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这座浓缩了一部二十四史的重要城市，见证了多少次刀光血影，看破了多少个阴谋诡计。改朝换代、外敌入侵，只不过增添了它的厚重与沧桑。

1944年5月，日军一直与中国军队对峙多年的局面被打破，原因是日军改变了战略意图，突然打起了洛阳的主意。

5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突然将第12军的作战任务，由围歼蒋鼎文军主力，改变为攻占洛阳。

原来，5月6日，日军公布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大将战死，以及美军在新几内亚登陆的消息。而缅甸日军也在英帕尔陷入苦战。欧洲战场，随着意大利的失利，盟军即将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好消息一个没有，坏消息接踵而至。从政府、军部直至民间，日本士气大挫。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焦头烂额之际，急需一针兴奋剂。为提振士气，他只好从最有自信的中国战场着手，命华北日军迅速攻占洛阳，威逼西安。

与之呼应，为鼓舞士气，日军对豫中的战事进行了大量报道。华北方面军负责宣传的德永大佐说：“这些报道，在太平洋方面和英帕尔方面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使人感到在凄惨的战争全局报道中，有了一线光明。”

攻占洛阳，就是他们的一支强心剂。

为了攻略洛阳，华北日军又将在郑州临时组建的菊兵团，沿陇海线用于洛阳方面。菊兵团下辖第63师团步兵第6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第12野战补充队，有10个独立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兵力达到一个师团，兵团长为第63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

野副昌德以“围剿”我东北抗联、杀害杨靖宇将军起家，1942年曾率部入关参加浙赣会战，兼有指挥游击、野战的双重能力，在缺少野战指挥人才的华北日军里，颇受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赏识。

菊兵团接到命令后，首先向虎牢关方向发起猛攻，意图突破这个洛阳东面的重要屏障，一举攻到洛阳城下。

与此同时，重庆军委会也紧急作出部署，于5月10日发布新的作战指导大纲。命汤兵团主力、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固守伊阳（今汝阳）、宜阳、洛宁，以李家钰第36集团军、高树勋的第39集团军，守备洛阳以西的黄河河防，并以第15军及第94师固守洛阳。

军委会意图是洛阳决不能再丢，否则西安将失去屏障。为此，不惜以重兵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展开决战。

至今，洛阳人仍然相信，洛阳这个地名对日本很不吉利：“洛阳”的谐音，就是“落阳”，太阳落下的地方，小日本打到这个地方就快完蛋了。

传说虽如此，但刚刚开打，占据上风的还是日军，第一战区国军开始了丢尽颜面的第二次大溃退。

5月9日21时20分，月出前30分钟，山西垣曲的黄河流域，夜黑风高，水流甚急，滚滚黄汤像下雨一般，发出尖利的沙沙声。日军第1军第69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3旅团共12个独立步兵大队，突然南渡黄河。担任河防的新8军暂29师及河北民军一部，此刻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日军轻松获胜，突破河防。11日进占英豪、渑池，获得了大量粮食、弹械，并切断了陇海线的交通。

第一战区军队腹背受敌，向洛阳西南全线溃退。

溃退的同时，也是军纪的大崩溃。而军纪的崩溃，则肇始于汤军在嵩山的败退。

汤军溃败途中，天降大雨。官兵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装进腰包，把老百姓的衣服当雨具，淋湿了就随手扔掉，再闯入另一家抢来干的。结果，沿途之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衣物。

接下来，随着给养的断绝，溃军走到哪里，就吃到那里。他们强抢老百姓的粮食、家畜、家禽、蔬菜、燃料，分文不给。有些百姓为躲避兵祸，纷纷牵着牲口，背着贵重物品躲进山里。就这样汤军也不放过。别看这些溃兵打日本人个个怂包，欺负老百姓却个个争先。部队搜山时围堵百姓，以军用之名，强行拉走牲口，抢夺贵重物品。

汤军的卑劣无耻，连中统这种特务机构都看不下去了，他们暗中向蒋介石参了一本：“13军在襄城嵩县，大肆劫掠，并强奸河南大学女生数人，至卢氏，将农民银行基金现洋及大车，全部劫去。12军在南召鲁山附近，劫掠衣物，并以刺刀刺伤人民，私卖枪支，临行时，再将枪支抢回。”

一开始，百姓们还把他们当成抗日的队伍，向溃兵端茶倒水，以示慰问。不料，这些溃兵接过茶碗一饮而尽，非但无感谢之意，有的反而将茶碗摔碎在地。

畏敌如鼠、残民如狼，汤部溃兵终于激怒了百姓。旧恨新仇，规模庞大的报复弥漫开来，这是抗战以来各地未曾发生也闻所未闻的严重事件。沿途百姓找出自家的武器，什么鸟枪、火铳等，自发组织成民团，见到汤军的小股部队或散兵游勇，就地予以缴械或狙击。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退途中，只要一听到枪声，就以为日军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即相率缴械逃命。

