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7日，北平郊外的翠明庄里，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召集部下幕僚开会，布置“一号作战”行动计划。

冈村宁次今年刚好60岁，虽说有一些老态，但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斯斯文文的，活像一个大学教授。初次见面，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欠下中国军民血债的战争狂人。

对于“一号作战”，冈村宁次并不热心。他始终认为：进攻西安，进而攻略四川是眼下唯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但军部将他的提议束之高阁，眼下他只能进行他并不看好的“一号作战”。由于是天皇的大命，冈村也不能表示出任何不满。在幕僚面前，他不痛不痒地说道：“大陆命已经下达，授命我方面军打通京汉线，诸君有何见解，务必畅所欲言。”

华北方面军高参德永鹿之助大佐说：“支那的大局，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一派现在陷入孤立，中共党、军由于赢得人心，越来越强大。他们的领导人员，由于多年来一直在逆境之中，排除万难，冲破艰险，因此其坚强意志和狡诈智谋，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本军若倾力进攻河南，中共军势必乘虚而入，将来华北的治安恶化到何种程度，实在难以预料。”

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见负责作战的高参底气不足，生怕影响士气，便鼓励大家说：“本来谁都喜欢轰轰烈烈的进攻作战，而不喜欢稳稳当当的治安战。这也是武人的本怀，既然派遣军说‘干吧’，方面军当然要采取全力以赴的态度。”

冈村宁次是个实干家，他不想让部下在无谓的争论中耗费精力，便直插主题：“请情报课说一下河南的敌情。”

情报课长山崎重三郎少佐，起身汇报道：“第一战区的重庆军有9个集团军19个军，约40个师，总兵力约有39万，其中约半数为中央军。战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司令长官为汤恩伯。据说，重庆方面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正积极准备总反攻，各种迹象和情报表明，反攻时机似在今年夏季。”

冈村宁次似乎被激起了兴趣，带着一脸的怪笑，说：“重庆军有意思，如果本军先发制人，恐怕他们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

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也随声附和道：“大将阁下转战支那南北，素来所向披靡，支那军遇到大将阁下，可以说是他们的不幸。”

拍完冈村宁次的马屁，大城户三治又对作战课的参谋说：“作战课在兵力配置上是否已做好准备？”

作战课长吉本重章大佐，即刻起身答道：“我方面军共有124个步兵大队，预定转用他处的有27个大队，预定补充的有40个大队。为形成对重庆军的绝对优势，至少要投入方面军总兵力的一半，即65个步兵大队。作战开始后，计划以第12军为主力，投入第37、第62、第110三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以及战车第3师团、由关东军调来的精锐第27师团。根据战况，再投入第1军一个混成兵团，以第63师团为基干的一个混成兵团。总兵力约15万人，与重庆军大致形成1∶3的兵力对比。以往，我野战师团均以1∶6与敌作战，但我治安师团战力逊于野战师团，所以形成现在的兵力配备。”

冈村宁次、大城户三治听罢，频频点头。

突然，冈村宁次问道：“你们对敌将是否进行过研究？敌将的性格你们是否了解？”

一句话问得大家面面相觑。日军一贯瞧不起中国军队，别说是中国的将领，就是他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也较少了解。

负责情报的山崎重三郎少佐知道这是自己的职责，便硬着头皮说：“据来自洛阳的情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统帅能力极为软弱，战区的实权由副长官汤恩伯掌握。蒋、汤二人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如果我们进攻他们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会袖手旁观。”

原来，第一战区早在卫立煌时代，日军就派出了一名叫佐藤的间谍，以卖豆腐作掩护，潜伏在洛阳达5年之久。第一战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蒋、汤将帅不和的情况，早已被他摸得一清二楚，传到了冈村宁次的司令部里。

冈村宁次听山崎重三郎这么一说，脸上泛起一丝笑意，说：“诸君有所不知，说来我与汤恩伯也是旧相识了。汤恩伯在重庆军中，可算是第一流人物，深得蒋介石的信赖。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初期，他曾在南口、台儿庄重创我精锐的第5师团等部，昭和十四年（1940年）他在襄东作战（随枣会战）中也给我11军主力以重大伤害。不管怎样，此人都是重庆军的虎将。不过，此人也有弱点，如果他的部队有一部受到攻击，他都会亲自率军进行反击。此次作战，如果本军把目标锁定为汤恩伯军，开战后猛攻密县，将汤最钟爱的第13军抑留在嵩山一带，既不放走，也不围歼，汤军主力当来应战，到时本军即可考虑对其大举围歼之。”

