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万年前，自人类的远祖确立人间秩序以来，火与火的衍生物，就成了人类改造世界，与造物主争锋的利器。

有了火，黑夜就有了光明。

有了火，寒冬也会有温暖。

有了火，生肉成为熟食，暖香取代了膻腥。

火的发现利用，代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浩劫和灾难。

有了火，铜铁变成了生产与杀戮的利器，金银变成了欲望的化身。

有了火，金属成了包裹炸药的容器，而炸药也由烈火生成。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浩劫，我们都叫它“劫火”。

每一次劫火过后，文明都会在废墟中重生。

人类的命运和火的命运，交汇在一起，生生灭灭，起起落落，流转不息。

离我们最近的那场劫火，我们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场烧遍人间的大火，火势最烈的那年，便是公元1943年。

这年年初，两个真正完成总体战规划的强国，在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伏尔加河河畔，完成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生死搏杀。

一座以红色领袖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处在冰雪极寒与炮火极热中，冰火两重天，成了人类精神与意志的最高化身。两个同是人世间最底层出身的领袖，都将这座城市当成了维系自己一生荣辱的所在。

碧蓝澄净的伏尔加河，望不到天际的冰原，见证了这惨烈的一幕。

炮声响起之后，一支由俄国姑娘组成的炮兵部队，被打得尸横遍野，只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

德军以为拿下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1925—1961年“斯大林格勒”）不过是探囊取物，但在惨烈的巷战面前，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进入城市后，每天都有1000名左右的德国大兵，被隐伏在瓦砾堆中的红军狙杀。而红军，在被逼到距伏尔加河仅仅100多米的地方后，即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与阵地共存亡，也绝不再后退一步。

战至最后，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优秀的士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如绞肉机一般的巷战战场上。

希特勒狂妄至极，对外宣称：“有了第6集团军，就是天堂也可以扫荡。”

斯大林做了一次演讲，将几百万青年男女送上了战场。

最终，德军没能进入“天堂”荡平一切，反而凄凄惨惨跌入了地狱。

完成钳形合围的百万红军，集中成千上万门火炮，对准德军最为薄弱的环节罗马尼亚集团军，进行了连续几天的地狱般炮击。炮击过后，阵地之上除了遍地的尸块之外，便是一堆堆废铜烂铁。罗马尼亚的被俘官兵，一个个缩着脖子，睁着惊恐的眼睛。他们的神志还没有从地狱中回来。

不久，吃光了死马、死狗、死猫，甚至开始咀嚼死尸的德国第6集团军，集中剩余的9万多人，向红军投降。

战争的临界点就此出现。

德军的气势由巅峰瞬即跌落到了谷底。

用锋不可太过，德军的利剑在斯大林格勒卷了刃，想要复原却等不到机会。斯大林格勒会战后，数百万红军自东向西，迅速压到斯摩棱斯克与第聂伯河一线，德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落入苏军手中。

此后，趁着这股胜利的旋风，盟军被打压的士气突然在世界各地都高涨起来。

1943年夏季，英、美联军在北非的阿拉曼击败德、意联军，“沙漠之狐”隆美尔仓皇逃去。

7月10日，艾森豪威尔统率50万盟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不到一个月，占领该岛。在此期间，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垮台，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与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意大利又是中途倒戈。

太平洋方面，美国的麦克阿瑟于6月30日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随即兵发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岛，展开了著名的“跳岛作战”。

8月，在所罗门群岛的阿图岛，2000多名日军激战两旬，仅剩100余人，最后，重伤者全部自尽，其余的人在遥拜日本东京、高呼“天皇万岁”之后，挺身冲向美军阵地，全员“玉碎”。

日本政府的报道部部长谷荻，在广播阿图岛日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时，泣不成声。

随后，美军由所罗门群岛进至俾斯麦海面，日军在太平洋上的第二道防线，完全被盟军突破。

9月，转入守势的日本，后退到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一线，构筑所谓的“绝对国防圈”。

10月，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晤，发表了《美英苏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同盟国要联合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消息传开，日本朝野上下深感危机重重，甚至有人开始考虑退出战争的问题。

与此同时，盟军东南亚战区成立，英国将军蒙巴顿勋爵出任战区总司令，按照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与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中、美、英三国将于1944年春向缅北发起反攻。

日军接到可靠情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远赴昆明，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集结重兵，加紧训练，准备反攻滇缅。另外，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中将的指挥下，数万精兵蓄势待发，准备由印度向缅西北发起攻势。