老百姓最为痛恨汤恩伯的起家部队第13军。南口抗战时第13军曾在长城脚下浴血杀敌，有功于国家和民族。但短短几年间，安逸的敌后生活和贪腐夺去了这支部队的军魂，竟成了河南民众眼中人神共愤的土匪。只要沾“13”，百姓便齐声喊打。第85军的一股溃兵被百姓截住，他们知道13军的劣迹，急忙辩称是第85军，百姓却说：“8加5是13，还是我13军。”于是，溃兵全部被缴械。

最激烈的军民冲突发生在郏县、临汝之间。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直属部队突围途中，被民众包围缴械，通信器材全部丢弃，与上下级失去联系。汤恩伯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逃出包围圈时，身边只剩下特务团的一个连。汤恩伯几天前还手握几十万大军，短短几天就沦落到这步田地，他悲痛难抑，每当涉水过河，就号啕大哭。逃到卢氏县，暂时脱离了日军的追击，汤恩伯仍惊魂未定。第89师的一个副团长，在路上碰见他，向他敬礼问候。不料，汤恩伯大发雷霆，大骂该副团长暴露了他的身份。

就这样，从郏县到临汝的各条道路上，到处是汤军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汽车、通信器材，甚至还有火炮。战事稍稍平息，老百姓就纷纷捡拾回家，一些军用物资，百姓捡回家没用，也不愿交出去。

就像传染病一样，凡是溃败的汤军，河南百姓一律不放过，蒋鼎文部受汤军牵连也未能幸免。新8军军长胡伯翰，随身佩带的一把白金左轮小手枪，被民团劫走。第14集团军刘茂恩的直属部队，也被民团劫去所有财物，总司令刘茂恩严禁部下开枪，军民才避免一场流血冲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早已失去了往日欺压盘剥百姓时的威风，生怕被民团截住，连汽车都不敢坐。在洛宁县一个村子里，他雇了一只毛驴，磕磕绊绊向西逃去。

军民对立到这种程度，可见蒋、汤二人祸国殃民到何种地步。几年来，“水、旱、蝗、汤”和“糨糊汤”带给民众的苦难，借日军的进犯，给了民众反抗的机会，也使这种荒唐的行为有了某种正义性。这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既是奇耻大辱，又是千古悲剧。

就这样，洛阳周围的几十万大军跑得一干二净，洛阳守军从此陷入孤立。

守军的外围，是日军的数万大军，正在向洛阳压缩过来。守军方面，仅有第15军的第64、第65师，及第14军的第94师，共3个师7个步兵团，总兵力不过18000人。第64师师长刘献捷是军长武庭麟的老上级刘镇华之子、刘茂恩之侄，第65师师长是黄埔学生，骄傲自大，不太服从指挥。而第94师系川军李家钰的部队，人员较充足，装备也好，临时配属第15军，是否服从指挥，第15军军长武庭麟也毫无把握。苦闷之余，武军长只好命第64师守备任务最重的城西西工区，第65师守备城北邙岭区，第94师守备较为安全的城厢区，军部则安置于洛阳北邙山之上清宫。

刚刚安排停当，日军战车师团就从龙门杀了过来。

5月9日，日军突入关林（关羽墓）一带，我警戒部队奋勇抵抗。11日晨，战斗更加激烈。日军战车第6旅团、步兵第3联队，附以炮兵第3联队第1大队，由南向北猛扑洛河北岸。守军第94师第281团第3营顽强抵抗，毙敌甚众，并将日军大队长平泉打成重伤。激战之时，一颗坦克炮弹精准地打入掩体的瞭望孔，正在观察敌情的营长夏念民猝不及防，腹部中弹，身体被炸成两段，壮烈殉国。

与此同时，日军突入西工阵地，守军第64师奋勇抵抗。

次日，日军主力在强渡洛河后，集中战车、飞机、火炮、步兵，实行空、地联合突破，由兴隆寨与瞿家屯之间，攻入守军阵地。守军顽强抵抗，且战且退。战至13日，第94师由外围据点，退至南关、西关、东关，全力守卫城厢。第64师也由于伤亡过重，向北退过铁道，占领史家屯至洛阳西北角战线。

13日，守卫西关桥头堡的第281团3营一个连，与日军隔河激战。日军在周公庙至火车站的环城西路上，将30多辆坦克排成一排，向西关守军作纵深射击。同时，在占据的屋墙上，挖出一溜儿射击孔，向守军猛烈射击。守军连长刘亚超命二排排长金焕发，将对岸日军的射击孔编号，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一对一进行对射，日军的火力被迅速压制了下去。