作战课长吉本重章大佐霍然站起，走到地图旁边，接过冈村宁次的话，指着豫中的郾城说道：“本军有战车第3师团，并有第5航空军的配合，完全可以以空、地联合突破的战术，与主力部队一道，佯作沿京汉线南下，迅速推进到豫中的郾城。尔后，由郾城附近，朝西方向右迂回，围歼嵩山的汤恩伯军。请司令官定夺。”

冈村宁次带着几分欣赏，看着他的作战课长说：“吉本君所议甚有道理，诸君如无异议，就按吉本君的主张来吧。”

就这样，一场中国战场上少见的闪击战即将登场。

冈村宁次被日本人捧为罕见的名将，并非自吹自擂。他心思缜密，头脑敏锐，用兵不拘一格，喜欢奇袭。南昌会战时，他早于德军闪击波兰半年，首先使用装甲部队独立作战，形成空、地联合突破，促使中国军队防线崩溃，南昌轻易陷敌。此次豫中会战，冈村如法炮制。他知道，河南中部平原广阔，不像南昌那样河湖纵横、平原狭小，因而正是装甲部队的用武之地。日军在此战中所投入的战车第3师团，拥有战车255辆，以及一个独立步兵联队，如此大规模的装甲作战，在中国战场上尚属首次。

此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其军队，虽已是大难临头，却毫不为意，忙着一些与抗战不相干的事情。

早在2月，华北日军敲定作战要领之后，还召集伪军司令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等开会，商议攻击郑州与洛阳之事，并且决定由豫南、豫东同时发起攻击。庞、孙等人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将这些消息统统都发给了第一战区。

接着，3月中旬，在洛阳的战区会议上，第40军军长马法五宣称，他已得到庞庚臣（庞炳勋的字）的密电：“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说着，马法五还出示密电，让各位总司令、军长过目。

之后，关于日军进攻的情报越来越多，敌情越来越明朗。

3月22日，蒋鼎文得知日军6万多人，已由火车调到黄河北岸的新乡一带，而军委会20日的谍报则认为日军只有21600余名。

汤恩伯方面，也在3月1日向军委会报告：“2月下旬以来华北敌调动频繁，似已抽调第35师团、第37师团、第110师团等分段陇海、津浦两路东进南下。”

4月上旬，形势更加严峻。日军以召开华北伪军首领会议为名，在北平将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孙殿英、吴化文等人软禁起来，所部电台不许向外发电，第一战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突然中断。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相信，这是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前兆，河南一战在所难免，必须马上备战。

但是，从蒋介石到军委会，再到胡宗南、汤恩伯，都认为华北日军兵力不足，没有能力大规模渡河南犯。而太平洋、东南亚日军吃紧，急需兵力增援，华北日军散发出的种种情报，不过是为了掩饰其抽兵转用而已。

事实上，这种误判的背后，潜藏着很多中日战争之外的利益纠葛。

抗战到了后期，胜利即将来临，抗战初期因共同利益受到威胁而产生的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逐渐瓦解。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对于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越来越没兴趣，他考虑更多的还是日军投降后的局势问题。

国际方面，蒋介石与美国将军史迪威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闹得形同水火。而从苏德战争恢复过来的苏联，也对新疆垂涎三尺，试图将新疆变成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44年3月中旬，新疆国军在中蒙边境平叛时，苏、蒙军派出战机越境袭扰，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

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苏联人背信弃义，需要中国牵制日本时，就对中国施以兄弟般的友谊，当中国失去利用价值时，立马就从兄弟变成了仇敌。

可蒋介石能有什么办法，无实力何以谈外交？他除了在日记中发发牢骚，就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出控告电文。

国内方面，更是让他蒋介石焦头烂额。即将完成整风运动的中共，快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据说日占区除城市外，广大乡村偏远地区几乎都是中共控制，日本人都不敢出城，这让他寝食难安。而蠢蠢欲动的各路地方军阀诸侯，也正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重新崛起，取而代之。

蒋介石的心情阴晴不定，这些事搞得他心力交瘁。黄山别墅的春风吹不散他心中的焦虑，宋美龄的微笑化不开他积郁的忧愁。黄河岸边的惊天阴谋，他甚至无心关注。

而蒋介石在河南最主要的代理人汤恩伯，一边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与中共大搞摩擦，一边扩充实力拥兵自重，他自恃拥兵50万，日军根本莫奈其何，因此骄狂自大，心不在焉，一再误判敌情。