日本人坐卧不宁，开始寻求破解之道。

为了挽回太平洋战线失利造成的消极影响，日本军方迫切要在他们自认为还有把握的中国战场，发动一场攻势，用胜利来告慰国民，重振士气。

这一次，他们将目光瞄向了常德。

常德，地处洞庭湖滨，武陵山麓，物产丰美，人杰地灵。常德旧属武陵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桃花源即源出于此。城内有刘海戏蟾的丝瓜井，楚平王偕妃采菱的采菱城，以及春申君墓，城外德山，即是屈原《九歌》中的“枉渚”。

常德北连荆襄，西通川黔，东扼洞庭，南接长衡。宜昌陷敌后，常德即成为第六、第九战区的后方联络线，川渝与湖湘的米粮转运枢纽，陪都重庆的东南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早在1942年，军委会制定《第六战区拱卫陪都计划》，即明确规定：“战区以拱卫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各要点。”

日军如果攻下常德，可西指沅陵以入黔东，进而攻略四川、重庆，南可下益阳、衡阳以孤立长沙，粤汉、湘桂两大动脉即掌握于手，足可以影响整个中国战区的态势。

常德如此重要，日军也早已看在眼里。

1943年8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中规定：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歼灭敌中央军，摧毁第六战区根据地，以削弱敌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为派遣军在减少兵力之后，能顺利完成任务创造条件，并且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中国军队机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9月7日，中国派遣军参谋富永弘飞赴东京，请求大本营批准常德作战，得到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真田穰一郎大佐的肯定答复：“该作战在不妨碍大本营意图全面调动兵力的限度内，极力加强对敌压迫，牵制敌人向云南方面调集兵力，这从全军立场出发实属必要，因而可以实行之。”

9月27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853号：“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执行现任务，可在华中方面临时越过作战地区进行作战。”

中国派遣军奉命后，即在9月28日向第11军下达命令，其要点为：

第11军司令官于11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

作战要领：作战方针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参战日军还是以中国战场唯一的战略机动力量第11军为核心，以35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各部队番号、指挥官分别为：

第11军（代号“吕”）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参谋长小薗江邦雄少将。

第3师团（代号“幸”，司令部于应山）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参谋长福山宽邦大佐。

第13师团（代号“镜”，司令部于沙市）师团长赤鹿理中将，参谋长依知川庸治大佐。

第39师团（代号“藤”，司令部于当阳）师团长澄田赉四郎中将，参谋长浅海喜久雄大佐。

第68师团（代号“桧”，司令部于九江）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

第116师团（代号“岚”，司令部于安庆）师团长岩永汪中将，参谋长山田卓尔大佐。

古贺支队（由第58师团调出，代号为“广”，司令部于应城）支队长为步兵第52旅团旅团长古贺龙太郎少将。

佐佐木支队（由第34师团调出）支队长为步兵第216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勘之亟大佐。

宫胁支队由独立混成第17旅团调出，支队长为独立步兵第88大队大队长宫胁龟次郎中佐。

柄田支队由第65师团调出，支队长为独立步兵第58大队大队长柄田节大佐。

飞行第44战队战队长由福泽丈夫中佐担任。

为发动常德作战，日军使用的兵力接近10万。这10万人已是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动用的最大战略机动力量了。10万大军的调动，不可能不走漏风声。

进入10月，重庆军委会不断接到相关情报：“南得路之敌亦有一部乘船西上”“通山以东之敌约二三千人经崇阳向岳阳方向移动”“平汉路南段之敌有大部分向沔阳方向移动”。

第六战区也连续上报：监利、沙市间江面，日军集结船艇30余艘；滨湖各河汊日军集结汽艇300余只以及民船1000艘以上；另外宜昌日军增加坦克10余辆，沙市至当宜公路日军增加汽车400余辆，运输频繁。

重庆军委会根据各方情报及战场形势判断，日军不甘心鄂西会战的失败，将再次进犯鄂西地区，以消耗牵制我兵力，并掠夺物资。

第六战区更是以拱卫重庆为目标，将精锐的江防军配置在石牌、庙河一带，全面固守常德、石门、渔阳关、资丘、石牌、庙河、兴山、歇马河、南漳各要点，击退进攻之敌。

重庆军委会与第六战区之间，对敌情判断大同小异。10月28日，军委会电令第六战区进行如下部署：（一）第六战区以第10集团军和29集团军一部在河沼地带阻击日军，以主力利用津（市）澧（县）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用侧击或伏击等方法击退日军；（二）以第74军57师固守常德，第51师、第58师及军部位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三）第100军从浏阳开到益阳待命。此外，中、美空军应派出大批飞机，防范日军以及日军舰艇轰炸。

