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1944年下半年，随着西欧诺曼底登陆的成功，苏联红军向东欧的快速推进，轴心国家的顶梁柱德国败局已定。而在太平洋战场，中、英、美三国军队从西面攻入缅甸，美军从东面指向菲律宾群岛，从而形成了对日本的夹击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第8个年末，胜败终于见出了分晓。同盟国家历经劫难，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度过了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然而，正像历史上那一幕幕分分合合的大剧一样，此时的同盟国为了寻求各自的利益，也要告别同舟共济的日子，开始分道扬镳了。

这一年，作为同盟国领袖的美国，也由理想主义的激情状态，渐渐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面目。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当它需要中国全力牵制日本时，它可以将中国捧上荣誉的巅峰。但到1944年夏秋之交，当它攻占塞班岛、关岛，取得对日作战的海上航空基地后，中国的利用价值似乎就降低了许多。更何况，这个疲敝破败的国家，眼下正被日落西山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这在同盟国凯歌猛进的大背景下，显得多么的刺眼、难堪。在欧美盟国的眼里，中国似乎正成为他们的一个累赘。

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是否认真想过，中国这个积弱多难的国家，在长达7年的苦战中，是否得到过真正的帮助？又得到了多少帮助？

一组公认的数字展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一个拥有4.5亿人口的大国，一个独立抗击强大日军达数年之久的弱国，在美国租借法案实施的3年之中，只得到了8.6亿美元的援助。而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得到的则是290亿美元，拥有广袤土地与强大实力的苏联，得到的援助也高达90亿美元。

就是这不到10亿美元的军援，大部分也被截留在驻印军与远征军，以及驻华美国空军方面，中国大陆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还处于贫血状态。

于是，伴随着外援的短缺，中国的经济形势，也迅速跌进恶化的深渊。

1937年，国民政府法币的总发行额为16亿元。其后，因财政困难，屡次增发，不过物价未见大的波动。1940年，货币发行额增长到1937年的5倍，物价迅速上扬了12倍。1943年，发行额增长了47倍，物价飞涨了200倍。1944年，印刷机印出的钞票，达到1937年的180倍时，物价则狂飙到了2100倍之高。

战争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加速了腐败的蔓延，也拖垮了这个国家的军队。

抗战中期，文化名人蒋梦麟，曾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进行过一次考察。他发现，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等原因，而死于途中者达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名壮丁，至贵阳只剩72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到贵阳只剩150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多人。死亡者与幸存者的比例，竟高达11∶1，死亡比例如此之高，难怪许多青少年都逃避兵役。

看到蒋梦麟的报告后，蒋介石十分震怒，声称：“无面目见人，对不起我们民众。”为了惩治兵役机构的腐败，他枪决了兵役署长程泽润，但兵役状况并未因此好转。

事实上，即便是壮丁的死亡率下降，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由于长期的战乱，教育的不普及，以及食物的匮乏，那些活着的壮丁，90%以上是文盲，近100%无科学常识，体质合格者也仅有30%，既不堪训练，更无法适应战地生活。

虽然如此，新兵入伍后，也应该加紧训练，弥补不足，但由于后勤条件太差，一些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面等，竟要耗去1/2或1/3的兵力。有些部队，每周的训练时间竟不能超过3天。因循日久，有些新兵入伍半年，还不知道如何瞄准，如何使用标尺与目测距离。

更严重的是，军中贪腐盛行。每个师长吃二三百人的空饷，算是良心未泯的了。高级军官既如此，下面的团、营、连长更是变本加厉，吃了空饷，还要克扣军饷。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的薪水本就不足用度，可官长们还是盘剥无度，士兵们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体质体能日渐衰弱。这样的一支部队，即便激于民族大义，有一定的士气，但也很难形成较强的战斗力。遗憾的是，整个抗战后期，正面战场就是靠这样的部队来维持的。

一直以来，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都饱受贪污腐化的诟病。其实，这些弊病，蒋介石比谁都清楚，但他身为一国的军政领袖，竟无力改变现状。

究其原因，至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也只是在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可事实上，有时候他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指挥不灵。而那些杂牌军，不是叛国投敌，与敌勾结，就是拥兵自重，划疆自保，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后，军委会命薛岳布防湘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但薛岳却借口固守湘东南，防止日军打通粤汉线，拒不从命。

军令部长徐永昌说：“薛伯陵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颇有划疆自保之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衡阳陷落，第九战区主力遭受重创，大西南即将不保。此时，蛰伏多年的粤军领袖李济深，便突然跃到了政治前台，与蒋介石打起了擂台。

1944年8月9日，李济深的一名亲信，向美国驻桂林领事林华特递交了一封李济深写给美国最高当局的密函。李济深在密函中说，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联合中国南方的军政领袖，成立一个民主形式的临时政府，以取代蒋介石一党一人的独裁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将囊括广东、广西、云南、西康、四川、安徽、福建等省，时机一到，上述各省的军政领袖，便会一起通电全国，将行动付诸实施。

