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保卫战，中、日双方就战略目标而言，都有点儿打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尤其对日军而言，既不为夺取常德小城，现在也谈不上消耗国军有生力量，那何必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死磕57师呢？大概只有一个解释：面子。

中国军队不惜耗尽虎贲之师死守常德，除守土御敌的一般意义，实在也没有多少战略价值。真正的意义，还是为了万里之外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的面子。

1943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丘吉尔，在同一天之内，一前一后飞抵开罗。与会人员，多被安置在金字塔旁边的米纳饭店。

在该饭店附近，英军部署了超过一个步兵旅的兵力，以及500多门高射炮。开罗附近的亚历山大港，还驻扎着英军的8个空军中队。

下午，丘吉尔以东道主身份，派人前来联络，想来拜会蒋主席。蒋介石以为客人理应先拜主人，乃于下午6时半先往拜访丘吉尔。

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历史的恩怨，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抹平的。客气的寒暄中，双方都心存芥蒂。

这一点，美国人早已心知肚明。

10天前，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的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为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而来到重庆。赫尔利特意说明：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地位从中调解。

中、美商定，会议讨论之问题，以中、美、英三国有共同关系者为限，决定避免提出香港、九龙等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

11月17日，临行之前，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定下了中方参会的基调：“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然而，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以德服人终是行不通的。西方政客的眼中只有强弱和利益。

尤其丘吉尔，一向以殖民主义者的高傲姿态，蔑视一切东方国家与东方文明，蒋介石作为一个东方落后大国的首脑，当然入不了丘吉尔的法眼。

尽管此时蒋介石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而美国人也将他看成是东方战场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丘吉尔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方世界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甚至高估了中国对未来的贡献。

不过，毕竟是两个大国首脑的初次会面，也不会涉及实质性问题，所以双方的会谈还是融洽的。

丘吉尔染病多日，眼下正发着高烧，他神情略显疲惫，胖大的身躯挤进沙发里，发出一阵嘶哑的声音：“今日得与阁下相见甚为荣幸，此次长途跋涉，一路安适否？”

蒋介石还是初次参加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因而略显紧张，言谈之间多少有些讨好东道主：“行程旅次至属愉快，此前与阁下虽曾屡通函电，而此次得与阁下晤面，深感欢欣！”

丘吉尔：“自贵国抵此行程几日？”

蒋介石：“行程共三日，阁下此来由海道乎？抑飞行乎？”

丘吉尔：“由地中海坐军舰到亚历山大后，乘飞机来开罗，此项行程在数月以前实不可能，而今安然为之，足证吾人今日已掌握地中海上之控制权。此次来埃及会议，因念埃及为文化悠久之国家，据最近研究所得，埃及之信史已有6000年。贵国亦系文明古国，不知有多少年之信史？”

蒋介石：“约4600年。”

丘吉尔：“埃及全靠尼罗河，此间人民之生活，农业之发展等，均唯此河是赖。埃及现有仓库甚多，堪备不时之需。此次大战中，因埃及地位重要，故有强固之设备，多量之飞机，若德方空军来袭，可遣派大批飞机出外迎战，毫无问题，以阁下在重庆之经验言，必习以为常，视若无事也。”

蒋介石心中不悦，英国人明知中国在重庆空袭中牺牲了无数的人员财产，却故意揭伤疤。并且语含讥讽，拿埃及的防空与重庆相比，不自觉地流露出一股酸腐的优越感。

丘吉尔不管别人的感受，嘶哑的嗓音继续回荡在会客厅里：“吾人之共同朋友（指罗斯福总统）明日亦可抵此，不识阁下前曾与斯大林先生晤面否？”

蒋介石：“未曾相晤，此次莫斯科会议及四国宣言，具有重大之意义，影响所及，定能奠定将来世界之和平。”

