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是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二战”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月份。

这月的6日，英、美联军集中42个陆军师，25766架飞机，1605艘舰艇，6000艘运输船和登陆艇，总兵力高达2876439人，在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的统率下，向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的诺曼底，展开了气势恢宏的登陆作战。

9天之后的6月15日，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出动400多艘战舰，4000多架飞机，12.8万名官兵，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登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已是破绽百出，濒于崩溃。

与此同时，英军在缅西，中国驻印军在缅西北，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先后展开反攻，势如破竹，对日军展开了一个个围歼战。

日暮途穷的两个轴心国家纳粹德国与日本，此时都不得不承认战局恶化，而一步步收缩兵力。

然而，失败者如垂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总会陷入最后的疯狂。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一边做着虚幻的白日梦，一边不断给自己注入强心针，幻想着终有一天会迎来翻盘的机会。

几个月前，刚刚兼任日军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晃着他那有棱有角的光头，眉飞色舞地对来访的远藤三郎说道：“嘿，从现在起就是军政一家了，战争会越来越顺利的哟！”

远藤三郎时任军需省航空兵器总局长官，是兼任军需大臣东条英机的直接部下，他之所以来拜访东条，就是认为在战局恶化的背景下，东条为了承担开战的责任，才迫不得已兼任参谋总长一职。所以，他来就想安慰东条几句。

但听到东条英机对于能同时担任日本政府首相、陆相、军需相及日军参谋总长，几乎一肩挑起半个政府，不以为忧，反而自鸣得意时，远藤三郎不觉眉头一皱，反倒不知该说什么了。

也许，在东条英机看来，局势并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大陆战场，“一号作战”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菲律宾群岛，日军南方军正在积极备战，而海军实力尚存，可以一战。日本帝国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拖到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就可以反败为胜。

乐观的东条英机，总是在鼓舞军民士气的广播演讲中，叫嚣着“在日本的天空，不是飞机在飞，而是精神在飞”。精神能够战胜物质，这就是他们“皇军将士”的根本信条。

其实能给东条英机信心的，只剩下中国战场，尤其中国军队在河南一败涂地，令日军士气大振，久违的优越感又在逐渐找回。为了证明自己指导战争的能力，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东条英机命令侵华日军迅速进攻湖南，完成既定目标，结束湘桂作战。

为了顺利推行湘桂作战，日军大本营的参谋们，依据东条英机的意图，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高参岛贯武治大佐调出，出任第11军高参。岛贯武治赴任途中，参谋本部又特意将他召至东京，由作战部负责人面授机宜。

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以威严的声调，向岛贯武治交待湘桂作战的方针，并特别指出：“中国战场近似‘一战’时的巴尔干半岛，诚恐成为大东亚战争的致命处，切望湘桂作战成功。”

岛贯武治大佐长期待在关东军，一直致力于对苏联的战备，对中国战场关注较少，一时之间未能明白真田穰一郎的深意所在。

真田穰一郎见岛贯武治有些不得要领，便进一步透露说：“鉴于此次的作战目的和大陆的空军状况，在结束本次作战后，为了压制大陆的敌方空军，考虑将有必要进行西安作战。”

说罢，真田穰一郎带着捉摸不定的浅笑，拿起铅笔，在桌上的中国地图上划了一条直线。岛贯武治定睛一瞧，直线的两端，原来是汉中和成都。莫非大本营要以成都为目标，先摧毁成都的中、美空军基地，然后再大举进攻四川？真田穰一郎所谓中国近似“巴尔干半岛”，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将大举攻入中国，中国将成为日本与美、苏决战的战场？

没容他多想，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就凑到他的跟前，着重交待说：“鉴于目前战局的形势，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空军，必将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因此，制止驻华美国空军的频繁活动，实为当务之急，希望坚决以摧毁敌空军基地为重点。至于打通粤汉线的作战，在实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停止。”

岛贯武治心中一惊，打通大陆交通线不是“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吗？怎么又变成了摧毁敌空军基地？这两者可差得太远了。

他立即想到，服部卓四郎是东条英机的亲信，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必然导致东条内阁反对派的群起围攻，进而带来内阁危机。为了防患于未然，东条英机一伙必须先发制人，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此刻，听着服部卓四郎的分析，他仿佛看见了服部卓四郎身后站着的东条英机。