大战之前的一个月，汤恩伯去重庆述职，蒋介石训斥他限制共党不力，责令他限期赶走辖区内的新四军，并阻止日军对平汉线的进攻。回到河南后，他便对亲信说：“不管委员长怎么说，我们打共产党已经尽了力，以后更要加把劲。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麻烦的是日军。几年来日军在这个地区都没有大的活动，我想不会有什么较大的战事。据最近情报，日军有一个机械化师团要开到河南来。不管怎样，我有办法对付，你们放心好了。”

汤恩伯说的办法就是开掘深沟。深沟北自郑州附近，东至开封，再向南折至周口，两道复线长达500多公里。这项工程，汤恩伯起初标榜以工兵为主、民工为辅，但开工之后，工兵却全部变成了监工。工程附近100里内的百姓都被征调，汤军以修筑国防工事为借口，命他们自带口粮工具，昼夜不停地开掘。

这一工程，完全是战争史上的笑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总理纪念周的一次活动中，讥讽汤恩伯道：“有人想学隋炀帝，要在河南开掘千里邗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在我看来，完全无此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无此必要。现值灾荒之年，应该立即停止。”蒋鼎文逼交军粮，罪责并不比汤恩伯轻。不过，这话倒说得入情入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不久，这话就传到了汤恩伯那里。汤恩伯勃然大怒，严令部下加紧赶工。汤军不顾民情，肆意拆毁庙宇、祠堂、民房，甚至掘毁坟墓。为了保住祖坟与坟边的墓树，很多百姓只好听凭汤军勒索。一时间，汤军又大发死人财。

这个工程，只能证明汤恩伯的昏庸与军事上的无能。蒋介石信用这样的人，亡党亡军乃在情理之中。最终，深沟开掘到一半，日军突然攻来，工程不了了之。在河南百姓的眼中，日军攻来倒成了不幸中的大幸，他们得到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

大战将至，汤恩伯召集各军军长开会，草草说了几句：“当前敌人企图由许昌进犯洛阳、西安，企图威逼重庆，我们就在许昌、襄县和敌人决战，你们都要准备打垮他。”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竟然说：“你们不要听参谋处发下来的计划。他计划他的，咱们打咱们的仗，就这样办。”

寥寥数语，什么作战计划都不说，就草草散场。

大家一片愕然。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汤长官在对付日军的要领上，已经成竹在胸。汤恩伯认定，日军只是像武汉会战后的诸多战役一样，使用兵力不足，至多是3个师团的窜扰“扫荡”性质。按照这种判断，他将王仲廉第31集团军第13军（军长石觉）、第29军（军长马励武），以嵩山为中心，分驻汜水、登封、临汝，总部在临汝；李仙洲第28集团军辖第85军（军长吴绍周）、暂编第15军（军长刘昌义），守备郑州、中牟、禹县、长葛、许昌一带，总部在禹县；第12军（军长贺粹之）、第89军（军长顾锡九）等部作为预备队，在叶县、襄城一带待命。

这样的兵力配备，十足的一个一字长蛇阵。表面上看去，这几个军可以依托豫西山地，居高临下侧击日军，殊不知没有侧翼掩护，而又极度分散的汤恩伯军，恰好可以被钻隙突进的日军截成数段，各个击破。洛阳附近的蒋鼎文部，豫东、皖西的第15、第19集团军，都不能及时救援。更何况蒋、汤将帅不和，汤部被歼，蒋鼎文乐得如此，哪会施以援手。

直到开战之前几个小时的17日下午，汤恩伯与其幕僚还认为日军的“扫荡”无关紧要，汤部高级幕僚吊儿郎当，计划在当晚邀请王仲廉看戏，汤恩伯也悠哉游哉泡在温泉里，与前线部队中断了无线电通信。