接到这封密函，林华特不敢怠慢，立即向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尔作了报告。不久，史迪威的代表托马斯·廷伯曼准将告诉李济深，对此一政变，美国将保持不干涉政策。但对蒋介石极度厌恶的史迪威，似乎认可了李济深的行动。

然而，几天之后，由于白崇禧的极力反对，这个政变胎死腹中。而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则从这一事件中，看出了中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决定加紧向蒋介石逼宫，让他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8月5日，衡阳陷落前夕，驻印军攻占密支那。9月7日，日军向广西进军之际，远征军攻占松山。14日，再克腾冲。

这些胜利的光环，都给了史迪威一人。这样一来，西方的胜利，与东方的惨败，又恰好证明了史迪威的“英明”，反衬出了蒋介石的“无能”。

这时，前来调停蒋、史关系的美国特使赫尔利一行，适时来到了中国。

赫尔利是美国前陆军部长，罗斯福所深信的军人外交官。他刚到中国，就颇为诚恳地向蒋介石说明：“罗斯福总统竭诚拥护阁下。”

蒋介石对赫尔利顿生好感。心想，原来美国人并不都像史迪威那样，难以打交道。

赫尔利接着说：“罗斯福总统嘱咐我向阁下说明，他并没有任何强迫阁下的意思，他的本意，乃是要听取阁下的意见，并按照阁下的意思来做。”

蒋介石露出了笑脸。这是白人高官第一次对他说出这么动听的话，他听了很是受用。

高高胖胖的赫尔利，看到他把蒋介石哄得这么高兴，也不由得笑了。

美国人的态度如此友好，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在12日的会谈中，双方初步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权范围为：受最高统帅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至此，除关于中共军队的使用问题，及租借物资配给手续尚待协议外，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的事情，总算是达成了一致意见。

不过，蒋介石并不打算真正交出兵权，他除了相信他的嫡系部队不会听命于史迪威外，还坚持要取得对租借物资的支配权。他知道，只要控制了租借物资，那些意图向美国靠拢的杂牌军，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美国人也不傻，他们也早已想到了这一层。

9月16日，围绕着这个问题，双方大吵了一场。

蒋介石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赫尔利则坚决拒绝。

宋子文说：“阁下必须要顾及一个大国的尊严。”

赫尔利说：“您这话毫无道理。请您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

赫尔利出身富豪之家，带着与生俱来的奸猾。前几天的友好态度，更反衬了今天的冷酷无情。

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当天，赫尔利向史迪威等人抱怨说：“所有的同盟国都和中国人一样坏，甚至比中国人更坏！”

史迪威深有同感，不禁追问道：“亲爱的帕特，您这话怎么说？”

赫尔利愤然说道：“俄国不过是个乞丐，竟然把我们给他们的坦克和步枪，转手给了伊朗一部分，而我们还在发疯般地把这些东西送给俄国。英国佬更可气，我们给了他们290亿的物资，他们反倒说租借物资是敲诈。他们拒不接受成本价，有意在账目上捣鬼，好让乱账无法理清。”

赫尔利精于算计，心疼美国的财物，而史迪威则觉得罗斯福正在对中国失去信心，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此时，在缅甸战场上，失去了密支那的日军，正向滇西的龙陵展开反攻。只因进攻龙陵的中国远征军，已在腾冲、松山之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所以蒋介石指示史迪威调遣缅北的驻印军北进，进攻日军后背，并警告史迪威：“希令夺取密支那之X军，于周内进攻八莫。否则，本人不得不将卫立煌之Y军，由怒江战线撤回。”

刚刚由桂林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指示表示出强烈不满，他说：“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必须休整。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方面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来援，云南的远征军也不宜撤回。”

事实上，胡宗南的部队除了一部分确实在监视延安外，其主力还在潼关一带与日军对峙，根本拿不出多少力量南下增援。史迪威带着偏见，罔顾形势的复杂，一味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结果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引入了死胡同。

龙陵问题的出现，正值中美双方在租借物资问题上僵持之际，无处泄愤的史迪威，便趁机致电马歇尔，狠狠地告了蒋介石一状。电文说：

“蒋委员长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到昆明。如果这样，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所付出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当时，马歇尔正在加拿大魁北克，参加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议。他不加求证，盲信史迪威的一面之词，匆匆起草了一份指责重庆的电稿，请罗斯福总统签署发出。

9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官邸，史迪威带来了罗斯福的最后通牒。

此时，蒋介石正与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以及翻译朱世明，商议任命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的发布手续。