显然，中国军队没有看出日军进攻常德的意图，将所有兵力一字排开，而重点则放在鄂西方面。

虽然日军没有长期占据常德的意图，没必要为了常德做过多牺牲，但第六战区战前预判不准，处处设防，备多分寡，不能形成重点，最终给日军留下了各个击破的漏洞。

果然，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早已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意图，大喜过望，他决定因势利导，制定了四个阶段的作战计划：

第一阶段，第3师团、13师团及佐佐木支队、柄田支队、宫胁支队于暖水街一线全面发动进攻，占领暖水街的西南地区；另以第116师团与第68师团向安乡方面前进；又以古贺支队、户田支队实行机动策应作战。

第二阶段，以消灭国军73军、74军为目标，第3师团、13师团和佐佐木支队，由石门方面进攻常德西南地区，第116师团由津（市）、澧（县）方面直攻常德，第68师团向常德以东汉寿一带进攻。

第三阶段，在常德以南击退第九战区长沙方面增援部队。

第四阶段，恢复战前态势。

横山勇也算是日军名将，排兵布阵非常精细。

他首先以重兵沿江西进，造成向鄂西进攻的假象。中国方面由于之前的鄂西会战，必定会集中兵力沿江抵抗，而日军便可一面围歼当面我军，一面以主力向南大迂回，扫清常德西北、西南外围中国军队，并将国军援兵阻击于常德外围，而第68师团穿越洞庭湖水域后，向常德东北、东南迂回，扫清外围中国军队，并将南来中国军队援兵屏蔽于包围圈外。这样，就可以保证116师团长驱直入，轻取常德。

中国军队一招失算，差点弄得满盘皆输。

1943年11月2日，日军近5个师团、约10万兵力，在黄昏的余晖里，向洞庭湖西岸发起了进攻。

然而，走在日军最前面的，既不是日军的侦察部队，也不是充当炮灰的皇协军，而是一个外号叫“彭叫驴子”的湘西匪首。

彭叫驴子，其真名不详，相传此人身材细高，面皮白净，长脸，说话声高，人送外号“彭叫驴子”。此人曾追随湘西巨匪瞿伯阶，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连瞿伯阶都对他无可奈何。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叫驴子竟想乘天下大乱，给自己挣得一个名分，他向湖南省政府下书，以参加抗日为名，索要军长头衔及一个军的弹药粮饷。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听说此人作恶多端，声名狼藉，手下也不过七八百人，竟想空手套白狼，便一笑置之。(www.daowen.com)

彭叫驴子恼羞成怒，便于1941年走湖南同乡周佛海的路线，投奔了汪伪政权。周佛海为培植个人势力，对其极尽拉拢之能事，拨枪给钱，委以“和平救国军三湘特遣纵队司令”头衔，任其胡作非为。

彭叫驴子早年为流寇时，经常劫掠常德一带，知道哪一处是羊肠小道，哪一段水道可以徒涉，什么地方有一将当关之势，什么地方有湖沼山林障碍。

日军进攻常德，便以彭叫驴子为向导。日军因而熟悉地形，有了运用山地战、河川战、湖沼战的便利，而守军则失去地利，易被奇袭、切断、包围，因而蒙受重大牺牲。

小人作起恶来，连上帝都害怕。就这样，汉奸在前引路，数万日军紧随其后，铺天盖地掩杀过来。

11月6日，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以及佐佐木支队、柄田支队、宫胁支队，总计23个步兵大队，配以50多门山野炮，猛扑至暖水街，兵锋直指固守此处的国军第10集团军。

暖水街位于湖北清江至湖南澧水之间的山岳边缘。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第10集团军，利用有利地形，将数万大军分置在以暖水街为中心的南北约90公里的山岳地区，凭借阵地工事，逐次抵抗。

11月6至7日两天内，战斗集中在暖水街、乾溪滩、马踏溪等地，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日军虽多次发起攻击，始终未能突破防线。

7日晚，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给第10集团军发来电文强调：“查暖水街、乾溪滩、马踏溪间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至巨，该集团军所属官兵如能在该地固守6天，着重奖赏，仰即激励各部，务须达成任务为要。”

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奉命后，随即调整部署，命第79军暂编第6师固守暖水街，第66军第185师确保乾溪滩，第79军第98师死守马踏溪，并抽调第79军的第194师，驻马踏溪附近，准备机动。

11月8日晨，重庆军委会又给孙连仲发出向日军组织反击的命令，也就是蒋介石11月7日来电的指导精神：“着第10集团军王敬久，即刻集中主力，击破暖水街方面突进之敌……”