这和“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在北平看戏的一幕如出一辙，何其相似。

1944年4月17日午夜，河南中牟新黄河岸边。此刻月黑星稀，寂静无声。浊浪滚滚的黄河，此时也像一条疲沓的黄龙，吞吐了一天的黄水，困了，乏了，停止了咆哮，稳稳地进入了梦乡。风轻轻掠过河面，梳理着黄龙的鳞甲，鳞甲一张一合，好不惬意，那是若隐若现的粼粼波光。浊流的两岸，高高低低的青草，风过之后缓缓摇动。天地之间，只有一两只野鸭，不时扑棱棱拍打着水面，发出一串清脆的叫声，打破这黑暗的死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青草丛中、河滩下面，竟埋伏着上万日军，向河对岸的中国军队慢慢逼来，守军是暂编第15军27师。

零时刚过，一支日军被守军发现，霎时间枪声大作。日军分作左、右两路，迅速从中牟西南、东南两个方向，向守军阵地猛扑过来。

这股日军是第37师团的先头部队，随后第37师团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主力也紧急渡河，向守军全线压来。

守军暂编第27师奋起抵抗，依仗黄河天险，敌我两军陷入胶着。

18日下午2时，汤恩伯命暂编第27师，以及暂15军直属部队与新29师第86团，急速开往中牟西南地区堵截日军，试图趁日军立足未稳之机展开反击。暂15军军长刘昌义中将，亲临暂27师师部督战。我军阵地多为沙地，难以构筑工事，便利用房屋、断壁、沟渠、树林、麦田阻击日军，依靠迫击炮、手榴弹给日军以较大杀伤。但日军已稳稳地占据了前沿阵地，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由开封开来。暂27师防线吃紧，师长萧劲不顾刘军长的命令，怯敌后撤，中牟防线终于全面崩溃。刘昌义率直属部队残部且战且退，寻找新的立足点。

与此同时，暂编第15军的左翼，郑州以北的邙山头方向又响起了连天的爆炸声。1941年，华北日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攻到黄河南岸的霸王城，在此驻下了第62师团的两个独立步兵大队。3年间，第一战区竟视而不见，未将此据点拔去。结果，19日拂晓，日军以步骑2000多人，在火炮、飞机的配合下，向守军预11师阵地发起猛攻。次日拂晓，日军第110师团、第62师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大举渡河，集中6000多人，在数十门火炮和4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邙山头展开全面攻击。

多处要地失陷，战局急转直下。叶县的汤恩伯，见情势紧急，于19日下午6时，重新作出部署，其命令要点如下：

第110师死守郑州；

第85军如不能确保郑州—经水镇—荥阳一线时，即撤至崔庙、万山附近；

暂编第15军堵截由中牟南下的日军；

第13军主力加强禹县—密县—登封的现有阵地。(www.daowen.com)

汤恩伯最初还是想与日军较量一番，一出手，就把自己的子弟兵第13军摆在了阵前，拉开架势，要与日军在嵩山附近决战。

然而，电令发出之后，由于保密不严，日军那边也照例收到了一份。

攻占中牟的日军8000多人，立即兵分两路，以主力5000多人向西面的郑州、新郑挺进，以其余的3000多人向南追击暂15军残部。

早在19日黎明，日军步兵第22联队佐藤大队300多人，即昼夜兼程到达郑州，发起奇袭。当日军一部以大雾作掩护，爬上城墙时，守军才发现敌情。守军猝不及防，未做抵抗就放弃了城墙，300日军轻易攻入郑州城。次日，第22联队主力赶到，守军第85军第110师未做有效抵抗，即向郑州西面逃去。当日下午，连接平汉线和陇海线的中原重镇郑州，就这样轻易陷入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完全攻占邙山头，第85军全面西撤。汤恩伯震怒之下，命令将汉王城守军第31团团长王翰就地枪决。当时，有人痛恨汤军无能，连失要地，编出一副绝对：“王翰守汉王，汉王失，王翰死。”事实上，王翰并没有死，枪响之前他就被行刑者偷偷放走了。当然，为活命王翰没少花钱。

短短3天，黄河防线迅速崩溃。汤军兵败如山倒，部队丧失斗志，致使日军长驱直入。21日，尉氏、新郑陷入敌手，广武泛区被占。22日，荥阳、郑县、洧川也宣告沦陷。

22日中午，日军第12军命第110师团、第62师团、第37师团各以有力一部，进袭密县，目标直指汤恩伯的起家部队第13军。

与此同时，日军以主力迂回南下，向新郑附近挺进，目标直指许昌。

此时，许昌守军为吕公良新29师，禹县守军为第89师，暂编第15军退至许昌西侧。不幸，这些情报又被日军侦悉。日军第37师团即以其主力及混成第7旅团，急速向许昌压来。