史迪威得意扬扬，先把赫尔利叫到一边，让他看了一下罗斯福的电报。览罢电文，赫尔利大吃一惊，此时已经达成协议，中国人已答应了我们的所有要求，并即将发布命令，罗斯福根本没有必要再胁迫中国。(www.daowen.com)

于是，赫尔利说：“不应对一国元首面致这样的电报。”他想加以拦阻，但史迪威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难抑内心的欣喜，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孩子，丢掉一挂已经点燃的鞭炮、撒出一包胡椒粉一样，带着胜利者的得意，将电文交给了蒋介石。

电文赫然写道：

……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林）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锐减……

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

余深信：唯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递过电文，史迪威吁了一口气，轻轻地坐下来，等待着蒋介石脸色发青、张口结舌的那一刻。

结果却让史迪威有些失望。蒋介石的涵养抑制了自己的表情变化，他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对史迪威说：“我知道了。”然后坐下来。稍后伸出一双手，表示散会。

史迪威带着些许的失望，离开了蒋介石的官邸。赫尔利等人见事已至此，也鱼贯而出。

罗斯福的电文，对中国主权的危害，超过了1901年《辛丑条约》与1915年的“二十一条”。而且，对一国元首的侮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连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这样的电文，根本无法送达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他决心不惜与美国决裂，也要撤换史迪威。他命宋子文将此意转告罗斯福，并在晚餐中通知了赫尔利。

就在蒋介石感到屈辱，愤怒地痛下决心时，史迪威则望着嘉陵江两岸的灯火，愉快地欣赏着夜景。回到屋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在我一生的日历上，这一天得打上红印。”并写了一首讥讽蒋介石的诗，寄给他的妻子。

尖刻的史迪威有些得意忘形，他没有起码的包容心，仅仅因战略取向的不同，就把蒋介石看作他的敌人。并且，为了庆贺自己的所谓“胜利”，他不惜用上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和诋毁蒋介石。不错，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他全心全意要帮助中国人，可惜他既不懂战略，又不懂政治，更不懂人情世故，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就在他自以为得意的那几天里，一场罢黜他的活动正在悄悄地展开。

20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他一字不提罗斯福的来电，只是表示：“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史迪威欲夺取中国军队之全部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以其自私之一念，竟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

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再次召见赫尔利与宋子文，嘱咐赫尔利将下列意旨转达罗斯福总统：

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

（一）我国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坐看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

（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

（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侮辱。

随后，蒋介石更以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请罗斯福撤换史迪威。

（一）余同意遴派美国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同时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余并欢迎美国人员担任改组及主持后方勤务部，余亦有意将中国军事机关之人员，作重要之变动，以配合美籍前敌总司令之作战。（二）但余不能再委史迪威将军以如斯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去年十月，余本欲将其调回，后因史迪威将军郑重声言，此后绝对听余命令，不使余再有失望，是以作罢。史迪威将军之言，今仍未能实践，如再委以重任，必致内部发生纠纷，中、美军事合作亦只有趋于失败之一途。

电文到达华盛顿，立即激起一片波澜。白宫的幕僚，以德高望重的霍普金斯为首，很多人都认为史迪威的行为，有污辱友邦元首之嫌，应该向中国表示歉意。但陆军部长史汀生及参谋总长马歇尔，却反对将史迪威调回国。

罗斯福进退两难。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恶化，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他的第四届总统竞选，而美国舆论则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史迪威，痛斥国民政府的腐败与独裁，他不想因撤换史迪威而招致选民的反感。但他也不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失去中国。左右权衡后，在10月6日，焦头烂额的罗斯福正式电复蒋介石。电报大意为：

“余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但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之训练指挥，则仍交史迪威管理。”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既给了蒋介石面子，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又保留了史迪威在滇缅战场的指挥权。可这个方案在蒋介石看来，却如儿戏一般。他已经恨透了史迪威，根本不愿再和史迪威周旋下去。

10月9日，蒋介石再以一份备忘录，托由赫尔利转送罗斯福。备忘录的要点为：

（一）北缅一部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然史迪威对于东战场毫不为意，当各地危急时，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之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从未在中国租借法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二）攻下密支那，失却东战场，此种重大责任，史迪威不能逃避……史迪威实不堪负此重要而复杂之责任！

（三）中国战场并不如罗斯福总统所料之险恶，中国战场虽败，中国战事当未败定，罗斯福总统如另派一适当之人选前来继任，吾人必能合作，挽回颓势，对于最后胜利，尽其有效之贡献。

这个备忘录，将中国战场的失利，完全归咎于史迪威。虽然失之公允，但也有几分道理。罗斯福接到这份电文，意识到蒋介石已对史迪威彻底失望，两人的关系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便不得不考虑最后的对策了。