在丘、蒋二人的一唱一和中，交谈渐渐入港，开始触及实质性问题。

丘吉尔：“诚然，莫斯科会议成绩甚好，对于世界和平及彼此合作，极有关系。据余推测，苏联有于德国溃败后参加远东战争之可能，余希望如此，并相信如此；阁下其亦希望苏联参加远东战争乎？”

蒋介石心中一惊。苏联参战，必然带来远东格局的重大变化。将来对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尚难预料。但出于礼貌，蒋介石还是附和道：“当然同此希望。”

丘吉尔：“日本之战斗力是否已见削弱？”

蒋介石：“只在空军方面已见削弱，阁下以为德国内部有发生变化之可能乎？”

丘吉尔：“德之秘密警察向称强固，而纳粹党组织亦甚严密，故全国人民均受控制，纳粹政府一日存在，其军队势将一日作战，但最近经吾人继续不断之大批空袭后，德国人民之粮食及住所问题，已相当严重，日感困难矣！”

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语含机锋。丘吉尔咄咄逼人，蒋介石深藏不露，都对对方产生了几分敬畏。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而丘吉尔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评价蒋介石道：“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

然而，在国家利益以及历史偏见面前，两人并未将这一点惺惺相惜发展成伟大的国际友谊。随着会议进入实质阶段，两国分歧的日益扩大，两人之间的互相嫌恶便凸显了出来。

1943年11月23日上午11时，密码代号为“六分仪”的开罗会议正式开幕。

美国总统罗斯福作为当之无愧的盟主，将世界上三个主要大国的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召集到了会议桌前。

第一天的会议基本上没有进展。

关于反攻缅甸的问题，英国人含糊其词。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并不愿为了打通援华路线而牺牲联合王国的一兵一卒。

中、美两国的代表只好黯然离场。

不过，借着晚宴，罗斯福却给中国人送了一份“厚礼”。

晚上7点半，晚餐开始，在蒋夫人宋美龄和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陪同下，蒋介石和罗斯福展开了深谈。

作为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者，罗斯福对变化中的中国，抱有非同一般的感情。他的祖父老罗斯福，曾两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罗斯福家族能够昌盛百年，其起家的根基便是中国。而对蒋介石，罗斯福更是另眼相看。蒋介石领导北伐，削平群雄，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又领导一个疲敝民族，以一国之力，独力抵抗日本多年。其人若非世间豪杰，焉能走到今天？有鉴于此，罗斯福便有意提携中国，使其成为战后引导世界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

眼下，正是中美合作的蜜月期，宴会上的气氛自然是极为融洽。

双方的第一个话题，是日本天皇制问题。

罗斯福提到：“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不容忽视。日本的天皇制应予保持还是废止？特地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放下那些别扭的刀叉，坦白地说：“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与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

接着又解释说：“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其战争祸首的军阀而革命，推倒他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他侵略主义的根株，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蒋介石深受儒家王道之熏陶，反对以牙还牙，他一贯主张只认日本军阀为敌，不以日本无辜的人民为仇恨对象。何况，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天皇制更是日本政治结构的支柱。如果处置不当，招致日本国民的怨恨，必定会给后世带来巨大的隐患。

对此，罗斯福总统深以为然。

不过，罗斯福就天皇制还想征询一下英国人的意见。便进一步问道：“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在明天的会议中讨论？”

蒋介石答：“似乎不必列入正式议题。”

罗斯福点头同意。

话题接着转到了占领日本的问题，罗斯福提议：“派军进驻日本一节，应以中国为主体。”

蒋介石摇头反对：“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但罗斯福坚持应以中国为主体。

蒋介石沉默不语，轻轻摆弄着刀叉，揣摩其中的深意。美国意欲提携中国，取代日本，遏制苏俄，成为亚洲盟主。但如果中国驻兵日本，则势必给苏联、英国以口实，造成日本问题的复杂化。

罗斯福见蒋介石态度暧昧，便把话题转到中国最为关心的领土问题上。

他说：“委员长阁下，对于被占领土问题，中国的意见可否明示？”

蒋介石说：“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该归还中国。”