23日，日军第37师团左先遣队第227联队第2大队攻陷长葛。

当日傍晚，37师团右先遣队第226联队第1大队侵入许昌以北的要地和尚桥村，与撤退中的暂编第15军军部及新29师一部展开激战。战至入夜，隐藏在墓穴里的暂15军军长刘昌义中将，身边只剩下一个侍从参谋陈正风，受到日军机枪的近距离扫射。刘昌义被打急了，涨红着脸，冲出墓穴，大骂一句：“他妈的！和鬼子拼了！”说着，脱掉大衣，甩掉军帽，端起冲锋枪，就要冲上去与日军拼命。陈正风急忙把他拖进墓穴，喘着粗气说：“军座，现在可不是拼命的时候，你还要去许昌指挥新29师作战呢！”

刘昌义这才稳住心神。之后，他纠集部队，乘乱突围，直向许昌奔去。

24日，日军第37、第110师团各一部，经过几天激战，攻破第23师防线，攻入密县。

25日，汤恩伯见计划失败，再次调整部署，以李仙洲指挥第12军、第29军、暂15军为南兵团，以王仲廉指挥第13军、第85军为北兵团，大致以禹县、郏县、宝丰为界，向平汉线当面日军发起反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也以第4集团军等部，固守郑州与洛阳之间的虎牢关等要隘，阻滞日军西进。

汤恩伯仓促间组织部队反击，正中日军下怀。日军此战目的就是要与汤部主力决战，而汤恩伯竟主动送上门来。冈村宁次技高一筹，一切都如他战前设想的一样，故意以一部在嵩山一带抑留住第13军等部，而同时以主力急袭许昌，尔后迅速由郾城附近西进，迂回到中国军队侧后，形成对嵩山我军的反包围。为了形成闪击战的效果，冈村宁次故意将战车第3师团隐蔽在邙山头，等国军各部与日军形成胶着后，再突然现身，南下截击汤军野战兵团。

26日，日军第12军查明汤恩伯的详细部署，遂于27日傍晚，下令所属各兵团，向禹县、许昌、郾城进攻，并以一部由郾城西进，形成对王仲廉兵团的包围圈。为达成战役目标，冈村宁次还特意指出：“各兵团应尽力摧毁敌高级司令部，俘获其高级指挥官，尤其应以汤恩伯直系军为重点。”

而对敌情知之甚少的汤恩伯，从26日开始，命第13军等部由登封附近发起反攻。应该说13军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它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战场上的平衡，日军不支，出现动摇。

这个情况，被日军华北方面军看在眼里，司令官冈村宁次召集参谋紧急商讨对策。

首先由作战课长吉本重章大佐介绍敌情：“汤恩伯在作战开始后，行动表现积极，而且其主力正在北上，决心猛扑过来。”

冈村宁次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在重庆军当中，第八战区的第1军和第一战区的第13军，是两战区的核心精锐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会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军。”

为了围歼第13军，他特意指示参谋长大城户中将说：“大城君，请尽快和第12军联络，让他们迅速结束许昌战斗，转过来全力围歼重庆军第13军。”

大城户中将受命后，不断以电话和电报指示日军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

此时，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正忙于攻略许昌，接到方面军的命令后，对命令打了个折扣，决定攻下许昌后，再改由许昌西进，围歼汤恩伯军。

内山英太郎，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的第13师团师团长。那时，第六战区倾力猛攻宜昌，我军的突击队几次打到他的司令部附近。内山惊恐之极，险些剖腹自杀。若不是援兵及时赶到，恐怕眼前这个第12军司令官就是别人了。从那以后，内山深感战场凶险，中国军人的抵抗意志不可轻侮。所以，进攻河南，他就多加了几分小心，每次进攻，都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我军之一部。此次进攻许昌，第12军几乎是倾巢而出，务求速战速决。

打了十多天了，面对日军的大举南下，蒋介石终于明白河南发生了什么。

30日，他电令第一战区：“汤兵团对窜犯许昌之敌应予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

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要在许昌与日军决战。

此时，蒋介石、汤恩伯并不知道日军战车师团南下的消息，以并不对等的兵力与日军决战。接到汤恩伯的指示后，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即命新编第29师死守许昌，同时命暂15军军长刘昌义指挥第89军的第20师、第78军新编第42师，协同马励武第29军和泛东挺进军，以许昌西南20多公里的颖桥镇为中心，围歼许昌外围的日军。