激战至傍晚，日军又以掷弹筒猛烈攻击。守军一个个被掀倒在地，连长刘亚超背部中弹，昏迷不醒，被部下抬到战地医院。

等他醒来时，只见师长张世光握着他的手，心疼地说：“我最好的四个连长，守城四关，已阵亡了3个，你又负如此重伤……”说着转脸对军医说：“你们一定要精心医治，我批准使用三针盘尼西林。”

军医们暗暗吃惊，全师的盘尼西林才不到10支，为救一个小小的连长，师长竟批准使用3支。如此爱惜部下的生命，真是难得。

此时，日军一个大队已攻入城西南角。守军拼死抵抗，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日军攻入楼房的一层，残留在二层的守军，就在一层的楼板上凿出窟窿，向下面的日军投掷手榴弹。在此激烈的巷战中，日军少尉木村、今井被击毙，多数军官负伤，士兵伤亡更是不可计数。而城西的守军，或自城内集中射击，或通过地道向城外出击，虚虚实实，变幻莫测，日军主力被压制，一时也无计可施。

正胶着之际，日军第12军忙于围歼外围的中国军队，遂向急于攻占洛阳的战车师团发出警告：“目标为敌军，不可局限于攻占洛阳。”

战车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因放走了汤军主力被冈村宁次痛斥，老实了许多，只好将任务交给第110师团的稻垣大队，用了两天时间，从激烈的混战中撤出洛阳，向新安、宜阳分别挺进。

这样，进攻洛阳的日军，就换成了刚刚突破虎牢关，进抵洛阳北面的菊兵团。

17日，菊兵团一部到达洛阳外围，冈村宁次下令迅速展开攻击。兵团长野副昌德鉴于守军抵抗顽强，以及出于保全洛阳古城的考虑，一边向守军发起攻击，一边向守军劝降，并逼迫白马寺的和尚代为转达。守军抱定人在城在的意志，结果可想而知，和尚们无功而返。

19日晨，野副昌德遂以独立步兵第78、第137、第25、第38计四个大队五六千人，附以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江头大队，向我北面守军发起全线猛攻。

洛阳城郊的阵地，守军以陇海线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用长达6年的时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以城北上清宫和白马坡两要冲为中心，守军利用沟壕修筑了反坦克壕和混凝土火力点，形成坚固的外围阵地。同时，城南也修筑有长长的反坦克壕和火力点，城内也修筑了无数交通截断壕和碉堡。这些工事都以地道联系起来，形成了颇为坚固的防御阵地。

整个19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工阵地的史家屯、庄王山、后洞一带。敌我在此反复冲杀，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第195团第1营庄王山阵地，营长张逸群身先士卒，率部与敌短兵相接，不幸殉国。与此同时，日军突破司马懿塚的第2营防线，守军伤亡殆尽，营长于芳青弹尽被俘。此役，生还者仅上士班长孙振纪一人。

第64师搜索连守西工阵地，碉堡多数被日军攻占。连长张朝安血性十足，一怒之下，亲率一支敢死队，冲入敌阵。日军此刻也是精疲力竭，面对敢死队的反冲锋，力战不支败走，张朝安率队一连夺回7座碉堡。

第195团的一个排，排长阵亡，一上士班长代理指挥，战至最后自杀殉国。

激战至20日，第64师参谋长王宇振见西工危急，亲临一线指挥。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不慎被日军机枪击中胸部，伤势危重，命在旦夕。师长刘献捷急忙将他抬到军部，与武军长见面。王参谋长眼睛微闭，满身血污，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武军长：“战况趋于严重，日军最后要压迫我师进城，想把我师全部歼灭，所以我师千万不要进城。”言罢气绝身亡。武军长、刘师长眼含热泪，送了王参谋长最后一程。

20日晚，冈村宁次见洛阳久攻不下，严命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统一指挥第12军与菊兵团，迅速攻占洛阳。