服部卓四郎最后以告诫的语气说：“桂林是摧毁敌机场最重要的目标，必须下决心一举攻下长沙、衡阳、桂林，歼灭残敌应在摧毁空军基地后进行。”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为了核心目标，其他想法都可以改变。

结合这些天听到的一些传闻，岛贯武治揣摩到一些不能言的秘密。原来中国派遣军与第11军方面，坚持以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为主，并热衷于攻城略地，不太把摧毁空军基地放在眼里。所以，大本营才撤掉原第11军高参武居清太郎大佐，换上了与关内战场素无瓜葛的岛贯武治。

秉承参谋本部的意旨，岛贯武治立即飞赴中国，就任第11军高参。他刚到武汉，立刻就推翻了前任武居清太郎大佐的作战方案，由中央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就近围歼中国军队主力，改为一举攻占长沙、衡阳，进而围歼前来侧攻和增援的中国军队。

如此朝令夕改，令11军参谋长中山贞伍少将面露难色，他不满地对岛贯武治说：“重庆军薛岳的‘天炉战法’非常厉害，如果推进过快，恐怕会被重庆军拦腰截断，甚至被分割包围。”

初夏的武汉，天气开始闷热了起来，长期待在东北的岛贯武治，还有些不太适应，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那么，我们就将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部署在攻击正面的最外侧，摧破重庆军的侧击部队，以第116师团（欠1个联队）、第68师团从正道强渡新墙河，同时以第34、第27、第58师团为第二线兵团，随第一线兵团之后前进，形成纵深部署，一面恢复道路，一面急袭长沙。”

中山贞伍少将又问：“那第六战区军队前来增援怎么办？”

岛贯武治答道：“为了堵截第六战区军队南下增援，应以第40师团等部，越过洞庭湖，进击湘江西岸。同时，以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5旅团各一部，及116师团的步兵第109联队，进占松滋河一线，牵制长江沿岸的第六战区中国军队。”

中山贞伍少将听罢，知道眼前这位钦差不是来走过场的，一定背负着大本营的什么指示，便不再追问湘北的战事，而是将目光移到了湖南的南部。他取下腰间的军刀，用刀鞘抵住地图上衡山南侧的衡阳的位置，问道：“从最北端的战线新墙河，到南面的衡阳，其间战线长达400多公里，如何才能保证速战速决呢？”

岛贯武治有些心虚，这条战场太长，太过脆弱，此时的日军，已不能掌握制空权，如何保证补给与续战能力，确实是一大难题。尽管如此，他还是硬着头皮说：“攻取衡阳时，须特别重视作战速度。根据需要命炮兵、坦克、铁道部队等急速前进，以配合进攻时的急袭或强袭。”

日军的作战部署就这样在11军司令部里形成。鉴于第九战区集中了不少中国的精锐部队，而第三次长沙会战也败于对手，日军第11军为了形成绝对优势，尽快解决湖南战事，竟投入了超过8个师团，100个步兵大队的空前兵力。另外，加上华北调来的30个步兵大队和华南第23军投入的20个步兵大队进行战略协同。这样，为一次进攻作战，日军一共投入了150个步兵大队，甚至超过武汉会战时140个步兵大队的规模，而这150个步兵大队，加上相应的骑兵、炮兵、工兵与辎重兵，总兵力竟达36.2万人，这还不包括第5航空军、策应作战部队，以及由国内运来的10万补充兵。此外，日军还投入战马67000匹，火炮1282门，战车103辆，汽车9450辆。

在近代史上，只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军才为进攻一个地区动用过如此规模的兵力。那时，自以为有亡国危险的日本，举全国之力与沙俄决死一战。如今，他们也要孤注一掷，在中国战场打开困局。

很不幸，当时的国民党高层，竟未能识破日军“一号作战”的真正用意，以为日军就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就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

日军的用意，反倒被一个名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看出了破绽。他在1946年撰文指出：“以目前所得的材料而论，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日军参谋部不可能如此之笨，竟打算把这次攻势的目标放在开发南洋上，日本缺乏车辆来利用这条路。在打通此路后一年间，日军从未利用它把一吨橡胶、汽油或锡运送回国，供应它挨饿的工业。”