然而，蒋介石、汤恩伯毕竟不是冈村宁次的对手。这边部署还未完成，那边数万日军就大举攻了过来。

30日晨，日军第37师团附以独立野战炮兵第11联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独立混成第7旅团从东南方，同时发起总攻。第27师团在东北方，截断了守军的退路。霎时间，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豫中会战至为惨烈的许昌保卫战正式展开。

许昌守军兵力薄弱，仅有一个新编第29师。新29师是一支新部队，1942年冬，由周口警卫团及其他部队合编而成，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补充团，兵力不过2000余人。

新29师师长吕公良，浙江开化人，黄埔六期生。他深知形势严峻，早已抱定必死之心。战前，他送别妻子时说：“我这次受命固守许昌，同日军必有一场恶战。我已抱定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假如我为国牺牲了，乃是全家的光荣，你们定会受到国家的抚恤，民众的尊敬。你要多多保重，万望把儿女们抚养好，一切都拜托你了。”吕夫人洒泪告别，这一别便是永诀。

许昌之战打响后，在吕公良的带领下，新29师士气高昂，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与日军拼死作战。南门外，第85团营长何景明、胡光耀相继阵亡，部队退入南门。西门外，战况吃紧，第87团第2营营长手提大锄刀，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激战至傍晚，第2营伤亡殆尽，西门遂被攻破。

这时，日军使出了撒手锏——战车师团。那年月，日军的战车虽然无法与德国坦克相比，但对缺乏反坦克兵器的中国军队而言，坦克却是能撕裂人神经的尖牙利器，几乎无往不胜。

许昌城下，日军战车第3师团第13联队突然出现，向南门猛冲数次，撞毁城墙，突入了许昌城。南门守军拼死抵抗，与随坦克进城的日军机步兵第3联队第3中队展开白刃战。

守军营长乔冠英手提大刀，连续砍死日军多名。此时，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进城，守军渐渐不支，节节后退。

正在师部汇报战况的87团团长李培芹，听说南门失守，顿时火冒三丈，立即离开师部，向南门冲去。在一个十字街口，他碰到败退的部下，气得甩掉军帽，掏出左轮手枪，对空连发数枪，大声喊道：“不准退，都给我顶住！”随即急速向南门跑去。官兵们紧随其后，打了一个反冲锋，与日军展开逐屋逐街的激烈巷战。

副师长黄永淮的侄子黄正道在87团当连长，此时他正率部向城内后撤，正巧撞见了赶往南门督战的叔叔。黄永淮见侄子这么不争气，当即拔出手枪命令道：“坚决顶住，后退者枪毙！”黄正道吓得浑身哆嗦，立即率残部掉头回返，与南门日军展开激战，直至壮烈殉国。

战况极其惨烈，许昌危在旦夕。吕公良急电汤恩伯求援，却没回音。此时，已是30日深夜，师部大院内躺满了伤员，呻吟声混杂着枪炮声，听得人心碎裂。师部外面，聚满了从城西、城南退下来的官兵。师长吕公良见大势已去，即命令各部队分东、西两路突围。

5月1日凌晨，吕公良含泪烧毁师旗，泣不成声地对在场官兵说：“若我们突围成功了，还同日军继续战斗。若失败了，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的决心，不投降，不受辱。”

说罢，带着官兵含泪上路。

许昌四面数万日军，守军根本无路可走。第85团刚刚走出城东门，就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霎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如山崩地裂。激战3个小时，第85团被击溃，团长杨尚武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倒在了麦田里。第2营营长李树森上前扶住他，他只说了句“不要管我，赶快突围”，便昏了过去。最终因伤势过重，杨团长牺牲在青青麦田里。

吕公良随大部队由东门突围，和第85团一起，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激战中，队伍被冲散，第87团团长李培芹阵亡，吕公良、黄永淮负伤，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激战至天明，黄永淮和30多名官兵被日军俘获。日军当场刺死了11名官兵，又将其余人员押到一个村庄。残暴的日军把一名士兵绑在树上，将刺刀捅进他的嘴里，来回搅动。黄永淮忍无可忍，突然从日军手中夺过一把枪，将一名日军击毙，而他也死于乱枪之中。