内山英太郎即以菊兵团、战车第3师团一部、骑兵第4联队、骑兵第26联队、第110师团一部，共3万多人，向洛阳发起全面攻击。

守军面对严峻局势，于22日夜变更部署，命第64师、第65师各抽兵一部，固守东、西车站，其余均退入城内，划城墙为若干段，与第94师分段固守。

此时，守军又收到蒋介石20日发出的手令：“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

12天前，蒋介石命守军固守洛阳10至15天，如今又延长了一星期。守军虽伤亡奇重，但毫无怨言，仍苦撑危局，死守待援。

激战至24日晨，日军一边空投劝降书，一边在城外用高音喇叭喊话：“武庭麟将军，皇军自入中国以来，所向无敌，攻城未有超过一周而不下者。今将军守洛阳，十有余日，尽到了守土之责，也显示了将军的军事才能。现在洛阳外围，百里内外，已无中国军队，援军无望，坐以待毙，实属不智。为将军计，以停战归顺为上策。如果从命，自将军以下各级官佐一律不动，薪饷照发。今限24小时内答复，如不从命，皇军已准备就绪，攻城旦夕可破，到那时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第15军军长武庭麟，本身就是洛阳伊川人，出身于镇嵩军，经历颇为复杂。镇嵩军统帅刘镇华以杀立威，武庭麟有意效法。他曾三度出任洛阳警备司令，剿匪、“剿共”时因滥杀无辜，人送诨号“五阎王”。其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武庭麟不加约束，由此，名声颇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复杂的地方军阀，在抗战中铁骨铮铮，也不失为一个血性汉子。忻口战役时，武庭麟时任师长，率部跟随军长刘茂恩血战数十日，阵地岿然不倒。1941年，中条山会战惨败后，第15军2个师只剩下4个步兵团，兵力刚刚过1万。由于是杂牌军，一直得不到整补，直到豫中会战爆发，第15军还是1万多人的编制。连同配属的第94师在内，守备洛阳的兵力也不足2万人。而围城的日军，连同战车师团在内，远远不止3万。在一战区各部大溃败的背景下，在很多人看来，这仗根本没法打。

但这仗不仅打了起来，而且一打就是十几天。日军恼羞成怒，友军刮目相看，都觉得第15军不简单，军长是个厉害的角色。

武庭麟守卫家乡热土，一战成名！

其实，第15军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完全是拼死拼来的。第15军是河南子弟兵，也是河南军阀刘镇华、刘茂恩兄弟的基本部队，副军长姚北辰也是洛阳人，第64师师长刘献捷是刘镇华之子、刘茂恩之侄，全军官兵多数是河南人。第15军将士，自武军长以下，无不有我无敌，拼死血战，除了民族大义之外，还有一层乡土之情。他们身为河南的子弟兵，不想窝窝囊囊地战败，被河南百姓骂作“孬种”。

在中日战争中，单凭一军一师的力量守城超过10天的，仅有第57师守常德、第15军守洛阳、第10军守衡阳三战。洛阳之战，如非将士用命，将领指挥有方，实在无法做到这一步。

对第15军将士来说，日军的劝降书，不啻于军委会的陆、海军武功状。他们将仇敌打得胆寒，让仇敌对他们另眼相看，作为军人，他们由衷地感到自豪。而劝降书，也只能激励他们血战到底，以全名节之心。所以，任凭日军喊破了喉咙，武庭麟及部下将士也毫不动摇，继续以决死之心固守洛阳。

24日正午，3万日军与战车师团配合，由城西、城北再次向洛阳城大举进攻。小北门外城壕深广，日军不易通过，便以一辆坦克开进壕内，填平城壕，后续坦克鱼贯而过，突入东北运动场与西北运动场防线。接着，洛阳西门也被突破，激烈的巷战就此全面展开。

巷战前，日军集中几十门火炮，向洛阳城内疯狂倾泻。久战不克，日军统帅也没了风度，不再顾及洛阳是不是古城了。城内的很多房屋，瞬间便毁于炮火。

洛阳城内街道狭窄，房屋鳞次栉比。守军在十字路口等处修筑工事，并将各家各户临街门窗堵死，墙上挖洞，作为射击孔。又在房上设置掩体，临街射击、投弹。同时，将各院院墙挖通，以便守军往来增援。

日军入城后，坦克在前，步兵在后，向十字街口挺进。守军在掩体内、屋顶上奋勇抵抗，子弹打光，继以砖石。无奈守军缺乏反坦克武器，根本无法阻止日军前进，日军战车很快将守军堡垒冲毁，占据了核心阵地。下午5时许，攻入洛阳之敌已达1万余人，战车50余辆，后续之敌仍源源不断涌入。此时，守军伤亡已达13000多人，战力已接近枯竭。

武庭麟见局面不可挽回，只得率部于午夜弃城突围。没有收到命令的官兵，继续抵抗到25日晨，才陆续撤出。

撤出洛阳的武庭麟，率领残兵走在洛河河边硌脚的鹅卵石上，回望洛阳城内冲天的火光，几颗寒星高挂天际，混合着浓烈的烟火，发出幽幽的蓝光，令人悲怆。他长叹一声，迎着扑面而来的夜风，向河流的上游走去。

此战，第15军与第94师以不足2万人的杂牌军，抵抗3万多精锐日军步、骑、炮、空、战车的联合攻势，达17天之久，扬我军魂，振我士气，为第一战区赢得了迟来的光荣。尽管这光荣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被掩去了光华。

