中日14年战争中中国的最后一场败仗，它既是耻辱的终点，更是光明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