对于这些，在战场上沉寂了两年半之久的第九战区，竟毫无察觉。两年多来，战区长官薛岳上将忙于湖南政务以及个人利益，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中将忙于读书、应酬，而他们之下的大小官佐，也一个个文恬武嬉，安享战乱中难得的一段时间的太平生活，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在中国战场投入如此规模的兵力，对中国军队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纪远征。

危机一步步逼近，战机一天天丧失，时间终于挨到了大战的前夜。

5月中旬，第20军军长杨汉域因公来到长沙，并向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面陈敌情：“日军在蒲圻至岳阳间集结兵力，赶运作战物资，洞庭湖中运输频繁，有进犯长沙模样。第20军孤立在新墙河前沿，兵力单薄，恐难以坚持，特向薛长官请示作战要领。”

杨汉域想为自己的部队设防火墙，当然能撤回来更好，可薛岳满不在乎地应付说：“现在是雨季，湖南地形不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况且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兵力分散，海、空军力量薄弱，无力南侵。”

一旁的参谋长赵子立听了有些不安，他早已提醒过薛岳近期日军有可能攻长沙，可薛岳就像这次一样，根本听不进去。

趁着这个机会，赵子立决定再次劝诫薛岳：“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日军集中的兵力，较之第三次长沙会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长官切不可麻痹大意，误了战机。”

薛岳面露不悦，他反驳道：“参谋长过虑了。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敌人就不敢再攻长沙了。退一步说，即使它敢贸然进犯，我数十万大军再次布成天炉阵，定叫他有来无回。”

薛岳对他的三次长沙大捷颇为自得，总认为三战之余，日军已被打怕了，无心也无力问津长沙。长沙两年多没有战事，就是明证。

结果，5月下旬，湘北的日军越聚越多，南侵的企图昭然若揭。薛岳此时不得不承认自己误判了敌情，紧急召集幕僚商讨作战方案。

一开始，薛岳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会议定下了基调：“敌人宣传打通大陆交通线，不过是烟幕弹，其真正目的，还是要以进攻长沙，转移国际视听。我想以‘天炉战法’，以一部在湘北节节阻击，消耗敌人，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

此时的薛岳，压根没想到日军会派出如此强大的兵力。他将他的“天炉战法”视作万能灵丹，仍想按照历次长沙会战的打法，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

其实，早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就有人私下里议论，认为不能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日本人也不是傻瓜，让你一次次用“天炉战法”打垮，他们一定会找出对策。沿用老一套，一旦被日军破阵，将满盘皆输。可薛岳不顾敌情变化，死搬硬套以往的打法，正是用一个“死架子”打人。

参谋长赵子立深感不安，他知道薛岳的脾气，自高自大，他认定的事，任何人都难以改变。

可军国大事攸关国家存亡，赵子立又不能不说。他掂量了一下话的轻重，向薛岳婉言劝道：“看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历次长沙会战显然不同，兵力肯定很大。如果仍在长沙照老样子决战，到时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就难以取胜。况且，敌人自第三次会战吃了亏，必定有所对策，我们不能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请长官考虑，我们放弃长沙，再让敌人深入一段，时间宽裕些，请军委会多给我们一些兵力，改在衡阳与敌决战怎样？”

薛岳有些恼火。赵子立是他的亲信，这些天却总和他意见相左，他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便耐着性子，对赵子立等一干参谋们解释道：“你们不太关注战争全局，想想看，敌人在缅甸，在太平洋，到处在收缩战线，眼下他们忙于河南战事，哪里还有力量在我们这里发动大规模攻势？此次进犯长沙，敌人最多不过东拼西凑一些兵力，向我长沙虚晃一枪，然后再拔腿后撤。你们不用过虑，我薛岳虽不敢说料事如神，可也不会误判了形势。”

赵子立见薛岳固执己见，越发着急，索性说出了自己最大的隐忧：“薛长官有没有想过，敌人眼见前途不妙，是否会狗急跳墙，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名，孤注一掷打击我野战军，压迫我们单独求和，以改变整个态势的不利？”