罗斯福进一步试探道：“琉球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

蒋介石摇头：“不，不，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

蒋介石以为，琉球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属日本，况且历史上从未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理，所以由中、美共管更能体现中国的王道精神。对此，一向把利益看得比天还大的罗斯福实在不能理解中国人的逻辑：白给你一个琉球你还不要？

至于印度支那（越南）、朝鲜，由于和中国渊源颇深，罗斯福有意让中国介入这两个地方。

蒋介石拒绝领有印度支那，但对朝鲜则表示出很强的主动性，他说：“朝鲜是我兄弟之邦，我中国若廓清帝国主义之毒害，则朝鲜必不能有所例外，请总统阁下赞助余之主张。”

中、朝两国同文同种，历史上曾唇齿相依，近代以来又同受日本之毒害，长期以来金九等朝鲜独立势力又在中国政府的庇护下，得以延续发展。两国的渊源如此深长，蒋介石自然要极力维护朝鲜，使其获得民族独立。

对此，罗斯福表示赞同。

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罗斯福身体向来病弱，此刻已十分疲倦，蒋介石和宋美龄便起身告辞。

次日，正式会议中，至关重要的战后世界秩序问题便被提了出来。美国人意图建立民主的国际组织，借以廓清19世纪的殖民主义。

而英国人则另有打算，他们仍打算凭借大国威势，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殖民权益。

英国人的这个打算，在有关亚洲的各方面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讨论开罗宣言的草案时，英国便对“东北四省、台湾等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独立”等措辞表示反对，而主张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及“脱离日本之统治”就可以了。

对于英国的这种态度，在25日下午茶会中，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慨然叹道：“现在最令人痛苦的，就是丘吉尔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并且坚持其殖民主义政策。”

说罢，面露忧色。

蒋介石安慰道：“这是时代问题，时代总是前进的，只要时间到来，总是会解决的。请总统阁下不必悲观。”

话虽如此，事实上在蒋介石的内心里，却是恨意难平。11月30日，回到重庆的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本月反省录里写道：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般；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

“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

“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其实，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还是对国际道义抱有一定幻想。英国人之所以如此自私自利，完全是看透了国际正义的两面性。进一步来说，他们不想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一个衰落的帝国，已丧失了世界视野与长远目标。他们所要保护的，只是眼前的利益。

12月1日，在德黑兰会议后，历史性的《开罗宣言》在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其全文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丘吉尔

宣言公布后，中外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外交的空前胜利，但蒋介石却说：“寸衷唯有忧惧而已。”

因为他有种不祥的预感：紧随开罗会议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因中国不能参加，是否会生出变故来？一切只能静观其变。

“二战”中，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三大会议，即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德黑兰会议。

进入1943年夏季以后，眼看盟国胜利在望，构建战后新秩序的设想便被提上了议程。

美国方面，意图使中、美、英、苏在战时的合作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并由此四强在战后发挥警察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亚洲，美国想把苏联拉进来，以牵制英国、荷兰和法国，解除殖民主义的桎梏。(www.daowen.com)

针对美国的设想，英国则图谋帮助法国，封锁苏联，孤立中国并削弱其力量，以延续大英帝国丰厚的殖民地权益。

至于苏联，则意图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混乱局面中，竭力扩大影响，成为战后左右世界格局的主要力量。

在各国利益的旋涡之中，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时美国罗斯福总统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在战后以中、美、英、苏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得到了英国的同意。

9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提出同样的计划，但立即被莫洛托夫拒绝，其原因就是不愿中国进入四强。

赫尔不厌其烦，再次劝说，但莫洛托夫还是不肯同意。

10月19日，为商讨战后欧洲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

会前，罗斯福总统下了决断：“全力支持四强的观念，即便因此导致三国外长会议不能达成协议，也在所不惜。”

于是，在三国外长会议席上，赫尔提出设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宣言草案，主张作为《四国宣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支持，同时，该草案已分送给中国，中国方面业已同意。