攻占洛阳，标志着日军完成了京汉作战的最后任务。但贪婪成性且难以约束的日军前线部队并未满足，他们还要以洛阳为根据地，攻略潼关与西安。

就在洛阳大战的同时，日军第12军与第1军第69师团等部一道，向洛阳西南突进，以堵截围歼我第一战区部队。14日日军占宜阳，16日占韩城，17日占洛宁，18日占陕县，并逼近大营，20日，日军迂回袭占卢氏。这10天之内，除第40军第106师在宜阳附近进行过有力抵抗，并给日军以较大杀伤外，其余多不战自溃，望风而逃。

日军进占卢氏县，还不忘挑拨军民关系，从精神上打击中国人。他们从飞机上撒下大量漫画传单，一张漫画画着蒋鼎文一手牵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钞票逃命。一张画着汤恩伯横眉怒目，指着蒋鼎文大骂：“铭三（蒋鼎文的字）要负战败之责任，老汤要去告状！”

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敌包围，殉国于陕县秦家坡。这是继张自忠上将之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阵亡的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李家钰，四川浦江人。抗战初期，曾多次率部与日军血战。1939年，出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出川抗日时，曾赋诗一首，以表誓死报国之意。诗云：“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不想，一语成谶，老将的热血最终还是洒在了抗日的第一线。

6月上旬，全国报刊一致刊文，哀悼李家钰将军。6月22日，国民政府下令：“故陆军中将李家钰，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李将军殉国40周年之际，民政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拨款重修陵寝。

至此，日军攻入函谷关，兵锋直指西安。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不仅颜面扫地，也感到了危机。

5月28日，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魏道明，嘱咐他将中国战局现状转告罗斯福总统，请求美国加大援助力度。电文主要部分如下：

如见罗斯福总统时，可告其中国抗战七年以来，其局势之严重，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今则日本调其驻我东北防俄之兵力，已抽其三分之二以上之大部，由榆关（即山海关）向津浦与平汉两路南运，自三月至今，已超过五十万人之数，其中除由上海、宁波出海，向菲岛、台湾及南洋群岛增防以外，其余皆在武汉、岳阳、宜昌一带集中，企图打通粤汉路与进攻重庆。自中日作战以来，其在华中所用兵力，亦未有如今日之多者，可知其此次动作已具彻底消灭中国之决心，此乃日俄彻底妥协之明证，除其所发表之渔业协定以外，必有军事秘密协定之缔结，此事不仅为中国之危险已临最后关头，而太平洋战局以后之变化，恐亦不能如吾人预想之乐观也……若非增加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之实力，与增加由印度至昆明之空运油量与器材，决不能挽回今日之危局。

蒋介石在向罗斯福诉苦时没忘了告斯大林的刁状，更没忘了伸手向美国要军援。但豫中会战确实令他这个中国战区总司令脸上无光。进入1944年，从欧洲、北非到南亚、太平洋，到处都是捷报，偏偏豫中大败。蒋介石并不指望美国的援助此刻能起多大作用，他没有等待，他要自己找回尊严，马上组织力量反击。(www.daowen.com)

他任命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为河南省主席，兼豫西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河南最有势力的军阀之一。此人颇有军人的血性，1937年率第15军死守忻口阵地，直到奉命撤退都未让日军得到便宜。此次，受命于危难之际，部下都劝他撤入陕西，重组河南省府，他坚决不从，坚持在河南与日军周旋到底。

同时，蒋介石任命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为前敌总指挥，指挥胡宗南所部阻击西犯日军。

李延年接到任命后，愁得茶饭不思。胡宗南比起汤恩伯毫不逊色，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岂是他能指挥动的？可蒋介石亲自点将，他岂能授人以临阵畏敌的口实？思前想后，他还是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请示机宜。

蒋介石说：“此次豫西抗战，直接关系重庆安危，你若失守潼关，我要你的脑袋。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尽管提出来，我给你解决。”

李延年迟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胡宗南部装备虽好，但久未参战，缺乏作战经验，且多有骄兵悍将，可能会不服从我的调遣。请求委员长批准，师长以下如有不战而退或作战不力者，由我便宜从事，就地处决，军长以上者，呈报委员长决定。”

蒋介石略加思索，说：“所请照允。”

李延年这才放下心，最后表态：“如果潼关失守，我自刎人头，送到重庆。”

挂掉电话，李延年不敢耽搁。此时日军第69师团等部已沿陇海线攻入了函谷关。

李延年即命所部，分别在潼关至卢氏、灵宝至故县、阌乡至杜关，部署了三道防线。他紧急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当场宣布：“向前个个有重赏，退后难免吃一刀。”