薛岳愕然。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可最终他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会议开到最后，众参谋无可奈何，只好按照长官的意志，确立了固守长沙与敌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

对于这个结果，赵子立心有不甘，他暗中向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指出作战方案的失误，并说：“这样，要误大事。”请王缵绪到重庆述职时，务必将这个口信带给蒋介石。

不久，军令部流露出让第九战区放弃长沙，诱敌深入至衡阳与敌决战的意思。

同时，鉴于河南的惨败，蒋介石对日军即将发起的攻势再不敢掉以轻心。为协调整个南方战场的作战，他把国军将领中最富韬略的白崇禧空降到了桂林，统一指导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战区战事。

薛岳一听白崇禧要来，心中不悦，甚至叫嚷着要辞职不干。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力主决战，白崇禧力主撤军，最后薛岳打胜了。但由此薛岳对白崇禧心生嫌隙，死活不愿接受白崇禧的节制。

白崇禧坐镇桂林，认为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必定会孤注一掷，投入最大规模的兵力进犯湖南。而湖南南北500公里的战略纵深，显然不足以削弱日军的锐气。于是，他给薛岳打电话，建议薛岳将主力拉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一带，再与日军决战。

薛岳大怒，坚决不允，但顾及情面，向白崇禧解释道：“长沙有光荣历史，抗战7年，曾三次给敌人以重创。再说，洞庭湖一带盛产粮棉，如果放弃长沙，则洞庭湖一带粮棉产区，必将尽落敌手，我们的给养将更加困难。”

白崇禧此时并无实权，见说不动薛岳，只好挂掉了电话。

薛岳挂掉电话后，嫌白崇禧多事，怒气冲冲地骂道：“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最终，在薛岳的坚持下，军委会同意第九战区将主力集中在长沙外围，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日军决战。

消息传到桂林，白崇禧敲着桌子大叫道：“荒谬！荒谬！薛伯陵不听我的话，非要在长沙决战，老头子也没个主意，任由薛伯陵胡来，非要误大事不可！”

然而，别说白崇禧无力改变现状，即便是他能说动蒋介石，迫使第九战区改变部署，时间也来不及了。

1944年5月23日，完成作战部署的日军第11军，将战斗指挥部由汉口南进至蒲圻。两天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在总司令畑俊六元帅的带领下，在汉口设立了前进指挥所。

27日黄昏，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日军第一线兵团第68、第116、第3、第13师团，在湘东平原和万洋山脉，东西12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强渡新墙河，分作两翼贯穿突破我第一线阵地，随即开始两翼包围。当日深夜，在湘江西岸，第40师团及泷（步兵第109联队）、峰（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2大队）、野（独立步兵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3大队）支队等部一起行动。此外，针支队（第40师团步兵第218联队）在海军的配合下，由岳州向洞庭湖对岸发起奇袭。

日军之所以将发动进攻的日期选在5月27日，因为这天是日本的“海军节”。在39年前的同一天里，日本海军在东乡平八郎的统率下，在对马海峡一举歼灭了劳师远征的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此战促成了沙俄的屈服投降，并确立了日本海上强国的地位。

39年后的同一天，日军再次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进攻，他们祈求他们的天照大神，在这天的进攻发起后，能给他们衰敝的国运，带来新的转机。

这天的黄昏，细雨霏霏，阴云低垂，整个湘北大地，都被笼罩在暗淡不明的暮光里。10余万日军冲过新墙河，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扛着轻重机枪，飞奔在稻田的水网之间。明晃晃的水田里，低矮的秧苗漂浮在水面，微风轻轻掠过，软弱无力地摇摆着。远远卧着的低矮丘陵，两处三处的村庄，都在丝雨片风之中，显得分外清美。如果不是战争，这绝对是一副美妙的湖湘水墨画。

进攻仍在继续，战斗渐渐激烈。水田之间的大小道路，都已被我军民掘断、破坏，日军脚穿猪皮鞋，开始在洁净的道路上，踏出一溜几十里长的泥泞。原本清清白白的湘北水网，此刻正被一条条肮脏的泥途轻亵着。