此时，突围中的吕公良腹部中弹，血流如注，倒在麦田里。午后，被附近村民救起，终因伤重不治，于5月2日下午殉国，时年41岁。

许昌陷落。日军第12军攻占许昌后，即命第110师团由北，第62师团由东，战车第3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主力由临汝及其以西，包围歼灭以第13军为核心的王仲廉兵团。同时，日军还以战车师团一部和第37师团主力，确保临汝至长埠街道路的要冲，堵截向南撤退的中国军队。

许昌的地理位置居于河南的中心，为河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许昌一失，我军在豫中失去了立足点，按理说应该以洛阳为中心，重组防御。可蒋介石就是看不见日军大包围、围歼汤兵团的战略意图，反而在许昌失陷的当天，命令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将第12、第13、第29、第78、第85军及暂编第15军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日军决战。

汤恩伯再浑却拗不过蒋介石，竟将精锐第12军集结于郏县、宝丰，第13军集中于白沙，第29军集结于禹县，第85军集结于登封，摆出与日军决死一战的架势。

汤军要决战，正是日军所求。

5月3日，日军战车第3师团在第五航空军的配合下，实施空、地联合突破，在郏县、临汝之间击溃第22师及第29军193师一部，迅速推进至临汝东侧。与此同时，日军骑兵第4旅团、第37师团主力也已进抵临汝附近。从嵩山正南、西南两面形成了对汤军的攻击态势。而第62、第110师团也从平汉线西侧，向嵩山一带进逼，自嵩山东面发起了对汤军的进攻。

至此，汤恩伯军的主力被包围在东西60公里、南北70公里的伏牛山区。包围圈内，计有第13军三个师，第29军两个师，第85军两个师及其他部队约6万人。

5月4日晨，日军第110师团自告成、白沙镇方面，第62师团自顺店、神皇镇方面，第37师团由郏县、二十里堡方面，战车第3师团在临汝镇一带，四面合围，逐步向包围圈中心压缩。

汤军处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中，情势岌岌可危。中国军队打了这么多年仗，被上百辆战车堵住了后路，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汤恩伯急得暴跳如雷，失声大叫：“第13军要完了！第13军要完了！”

然而，日本人关键时刻出错却救了汤恩伯。日军战车师团急于扩大战果，竟不顾第12军的命令，独断专行向洛阳攻去。

洛阳是中国的古都，历代王朝在此建都者接近10次，又是连接中国西部与东部的锁钥，是中国国防的重心所在。代号“虎”师团的战车师团长山路秀男确实够虎的了，也许在他看来，进占名城洛阳，远比堵截汤恩伯军来得实在。于是，他们放开临汝大道，以主力冲向洛阳。5月6日，日军战车师团攻占龙门高地，而宝丰、鲁山、登封也相继沦陷。5月7日，伊川失守，洛阳遥遥在望。日军战车师团欣喜若狂，急于攻占洛阳，竟忘了上级所下的作战任务。

这样，登封西、南一带就出现了缺口。汤兵团主力七八个师趁机化整为零，从大大小小的缺口中逃了出去。

至此，第一战区的主力完全被击败，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意图也落空了。日军打通京汉线、攻占洛阳的作战，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就这样，肃清了许昌以北、以西、以东的障碍后，5月5日，由许昌南下的日军第27师团附第37师团一部，迅速南下猛攻郾城，目标直指京汉作战的最南端、也是最后一个重镇——信阳。

日军第27师团由中国驻屯军改编而成，下辖3个步兵联队，以及相应的炮、工、辎各一联队，兵力约17000人。该师团以首先发动卢沟桥事变为荣，其步兵联队番号仍以“支那驻屯”打头，其骄狂可见一斑。1943年8月，该师团由华北方面军转入关东军，接受野战训练，由治安师团转变为野战师团。日军“一号作战”确定后，由于兵力不足，第27师团又被调回中国派遣军。此时的第27师团，整装满员，很多步兵中队都达到战时编制的199人，战斗力十分可观。由于该师团还要参加打通粤汉线、湘桂线的作战，因而华北日军对其十分爱惜，直到拿下许昌，大局抵定，才让该部参战。

面对强敌，郾城守军新1师虽顽强抵抗，但实力悬殊，一天激战过后，郾城即告失守。

此后，第27师团长驱直入，经遂平、西平，于12日攻占确山，与日军第11军北上的宫下旅团会师。至此，日军打通平汉线。

豫中会战惨淡收场，但河南的战事还远未结束。在洛阳，在豫西山地，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