各军、师长知道，李总指挥是领了尚方宝剑的，有先斩后奏之权，因此不敢怠慢，下定了死守死战的决心。

归李延年指挥的部队，计有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57军（军长刘安琪）、第1军（军长张卓）第167师、第27军（军长周士冕）、第16军（军长李正先），以及第36集团军（总司令刘戡）等部。李延年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为第40军、第57军、第1军，右翼为第36集团军，以虢略镇为重心，首先向陕县日军发起反攻。

此时，在日军第1军司令官吉本贞一的强烈要求下，冈村宁次同意了他的主张，即在确保陕县桥头堡的同时，围歼进入函谷关的胡宗南军。冈村在担任第11军司令官时，吉本贞一是他的参谋长，两人现在还是上下级关系，情谊非同一般。冈村同吉本一样，也是进攻西安的强硬论者。于公于私，他都全力支持吉本的主张。

5月28日，为围歼胡宗南军，日军第1军将最精锐的天兵团（第69师团及配属部队）、地兵团（天兵团一部）、洋兵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杉兵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由菊兵团调出）4个兵团，约20个独立步兵大队的兵力，集结在陕县附近，准备于6月初发起总攻。

中、日两军王牌对王牌，一个提着脑袋拼死守潼关，一个赌上身家也要攻入西安。大战尚未开打已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这次轮到中国军队主动了。5月底，日军的进攻还未发起，我李延年兵团就向险山庙、祖师庙、草庙等要地，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攻。激战至6月4日，日军见战况吃紧，又投入第12军战车第3师团的半数、两个步兵大队以及山炮、榴弹炮各一大队，以解第1军之危。

6月5日晨，得到增援的日军，立即挥师西进，与我反攻部队展开混战，炮声在阴云低垂的山谷中不断轰鸣，好像一个个惊雷从天而降。在草庙附近的三角山，我军于拂晓时分发起反攻，日军斋藤大队遭受重创。在草庙阵地，我战机4架及时前来助战，日军西村大队和赤星大队伤亡数百人。

激战至6月6日傍晚，由于日军援军大举参战，我军不支，遂退至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的后面，就是潼关，中国军队已无路可退。

第36集团军数万将士，悲痛于总司令李家钰的阵亡，一个个头缠白布，以决死之心，戴孝出战。

从6月6日到6月中旬，日军杉兵团、战车师团被阻在弘农河两岸高地，右翼洋兵团也无进展，被寄予极大希望的左翼地兵团联络中断，情况不明，主力天兵团情况稍好，但也进展不大。

尤其影响军心的是地兵团。6月9日中午，苦战中的日军地兵团终于现身，他们向第1军发电称：

“……事先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小道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实为遗憾。因此，只有放弃此一壮举。丧失千载难逢机会，万分抱歉。”

这份电文，让日军第1军司令部极为震惊。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历次对华作战，无论有多困难，士气也从未低落到如此程度。看来他们是真的遇到麻烦了。

日军第1军参谋长堀毛一磨少将，作战课长笹井中佐都已对眼前攻略西安失去了信心。面对众将，第1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叹息了一声，说：“战争不能总是按自己想象的那样进行啊！”

打与不打，不是第1军说了算的。但对日军来说，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

6月10日，日军熊兵团独立步兵第14大队在虢略镇附近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大队本部的人员，自大队长金森少佐以下，大部分战死，部队失去战斗力。

6月11日4时，日军地兵团兵团长木村兵太郎少将在虢略镇西北1公里处踏中地雷，当场被炸死。

尽管第1军为了挽回战局，将该军王牌柏木大队调至第一线，但接连遭到重大打击，第1军上上下下都丧失了再战的信心。

6月11日正午，第1军在得到冈村宁次的同意后，正式下达了全线撤退令。

惊心动魄的潼关保卫战就此结束，日军退至陕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主力交替后撤。我军固守现地，也没有追击。

迟来的胜利，并未能缓解前期溃败所带来的苦痛。

6月7日下午3时，第一战区在西峡口召开检讨会议，清算汤恩伯以及他的军队。

会议由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主持。受命前来处理善后事宜的陈诚，本打算假手李宗仁给汤恩伯一些压力，接下来自己再见机发挥。不料，李宗仁不愿帮陈诚，也不愿得罪汤恩伯，开口就先来一套慰问汤部官兵的说辞。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说道：“打仗嘛！有胜就有败，有进就有退。这次河南会战的第一阶段，已经完全达到了消耗敌人、疲敝敌人的战略目的。而河南平原本来就无险可守，现在转进到于我有利的豫西山地，部队经过休整之后重新部署，以逸待劳，完全可以反败为胜的。”