这边王敬久刚刚布置好防御体系，那边一道“圣旨”又要进攻。蒋介石又在插手前线战事，一般将领都知道，这种事只会越帮越乱。可孙连仲奉命后，知道是蒋的指令，不敢不遵照，便命第10集团军除固守暖水街部队，余部向各敌侧背竭力攻击。

其实，日军并不想攻占暖水街，而是要捕捉到第10集团军，围歼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第10集团军应即时退至侧后方，回避日军的锋芒。日军历次作战，最怕找不到国军主力决战，如今第10集团军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正中日军下怀？

但蒋介石怕日军再次打到石牌附近，给陪都重庆造成恐慌，孙连仲及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怕违背上命而不敢坚持，故第10集团军只能硬着头皮，与日军在暖水街决一死战。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一期生，顾祝同系统头号大将。其指挥能力，正如其后台老板顾祝同一样，实在是稀松平常。南京保卫战，一个精锐的第71军，他只带出来几百人。浙赣会战，由浙江一路败退到福建。但他有个好处，就是听话，领袖说东是东，说西是西，王敬久从不敷衍塞责。如此一来，仗虽打得不怎么样，官运倒不差。此次，蒋介石命他绝地反击，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服从。

接到战区命令后，王敬久命第79军、第66军攻击当面之敌，收复长江右岸失地。

就这样，各级指挥一误再误。

11月9日，日军先发制人，在第66军左翼及高岩、王家畈等地发起猛攻。一连几夜，日军突袭至我第13师（由第86军调来）师部附近。第13师师长靳力三请求军部，将师部后移，第66军军长方靖当即拒绝。

其实，方靖心中也不踏实。他的军部距13师师部不足1公里，每夜日军打到第13师师部，方靖都紧张得无法入睡。

一天夜里，他实在撑不住了，要通了王敬久的电话，说：“军部指挥所太接近第一线了，请求拟于明日向后移动一段。”

王敬久对上含糊，对下可不含糊，一口回绝道：“决不能移动，以免影响士气，如遇到敌人袭击，一定要拼死抵抗。”

方靖咬咬牙，只能硬撑了。

而此时，我第79军面对日军排山倒海般的冲锋，已经溃不成军。就在9日晚，第66军第185师阵地被日军摧毁后，马踏溪的第98师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溃退四散。10日，各部相继溃败，防守暖水街的79军暂6师，遭到日军围歼，残部几经苦战，才得以突围。

其实，与日军相比，当时第79军的装备并不差。第79军每个步兵团除三个步兵营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配备“六八”式迫击炮4门。每个步兵营除三个步兵连外，还有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马克沁重机枪4挺。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6至9挺，“六零”式迫击炮3门，加拿大冲锋枪10支，中正式步枪54至72支。

以这样的实力，第79军面对1万余日军，至少也应打个旗鼓相当，可事实是一触即溃。

11日，日军压迫第10集团军残部，向西南山地的渔洋关方向撤退，并将之压迫封锁在渔洋关、仁和坪、赤溪河、子良坪一带山地。日军前线部队进展顺利但兵力不足，只能留置约两个大队的兵力监视外，其余主力集中南下，继续搜寻其他中国军队，以图扩大战果。

13日，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端坐在观音寺指挥所里。眼见日军进攻连连得手，不由得喜形于色。为扩大战果，攻取常德，他迅速调整部署，命第13师团攻占慈利，进入黄石市附近；第3师团附以佐佐木支队，首先在澧水以北地区急袭并歼灭第73军主力，尔后进入常德西南方地区，寻敌歼灭之；第116师团经临澧附近向陬市附近突进，准备攻击常德；第68师团渡过洞庭湖，歼灭汉寿（龙阳）附近之敌，然后进入常德东南方地区；柄田支队则担任掩护全军右侧背的任务。

12日夜，日军第3师团主力及第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乘天黑集结部队，开始对石门形成包围圈，准备将石门守军一举歼灭。

驻守石门的部队是川军第29集团军第73军。该军辖第15师、第77师、暂编第5师共3个师，由于夏季鄂西会战消耗甚巨，虽经半年整补，但兵员、武器大都没有到位，所以战斗力很弱。

而他们匆匆赶到石门布防时，才发现石门要地，竟连一处像样的工事都没有。先前的守备部队，仅挖出了一条20公里长的散兵线，而石门城外的澧水南岸，竟连一个据点都没有。战斗还未打响，第73军就预感到这场防御战难打，只能打着看了。