守备新墙河的我军是第20军与第44军，20军军长杨汉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之子，44军军长王泽浚是另一位副长官王缵绪之子。为了照顾他们的利益，保存他们的实力，军委会向来不敢大用他们，只是分派给他们逐次抵抗与侧击的任务。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来，第20军一直都是新墙河的守卫部队，在历次会战中，都是在略事抵抗后，就将部队拉到东面山区，等长沙附近的战区主力完成合围后，再侧击、截击败退的日军。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层层阻击，节节后退，没几天就将部队撤到了平江一带。

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日军竟将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部署在了攻击线的最东侧，第20军等部退到平江，日军第3师团随后追踪而至，在精锐的空军第44战队的配合下，向第20军发起猛攻。20军第133师被日军包围在平江西北的山区里，最后截成数段，几乎被全歼。这下，薛岳感到有些意外了，战斗刚刚打响数日，第20军就在外线遭到沉重打击，日军哪里来的这么多兵力？

同时，中路日军第116师团、第68师团相继攻占杨林街、黄沙街、关王桥，攻至汨水北岸，向第37军发起猛攻，湘江西岸的第40师团等部也由太白湖一带奇袭登陆，进占沅江一带。

6月2日，蒲圻的横山勇见攻击初见成效，遂向前线各兵团下令：“要在汨水南岸至捞刀河北岸地区歼灭敌军。”

当日，军委会看到我军态势不利，乃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师长，此次作战，不但关系国家存亡，亦为我革命军人建树业绩的良机。切望各位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举凡命令坚守之阵地，不得擅自放弃撤退，违者不论何人，一律按照连坐法予以惩处。”并训令第九战区，以第99师、第92师、第77师、第162师等有力部队，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很明显，军委会对长沙决战缺乏信心，又不能过分勉强薛岳，于是采取折中方案，一并加强长沙与衡阳的守备。

可薛岳就是个“浑不吝”，谁的账也不买，他坚持将这4个师，分别固守沅江、湘阴、益阳、三姊桥。

直到此时，薛岳仍认为日军的兵力不大，在长沙以北就能将他们击败。于是，他找来参谋长赵子立，商量长沙守备的问题。

此时，守备长沙的是第4军。第4军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伐时攻城略地无往不胜，时人号称“铁军”，历任军长有李济深、张发奎、薛岳、吴奇伟、欧震等，是粤军的核心部队。薛岳将它视作珍宝，害怕它有所损伤。大战在即，他想把它调出去，由别的部队来替代。

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紧皱着眉头，突然来了一句：“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

他一边说，一边在脸上现出一副因得不到答案而苦恼的表情。

赵子立当下就听出了弦外之音：第九战区能守的部队无过于第10军，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就有过死守长沙的光辉历史，此次若能牺牲第10军，保全第4军，那是最好不过。(www.daowen.com)

可赵子立揣着明白装糊涂，愣是低头不语。薛岳怕他听不明白，又将同样的话重复了几遍。

赵子立想到1938年，他刚到第九战区时，时任参谋长吴逸志关照他的话：“要知道第4军与伯公的关系，什么事情，不要等伯公自己说话。”

此次，薛岳动了私心，要保全第4军，可他又不能明说。他一遍遍地诱导赵子立，希望赵子立能说出他不便明说的话。一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大公无私，二来一旦出现差池，还能有别人顶缸。

赵子立是多聪明的人，薛岳的用意早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可他还是咬紧牙关，不肯松口。内中情由，并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会战指导思想的分歧。

赵子立仍不愿放弃在衡阳决战的设想，他认为只要将第4军留在长沙，等日军大举攻来时，他就可以抓住薛岳保全第4军的心理，趁机使薛岳将第4军等战区主力撤出长沙一带，在衡阳与日军决战。

等待多时的薛岳，见赵子立就是不上道，只好怒气冲冲地说：“好吧！就让第4军守长沙吧！”