李宗仁说得有声有色，陈诚坐在旁边，双目时睁时闭，频频摇头，大有不以为然之态。他心说，好你个李德邻，表面忠厚，内心奸猾。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邀买人心。想当初，汤恩伯在你第五战区的时候，你不也是每次都被气得七窍生烟吗？

李宗仁讲完后，汤恩伯开始作汇报。此时的汤恩伯已是千夫所指，如丧家之犬。他垂头丧气，拿出秘书拟好的稿子，一字一句念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刚刚说了几句自责的话，就把矛头指向了蒋鼎文和豫西民众。说自己虽难辞其咎，但蒋鼎文统率无方，豫西民众四处袭扰，也是造成溃败的重要原因。

李宗仁打圆场，汤恩伯却不识相，不反省自己还乱攀咬。陈诚对汤恩伯早有不满，便黑了脸要教训他一番。

汤恩伯冗长的报告刚刚结束，陈诚就开始对汤发难，他说：“重庆最高统帅部认为，这次中原会战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会战前统帅部以为，豫、皖、鲁、苏边区大兵团主力军，已长期没有参加战斗，经过这么久的补充整训，应该打个漂亮仗。想不到与敌一经接触，就全线垮了下来。”

汤恩伯听得面红耳赤，他没想到首先发难的不是李宗仁这些蒋介石的昔日对头，而是蒋介石的红人陈诚。

可陈诚下面的话更难听，陈诚说：“最高统帅对河南战局的变化，非常焦急和忧虑。当前，整个世界战局形势大好，已接近胜利阶段。欧洲战场上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崩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纷纷退出轴心国集团；德国本土在东、西两线盟军的联合夹击下，已摇摇欲坠；太平洋上，盟军越岛进攻，已攻占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也即将落入盟军之手；盟军连续轰炸日本本土，已给将来的强行登陆打开了道路。而河南会战的失败，不但对盟军作战没有起到配合作用，反而给士气一落千丈的敌人，打了一针强心剂。”

接下来，陈诚又指责汤部军纪如何废弛，兵站如何腐败，指挥如何混乱，斗志如何低下，将失败原因归结于“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

陈诚越说越起劲，径直将矛头对准汤恩伯，他拿起一份统计资料说：“一战区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运煤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变相征收税款；在许昌开设中华烟厂；在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在嵩县开设造纸厂；在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在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本意未始不善，但结果却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组织。长官部既然如此，部队纷纷效仿，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苦自苦，于是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而这样官兵组成的部队发扬斗志又如何可能？”

台上台下，很多人都叹息摇头，有些人还交头接耳，悄悄议论。闷热的屋子里，更显得燥热异常。汤恩伯又惊又气，又羞又恼，全身上下大汗淋漓，好似水葫芦一般。

陈诚此时大病初愈，讲了小半天的话，竟累得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但他丝毫没有松劲的意思，喝了几口茶，继续数落汤恩伯：“敌人的失败，已成定局，河南平原的得失关系于抗战事小，关系于防止异党活动事大。第五战区桐柏、大洪山区的新四军，由于豫中、豫东的全部沦陷，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他们将在中原开辟更多的根据地。而太行、中条山区的八路军，随时可能渡河南下。同时，由于日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和力量的削弱，无形中又给黄河以北的八路军提供了发展空间。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会加大抗战胜利以后，复员建国的麻烦。”

好家伙，按陈诚的说法，汤恩伯简直罪不容诛。军纪败坏、损兵失地不说，丢了国民党军队的脸，帮了共产党的忙，军政、民政一无是处，这些罪加在一起，可比当年韩复榘还要重，这让他如何吃得起？会议一直开到日落西山，李宗仁欣赏完蒋介石嫡系大将的内斗，心满意足地离去；陈诚累得几乎要吐血，被人扶了下去；汤恩伯惊恐万状，踉踉跄跄走出会场。

当晚，汤恩伯对亲信大吐苦水，说：“陈矮子这一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落到他自己头上。”

他知道陈诚与李宗仁不和，就跑到李宗仁面前，大骂陈诚，说陈诚在朝中和严嵩一样专横。

话虽如此，汤恩伯还是主动找到当代“严嵩”，极尽恭维之能事。

汤恩伯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陈诚说：“假使在长官领导下，我不会如此失败。不幸碰到无能的蒋鼎文长官，我吃亏了。如今好了，你来指挥，就有办法了。”

陈诚听了很是受用。同为蒋介石军事上的三大台柱之一，汤恩伯如今对他竟如此恭顺，不由得气消了许多。

回到重庆后，陈诚对亲信樊崧甫说：“河南战场的失败不能怪恩伯兄，这是蒋铭三（蒋鼎文的字）指挥不当。至于汤做生意，那是报过蒋委员长的，以利润补助军费。”并将汤恩伯恭维他的话复述了一遍。