到了这时，史迪威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华盛顿会全力支持他。他致电马歇尔：“如华盛顿再加压力，蒋主席或仍能接受。”而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馆员戴维斯，更提出建议：“将在欧洲战场掳获的武器拨给共军使用，令其攻夺江南地区，而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报酬。”

史迪威等人的言行，早已突破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底线。而此时，待在重庆的赫尔利，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10月12日晚间，他夜不能寐，经过彻夜考虑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天亮之前，他向秘书口授了发给罗斯福的电文，等到天明，即将电稿拿到史迪威处，交其过目并征询其意见。

赫尔利的电报是这样的：“蒋主席对史迪威谋合作，史迪威则对蒋主席谋屈服；史迪威一再表示，无意与蒋主席合作。史迪威的基本错误思想，是要压制一个人。此人领导一个革命中的国家，一支衣食不足、几乎没有组织的军队，和一个优秀的敌人，做了七年的抗战。我认为，你若在此一争论中，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主席，甚至可能连中国也一齐失掉……即使所有天使都发誓，赞成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请另派与蒋主席能够同心协力之年轻将领。”

史迪威知道大势已去，赫尔利让他看电稿，只是出于礼貌，怕他以后突然得到被解职的消息后，心理上无法承受。史迪威看罢电稿，稍稍修改词句，赫尔利便将电稿拿走，交由美国海军的电台发往华盛顿。

赫尔利是罗斯福信得过的人物，他的进言，改变了力量的对比。罗斯福收到电报后，便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调回史迪威，换上年轻有为而又谨言慎行的魏德迈。

10月19日下午，赫尔利谒见蒋介石，转达罗斯福最后决定的电报如下：

“余现正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及指派魏德迈将军。目下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应一分为二：中国为一方面，印、缅为另一方面。印、缅区由索尔登中将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陈纳德将军之第十四航空队仍留中国，受美军司令魏德迈之指挥。”

于是，中、美关系的隔阂，由于史迪威的调走，而突然得到消除。不过，看得出电报语气冰冷，罗斯福此举心不甘情不愿。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事件。多少年来，人们总在讨论，两人的冲突，到底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多一些，还是个人恩怨的成分多一些？

可不管怎样，一个一心为了中国抗战、为了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奋斗了3年的杰出老战士，他的黯然离去，还是让人伤感不已。

10月20日下午5时，史迪威由赫尔利相陪，向蒋介石辞行。

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

史迪威说：“无论阁下视我为何等人，请阁下务必记住，我的根本出发点，乃是为了中国之利益。”

短短20多分钟的交谈，史迪威起身离去，蒋介石送到门口。史迪威说出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胜利”，即飘然离去。

次日，阴霾密布，天气寒冷，路上行人稀少，史迪威一行直奔机场。

在机场，赫尔利和宋子文早已等在那里，秘密为他送行。赫尔利向史迪威表示歉意，承认是他把事情搞糟的，显得非常后悔。史迪威神情黯然，登上了飞机。正在此时，何应钦赶到了机场。他从车里钻出来，向史迪威行了一个军礼。史迪威在舷梯上转过身来，举手还了一礼，然后，环顾左右说：“我们还等什么？”说罢，飞机发动引擎，冲向了铅灰色的天空。

飞机上，望着窗外不断远去的壮美山河，史迪威才猛然发现，这个自己断断续续待了十来年的国家，一旦离开，竟然割舍不下。他摘下眼镜，揉揉湿润的眼眶，轻轻叹了口气，暗暗说道：“别了，可爱的第二故乡！”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他若想再次来到中国，恐怕就难了。果然，两年之后，史迪威因胃癌病逝，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蒋介石这边，送走了史迪威，就像送走了一尊瘟神一样，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说，史迪威带给他的隐痛，达到了他人生体验的极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

就在史迪威离去的这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莱特湾海战全面展开。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大西泷治郎中将，正式编成了20多组飞行队，号称“神风特别攻击队”，径直撞向美军舰艇的甲板，发起了惨烈的自杀式攻击。

而在中国战场，日本更是孤注一掷，编成了进行大规模野战的第6方面军，以名将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并调来日军最优秀的参谋人才，集中侵华日军所能集中的最大规模兵力，向“一号作战”的最后目标——广西全面扑来。

不出一月，伴随着美军在莱特湾海战的大获全胜，中国战场却陷入更大的溃败之中。历史似乎要以这巨大的反差，来证明美国人的正确，蒋介石的无能。以至于在4年之后，一位传记作家不无揶揄地说道：许多伟大的人物，如果能早一些离世的话，他们就更伟大了。比如，拿破仑死在滑铁卢大战前，威尔逊死在凡尔赛之战前，蒋介石死在史迪威被召回之前。

历史不能假设，文字也不容滥情。即便按照许多人的一厢情愿，将史迪威留在中国，面对着那样一副烂摊子，他又能改变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