言罢，恨恨而去。自此，两人便结下了仇隙。长沙迅速失守，也与此有着莫大关系。

此时，日军第二线兵团第34、第58师团已进抵前线，开始向湘江与洞庭湖的交汇点营田一带进攻。守军第99军固守小青山、营田、大娘桥、达摩山一带，进行顽强抵抗。

战至6月6日，东路日军第3师团不顾一切，进逼捞刀河，冲入社港，企图进攻浏阳。与此同时，日军第13师团也进至浏阳以东约40公里的山岳地带，直逼浏阳。

浏阳位于长沙东侧，与长沙互为犄角，地位重要。第九战区调集第58、第72、第26、第44、第20军等部，试图围歼该股日军。但这次日军兵力众多，迅速靠拢，我军攻击无效，而日军不为我扰，仍然不顾一切，突进至浏阳城下。守军第44军为报去年常德战败之耻，并为报150师师长许国璋战死之仇，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全军上下同仇敌忾，誓死杀敌，与日军展开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日军第116师团、第68师团，向浏阳以西进攻，而第34师团、第58师团及第68师团的第58旅团，则准备在16日，趁我主力与浏阳日军胶着之际，向长沙及岳麓山发起急袭。

直到此时，薛岳才如梦方醒。他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发现湘北日军竟有八九个师团旅团的番号，其兵力之大，不仅超过了中后期的历次会战，而且直逼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的参战人数。

薛岳待不住了，他的夫人也不断从耒阳打来电话，要薛岳离开长沙。薛岳心中翻起了波澜，他对参谋长赵子立说：“我先去后方看看，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赵子立以为，薛岳只是让他留下来暂时代理指挥，此外他还想着趁机促成衡阳决战，便欣然同意。

送别薛岳时，赵子立还不忘提醒道：“我们得赶快把已发现的敌人番号呈报军委会，并说明战斗刚开始，敌人就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一定还有后续部队，还是要多调部队，在衡阳决战好。”

薛岳不置可否，支吾了两声就走了。

薛岳走后，赵子立见第4军将战力最强的第59师部署在城的南半部，战力最弱的第102师部署在北半部，而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只有一个战力中等的第90师。赵子立认为，守长沙必守岳麓山，如此部署兵力不妥。

于是，他给第4军军长张德能打去电话，要张把第4军主力调过湘江，固守岳麓山。

电话的那端，张德能沉默不语。

赵子立接着说：“你放心！岳麓山要是守不住，长沙决守不住。换言之，只要守住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张德能吞吞吐吐地说：“长官走时有交代，部队仍归他指挥，你要想变更部署，先打电话给长官吧！”

赵子立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原来薛岳将他留在前线，并没给他相应的指挥权。

他即刻要通薛岳的电话，压住火气问道：“我在这里能不能指挥第4军？”

薛岳不客气地一口回绝：“你不要指挥它。”

赵子立：“那我在此地干啥？要不我就回去吧！”

薛岳：“不！你在那里联络。”

赵子立：“联络，为啥不派参谋？要是看房子，为啥不派副官？”

薛岳无言以对，当即摔了电话。赵子立针锋相对，同样把电话摔了。

自此，两人开始决裂。薛岳另以别人代理参谋长，甚至把留在岳麓山的亲信都撤到了耒阳。单单留下一个赵子立，让他自生自灭。

赵子立知道，薛岳已对他起了杀心，要将他弃置在长沙，要么战死，要么承担战败的责任。而起因，就是赵子立不肯帮忙保全第4军。

日军逼近长沙后，长沙守军仍无统一指挥。论职位，以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为最高，但年纪较轻，资历较浅，仅为黄埔六期，陆大九期。论资格，以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为最老，出身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与陈诚同期。论实力，以第4军军长张德能为最大，张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15期，资历也不算浅。结果，三人互不相属，张德能仍旧按照薛岳的吩咐，将主力部署在长沙城，而王若卿则将口径大、射程远的重炮留在岳麓山，将口径小、射程近的火炮部署在长沙城附近。

6月14日，在长达8天的激战后，浏阳失守，而湘江以西的日军第40师团，也在与守军第77师激战数日后，于13日攻占益阳，并向宁乡、湘乡分兵疾进。同一日，日军第68师团、第116师团绕过长沙，进抵株洲及其东南的石亭附近，守军暂编第7师一触即溃，日军轻取株洲。

与此同时，日军第34师团由湘江西岸直指岳麓山，第58师团由湘江东岸直趋长沙城，长沙防御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态势。