但莫洛托夫极力反对，他提议：“这次会议只讨论三强宣言，而不涉及四强。”

赫尔耐着性子再次说明：“排除中国是错误的。”

但莫洛托夫就是不同意。情急之下，赫尔威胁说：“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会议流产。”

在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之下，莫洛托夫才为之屈服，于26日表示让步。

最终，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的《普遍安全的宣言》历经艰难，于10月30日公之于世。

四国宣言的内容包括：

四国以其在作战时之联合行动，共同继续维持战后之和平与安全；对共同敌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装有关一切事项，当共同行动；在可能的最早时期，建立一般性之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争结束后，不得在他国境内使用武力，并促成限制军备之一般协定……

此宣言，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签署。

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就是由此协定而来。

这是中国在“二战”中获得的最大权益。

然而，苏联并不愿意在它的卧榻之侧，出现一个有发言权的大国。更何况，这个大国的现任政府，还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

为了消除心腹之患，苏联人想出了一个分化中、美关系的妙计，这就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就在10月末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斯大林突然表示：“苏联终将对日作战。”

此言一出，美国自然大喜过望。其实，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早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曾表示：

“苏联既是决定战局之因素，故宜予以一切援助，并用一切方法，取得其友谊。苏联不但在轴心国家被击破之后，取得欧洲之宰制地位……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中之重要分子。美国如得苏联为对日作战之伙伴，则可减少美国士兵生命与金钱之损失……反之，如苏联采取对美不友好或消极之态度，则美国将增加不可计算之困难，甚至战事亦有失去效果之可能。”

罗斯福为了尽快得到苏联对日作战的许诺，再三向斯大林提出会谈的要求，但斯大林为了抬高身价，总是借口国务、军务缠身，或是为选择会晤地点等问题，拒不见面，以此来吊美国人的胃口。

最后，罗斯福亲自致电斯大林：“彼此同为一国之执政，我今愿出国门6000公里以图相会，若君不愿出门600公里，以致会议中阻，恐后世历史有所批评。”

斯大林这才放下架子，指定在德黑兰会晤。

伊朗首都德黑兰，美、苏、英三国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下午4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

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丘吉尔首相齐聚一堂，讨论了关于战后世界秩序设立的计划。这个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四个警察”来执行。

斯大林并不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这“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的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

斯大林还不遗余力，诽谤中国的抗战。他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效率低下，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无能。”

斯大林的看法得到了丘吉尔的共鸣，丘吉尔后来评价说：“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丘吉尔还多次扬言，美国以物资援助中国，近于浪费。

作为美国放弃支持中国的条件，斯大林主动表示：“在德国溃败后，苏联将增加西伯利亚的军力，协力打击日本。”

丘吉尔举双手赞成。他认为这将减轻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压力，从而集中精力解决欧洲战场。

而美国也由于“跳岛作战”的成功，以及ESSEX级航空母舰的诞生，已经取得了由西北太平洋直趋日本本土的着力点，所以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相对降低。

罗斯福犹豫再三，最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了苏、英在战略上的协作。

至此，开罗会议的光辉地位，在经过德黑兰会议的过滤后，黯然失色。

开罗会议所约定的事项，虽有18项之多，但其中完全见诸实行的，则不过为其1/3的下列6项：“剥夺原属日本托管之太平洋岛屿”“台湾、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军事占领日本”“天皇制度由日本自决”“中国以四强的地位参加战后国际机构”。

此外12项，诸如“反攻缅甸”“香港归还中国”“苏联尊重中国的东北四省主权”“装备中国军队九十个师”“十亿美元借款”等，都完全落了空。

德黑兰会议的赢家，无疑是苏联和美国。苏联得到了实惠，美国则获得了苏联出兵的许诺。

牺牲了中国，各家皆大欢喜。

志得意满的斯大林元帅，也趁机狠狠地把丘吉尔戏耍了一顿。

当天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共有约10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宴会结束后，丘吉尔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斯大林表示很感兴趣，两人便坐了下来。