樊崧甫一笑，说：“恩伯兄这些话，我也听他在蒋铭三面前讲过。他对蒋说：‘我归李宗仁吃尽苦头，如在老将军指挥下，那作战多顺利啊！’今天，他又给你说这番话了。”

陈诚绷着脸，立刻没了兴致。

汤恩伯的事情他也懒得管了，把一切都推给了蒋介石，让最高统帅做最后的决定吧。

重庆号称“火炉”，一到夏天，便闷热难耐。1944年的初夏，随着河南战场的溃败，以及湖南战场的摇摇欲坠，重庆军委会的头面人物们愈发变得焦躁不安。

这年的3月，左翼文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岁次甲申，适为300年。他把民国三十三年之甲申，比成崇祯十七年之甲申，明朝败亡诸象，又一一复见于今日。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尤其河南战场的溃败，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此文的价值又进一步提高。

其实，作为当时中国的军政领袖，对于国民党的积弊，蒋介石比谁都清楚。

7月10日，他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整理会议。

面对着满屋的军政要员，蒋介石的脸色非常阴郁，他以沉重的语调说：“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即豫中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得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尤其叫我怎样对人？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军队，有这许多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国家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军事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和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还能够因循下去么？”

蒋介石并非昏聩无知，说得也是痛心疾首。但令人寒心的是，这又变成了说说而已。蒋介石既无力回天，也无多少可靠的人才可用。左右权衡，就连惩办一个劣迹斑斑的汤恩伯，也变得如此复杂棘手。

当时，国民党的监察院追究战败的责任，要求严惩汤恩伯。而国民参政会，也在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的大力倡议下，群起弹劾汤恩伯，要求中央严办。

汤恩伯闻讯，这次是真感到害怕了。数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中原王”，眼下成了群情汹汹的讨伐对象，真是沧桑巨变，命运难测，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他再次祭出了看家本领，一面大把花钱，贿赂部分参政员，以及国府的达官显贵，请他们为自己说话，一面又派亲信葛天，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做最后的努力。

葛天反复提醒吴铁城：“参政会这次攻击汤恩伯，不仅仅是汤个人的问题，而且会影响到国民政府。如果汤恩伯被他们整垮的话，蒋委员长就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这样无异于帮了桂系李、白的忙，也帮了共产党的忙。”

言罢，请吴铁城务必将此意转达给蒋介石。

该帮不该帮另说，大笔的金银却是实实在在的。吴铁城一笑，说：“我去报告委员长，结果怎样，以后再通知你。”

吴铁城次日来到蒋介石的官邸，陈述利害，力保汤恩伯。

蒋介石也在犹豫。汤是他在军事上辛苦扶植起来的一大台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其轰然倒下。况且，此次会战，蒋介石指导失误，致使汤军被围嵩山，他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吴铁城说明利害，蒋介石保汤恩伯的心渐渐占了上风。

汤恩伯的银子没白花，众多说客帮他挽回了局面。监察院是国民政府的养老院，蒋介石一声令下，监察院就停止了呐喊。而参政会却是个真正的民意机关，里面的人多有社会名流，不太容易打发。

为了压制人心，在参政会闭幕的前一天，蒋介石亲自到军委会礼堂参加会议，为汤恩伯辩护。

讨论到汤恩伯的问题时，蒋介石左说右说仍有人不买账，他最后竟怒气冲冲地摊了牌：“汤恩伯在河南扩充部队，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汤在前方做生意也是经过我批准的，汤在河南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

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蒋介石话说到这份上了，看来是要死保汤了，谁还再敢出面发言？

蒋介石见自己的一番话震慑住了全场，便继续表态说：“为了顾及参政会议的威信，中央决定慎重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各位不要被人利用，破坏抗战！”

最后，汤恩伯的问题不了了之。军委会一面将汤恩伯撤职留任，一面公开任命汤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并将汤的嫡系部队第13军调至贵阳。

这一事件，无论对当时的中国抗战，还是对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利益，完全是个悲剧。蒋介石不能惩办汤恩伯，又如何警醒怠惰的士气？结果在接下来的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中，中国军队一再重蹈豫中会战的覆辙，从而造成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前所未有的大溃败。最终，美国丧失了对中国战场的信心，而将希望寄托在苏联参战上。在雅尔塔会议上，制造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

蒋介石听到雅尔塔密约后，除了愤怒，并未觉得意外，只是意味深长地慨然叹曰：“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岂仅置我中华民族于劫难之境，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

蒋介石所见，颇有些深远的眼光，但反过来想一想，悲剧的肇事者又是谁呢？

蒋介石晚年的孤岛岁月，他应该会有很多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