以往日军进攻长沙，从未将岳麓山视作攻击目标，而日军也多次因吃了我岳麓山炮兵的亏，在长沙城无法立足，不得不仓皇败退。此次日军显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竟然以一个师团并一个旅团两万多人的兵力，去进攻一个小小的岳麓山。所谓狮子搏兔，亦即如此。

长沙守军并未看出自己的不利态势，仍然将主力配备在长沙城。

赵子立眼见大祸临头，又不得不再次要通张德能的电话，推心置腹地说：“现在我不是指挥你，而是向你建议。这一次敌人进攻是从水面和地面同时来的，这与历次长沙会战不同。你想想，敌人要是占领了岳麓山，长沙与岳麓山只是一水之隔，敌人从岳麓山瞰制长沙，你能守住长沙吗？如以主力守岳麓山，就是日军占领了长沙，我们仍可以居高临下，隔河对战。而主力转进到岳麓山后，我们再向北向东，远远地派出部队，进行逐次抵抗，这才能争取到守长沙的时间。你可以将这个理由报告给长官。”

张德能回答：“参座说的我明白，可长官叫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照办。”

赵子立长叹一声，挂了电话。

其实，连日来，张德能也是六神无主。他认为凭他第4军1万多人来守一座孤城，无异于自陷死地，坐等败亡。

绝望之余，张德能常自言自语地说：“长官部一跑几百里，友军又情况不明，叫我们等着挨打，这就是大会战吗？”

言罢，叹息不已，显得焦躁不安。为了躲避这些烦恼，他沉湎于水墨丹青，诗词歌赋，一会儿写写画画，一会儿高低吟哦，全然不顾大战将至，长沙与第4军的危亡。

军长既如此，军中的纪律便松弛了下来。大战之前，长沙民众听从军方的劝告，在疏散时并未将财物带出。第4军的官兵就趁机穿堂入户，翻箱倒柜，搜刮民财。店铺、民宅的门前，箱柜奁笼，坛坛罐罐，被人乱翻后堆放满地。

第59师第177团在全军中战斗力最强，团长杨继震眼见军纪败坏，又不能出面制止，便一边叹气，一边对前来视察的军参谋处长张汶杰说：“有什么看头？一切都好，只是等敌人来吃。他们把老百姓的东西都拿走了，忙着发洋财，哪里还有心思打仗？将来又如何向老百姓交待？”

稍后，张汶杰走到第102师的阵地，场面更是让人揪心。

第102师来自贵州，战斗力较差。敌机来袭时，士兵四散奔逃，不知隐蔽。有一士兵甚至抱着排长的腿，大喊：“排长！飞机！飞机！”

第176团团长屈化平，行伍出身，一贯骄纵，张汶杰见该团阵地有些疏漏，就向他建议：“阵地前道路要加以破坏，加强障碍。”

屈化平眉毛一立，说：“搞那些名堂做啥？敌人来了就打，打完就算。”

张汶杰说：“打仗不动脑筋怎么行？敌人又不是那么好打。”

屈化平“哼”了一声，说：“就你们秀才事多，顾虑多了还打个毬！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这样，仗还没开打，第4军就垮了。

进入6月中旬，世界战局继续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西欧战场，盟军在诺曼底占领滩头阵地后，迅速向纵深推进。太平洋上，美军在塞班岛站稳脚跟，日军覆灭只是时间问题。缅甸西北部，驻印军已将日军第18师团围困在孟拱河谷，并奇袭了密支那机场，切断了日军的后方联络线，而中国远征军也横渡怒江，将滇西日军分割包围了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飞机把战火烧到了日本本土。

6月15日深夜，47架B29轰炸机从中国成都起飞，横越5000余公里，空袭了日本的北九州及八幡炼铁厂，开启了全面破坏日本工业资源、打击日本军心士气的战略性轰炸。

此次空袭，给日本列岛造成极大震动。日军大本营在严命第5航空军压制驻华美空军的同时，又严厉督促第11军迅速向南推进，摧毁驻华美国空军基地。

日军第11军感到形势严峻，于是重新作出战略设计。他们将已经攻取的湘北地带，比作“厚皮地带”，将正在进攻的长沙、湘潭、株洲、醴陵一带，比作“果肉地带”，将衡阳比作“核心地带”。