斯大林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

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像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就卷土重来了。因此，盟国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

丘吉尔问：“时间要多久呢？”

斯大林答道：“15到20年以内。”

丘吉尔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50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15到20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丘吉尔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

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丘吉尔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50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斯大林说：“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但结果却失败了。”

丘吉尔答复说：“当时我们缺乏经验，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

丘吉尔一直都认为，应该孤立并削弱好战的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他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斯大林最忌惮德国东山再起，他不厌其烦，继续问有没有更好的惩处措施。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他想从肉体上消灭一批德国人。

丘吉尔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即警觉道：“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

斯大林不以为然，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

有传言说，斯大林曾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战俘们回答说他们是在执行命令。斯大林非常痛恨这些劳动阶级的叛徒，把他们统统枪毙了。

事实上，斯大林念兹在兹的，乃是如何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

在次日的宴会上，谈话渐入正题之后，斯大林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

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以总参谋部为核心的5万名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

丘吉尔正色道：“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方面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带着几分戏谑，坚持说：“一定要枪毙5万人。”

丘吉尔听了非常生气，赌气地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5万人，而是49000人。毫无疑问，他想以幽默化解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向丘吉尔作出种种姿态和暗示，要他相信这不过是笑话。

可是，中途加入宴会的罗斯福的爱子埃利奥特，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

丘吉尔愕然。埃利奥特被罗斯福宠坏了，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面对着几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竟然如此放肆。

丘吉尔一时赌气，起身离开了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了。

丘吉尔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他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

斯大林这时变得很有魅力，丘吉尔从未见过他此刻那样吸引人的仪态。

虽然丘吉尔搞不清，这个玩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实的意图，但他还是回到了宴会上，继续和大家谈笑风生，展示起大国领袖的风采来。

12月初，重新回到开罗的罗斯福总统，受到丘吉尔的再三邀请，务必在离开之前，一睹狮身人面像的真容。

一天下午喝过茶后，丘吉尔说：“现在你一定要去。”

他们立即驱车前去，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奇观。

时已近晚，暮色苍茫中，总统和首相转到正面，伫立在那张奇特的面孔之下，默默地凝视着它。它已见证了数千年文明的沧桑，它也见识了无数好奇的过客。在它眼中，或许面前的这两个时代的大人物，并不比其他的人类更为高贵，更为重要。它以众生平等的姿态，接待着身前的这群过客，什么也没说，脸上依然高挂着那不可思议的微笑。

有人说，这张面孔取材自妖神斯芬克斯。那诡异的微笑，是不是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呢？

时间差不多了，沙漠的风已经有了几分凉意，总统和首相钻进汽车，疾驰而去。

此刻，万里之外的重庆，同样见识过狮身人面像的蒋介石，则陷入了更为现实的谜与困。

德黑兰的幕后交易，他早有察觉，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让他从虚荣的巅峰跌到了谷底。

而重庆东南的常德，正在日军重兵的围攻之下，濒于崩溃边缘。

一周前，在开罗会议上，听说常德战况的罗斯福总统，还特意向蒋介石询问常德守军的番号，以及主将的名字。自那天起，罗斯福的笔记本上，就多出了第57师和余程万这两个名字。

常德的战事，被盟国如此重视，个性要强的蒋介石，不愿仰人鼻息，不想作为弱者，被美国同情、被英国奚落、被苏联蔑视。他想依仗一次军事胜利，来建立中国军队的声望。

而常德，便被历史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对57师和师长余程万来说，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12月1日，蒋介石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打去电话，称此次守卫常德，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务必苦撑到底。

孙连仲体察到蒋介石的苦心，立即致电余程万，将最高统帅的意旨转述明白，并希望第57师能苦撑至3日。

常德的虎贲将士们，还有多少血可以流？

在铺满尸体的废墟中，还要经历多少彻夜不绝的喊杀声？

常德与57师，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