对于“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日军决定以战略急袭手段，一面分段围歼我第九战区主力，一面分兵攻取各战略要地。

在此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日军各部分头并进，迅速完成了对长沙的合围。

日军第34、第58师团及第58旅团，于16日由长沙东、西向长沙发起了夹攻。

6月16日，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50毫米榴弹炮）由陆路，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100毫米和150毫米加农炮）由水路，进抵衡阳，日军第58师团从长沙东南，第34师团向岳麓山发起全线总攻。

担任主攻的日军第58师团，编成于日本九州岛南部，与赫赫有名的第6、第18、第56师团，同属于九州部队。九州兵凶残嗜杀，颇具战斗力。而为了进攻长沙，第58师团还反复进行过城市攻坚训练。

另一支主攻部队第34师团，虽曾在上高会战中受过重创，但在日军精锐师团纷纷抽调南下的情况下，也算是第11军的主力师团。战前，该师团还特意在步、炮、空协同方面，与炮兵、空军达成战术协同。

日军有备而来，而长沙守军除了军纪败坏，疏于战备外，也在长沙的野战工事上吃了大亏。两年多来，第九战区曾花巨款加固长沙工事，不料工程处却贪污公款，偷工减料，很多工事仅仅涂了一层薄薄的水泥。

日军的重炮推进到长沙后，一面压制岳麓山我炮兵火力，一面对城内工事进行狂轰滥炸。长沙城的豆腐渣工事经不起一两炮轰击，转眼就成了一堆废墟。

在此情况下，日军第58师团突破守军第59师修械所阵地，第34师团进占岳麓山东、西两侧的虎形山和牛形山。守军受到两面夹击，阵形顿时陷入混乱。

6月17日，日军第116师团步兵第133联队，进抵湘潭，守军三个师不战而退，日军兵不血刃攻陷湘潭。而浏阳以东的侧击部队，也在日军第3、第13师团的联合打击下，离长沙城越来越远。

至此，长沙外围再无有力援军，重围之中的第4军，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7日上午，张德能再次接到赵子立的电话，赵子立说：“岳麓山守军只能坚持到本日黄昏，如果晚上没有部队支援，岳麓山就守不住了。”

此时的张德能早已六神无主，挨到下午4时，实在无计可施的他，即召集各师长、副师长讲话：“决定在长沙城里抽出一个师的兵力，过江去加强岳麓山防务，结果如何以后再说。赵子立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他叫增强岳麓山防务，我们就听他的指挥。”

说罢，即命第102师西渡湘江，加强岳麓山的守备。

不料，移防却变成了溃退。第102师的一些官兵以为部队要撤退，不待接防的部队到达，就纷纷撤离了阵地。

蜂拥至湘江东岸的有数千官兵，而江中只有两艘小火轮、几十只木船。原来江中之船远比现在多，但为了抢运夺来的民财，许多船只被各级官佐利用关系挪用，至今未见返回。这样一来，人多船少，互相争渡，有的在船上失足落水，有的因超载而翻船。没船的官兵，有的找来门板或木料扎成木筏，有的则纵身跃入江中武装泅渡。由于携带弹药过重，许多木筏在江中倾覆，而许多泅渡者也由于力竭，游至江心溺水而死。天明之后，占据红头山的日军，又用机枪向渡河部队扫射。此时秩序大乱，未渡的争先抢渡，已渡的由于无人指挥，则一拨拨夺路南逃。

18日上午，张德能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他匆忙跑到湖南大学门前的公路上，对着溃兵大喝道：“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

可溃兵们听而不闻，仍向南狂奔。

张德能无德无能，见止不住溃兵，索性加入了溃退的潮流，向安全的南方逃去。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炮兵指挥官王若卿，见大势已去，也丢下部队相继逃去。城内的守军，抵抗至下午，纷纷向浏阳方向突围而出。

一座光荣的抗日名城，就这样耻辱地落入敌手。

一个月后，张德能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老实说，张德能罪不至死，但张德能不是汤恩伯，蒋介石为了激励士气，只好拿他来杀鸡儆猴。可是，这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日军的战车滚滚南下，很快就将攻到衡阳。

此时，人们不禁要问：湖南，还能坚持多久？

失望的人们，只好祈求奇迹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