13日拂晓，石门城外炮声隆隆，日军开始向第77师和第15师防守的新安、塘坊、樊家桥阵地发动猛攻。73军阵地背靠澧水，形势十分不利。日军抓住这个弱点，将73军各师分割包围，然后以一部突过澧水，从南面堵住73军退路。同时，又派出多支小股部队，钻隙突进，专事袭击73军的军、师指挥所。

日军一招比一招凶狠，看这样子大有把73军就地吃掉的架势。形势也对73军不利。战至14日晨，73军很快陷入混乱，军、师之间联系中断。上午8时左右，日军第3师团一部直扑77师指挥部，师直属部队立即与日军展开肉搏，师部才免遭灭顶之灾。中午时分，日军由易家湾渡过澧水，完成四面合围，第73军陷入绝境。下午3点，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116联队，攻入石门城北部第73军军部，第73军此刻已是大难临头。

孙连仲获悉73军有可能全军覆没，方寸大乱，这才急电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73军可放弃石门南渡澧水突围。

第73军军长汪之斌收到命令，即率15师、77师向西突围，留彭士量的暂5师断后，掩护主力撤退。

一时间，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暂5师阵地。整个14日白天，敌我两军在北部笔架山、大尖山、孙家大山一带，陷入空前激战。日军数次冲上阵地与守军白刃肉搏，彭士量都亲临一线督战，才将日军击退。战至傍晚，日军加紧围攻，暂5师伤亡惨重，阵地也大多丢失。

15日拂晓，彭士量集合残余部队，向石门西郊逆袭，力图收复一块阵地以作立足之地。行至新安以南岩门口附近时，被日机发现踪迹，投下几枚重磅炸弹，又是一阵机枪扫射。

彭士量身中数弹，摔倒在瓦砾中。

“师长！师长！”卫士冲上前抱住他大喊。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道：“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语毕，壮烈殉国。

彭士量，湖南浏阳人，黄埔四期生，与林彪是同期同学。他素有骁勇之名，殉国时年仅37岁。在装殓将军遗体时，从他的军衣口袋中找到一份遗嘱，上面写道：“余献身革命，廿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惟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余廉洁自持，不事产业，望余妻刻苦自持，节俭以活，善待翁姑，抚育儿女，俾余子女得以教养成材，以继余志。”

彭士量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1984年，长沙市人民政府追认彭士量为革命烈士。

石门失守，第73军损失兵力过半，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对孙连仲下令：“石门关系全盘战局得失，望你告所部，务须坚守。”

片刻的沉默后，孙连仲不得不将73军损失惨重，石门易手的实情上报。重庆军委会顿时笼罩着一片阴云。

然而此时，蒋介石仍认为日军无力也无意占领常德。

11月17日，他还致电薛岳：

“长沙薛长官：据施（中诚）军长戌删电称：奉长官薛电话，着本军以一个师开常德、德山市等情。查常德方面，已有57师担任守备，该军无一师开德山市之必要。除分电施军长仍遵前令，全部开桃源集结外，特电知照。”

蒋介石打算，在慈利附近与日军决战，因为那里有他最精锐的第74军。该部之所以被蒋介石所倚重，除嫡系因素外，装备精良、能打硬仗才是主因。

蒋介石希望他手中的王牌能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18日拂晓，日军第13师团主力及佐佐木支队约2万人，配以山野炮数十门，由石门向慈利西面附近地区集结，然后突然向南急进，对刚到达战场的第74军展开攻击。

与此呼应，另一部日军进攻慈利县城。仅仅一个上午，慈利便告失守。

以后数日，激战就在中、日两军的这两支最精锐部队之间展开。

19日，日军第13师团及佐佐木支队，以5个联队的兵力，在飞机炮火的配合下，向第74军正面展开猛烈攻击。当时防守在慈利附近的守军，仅张灵甫58师、周志道51师两个师，在兵力对比上，充其量打个平手。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取胜，几乎不太可能。

本来，100军已配属给第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但蒋介石对这支新编的部队十分爱惜，曾下达指示：“务俟该军全力到达战场后，选定有利时机，向日军最痛苦方面予以有效之打击。”

也就是说，74军打出好局面时才可动用100军，前面拼消耗时还是让74军来吧。因此，王耀武虽面临困境，也不敢动用100军。

就这样，第74军阻挡着日军轮番的进攻，与日军精锐第13师团展开激战。

这几天，慈利、长阳西北山区，大雪纷飞。很多官兵因棉衣未到，仍身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与敌厮杀。74军官兵冷的不仅仅是躯体，更是内心。

20日晚，日军第13师团第65联队联队长伊藤义彦大佐，在上级的严厉督促下，亲赴第一线督战。在余儿垭北侧高地，被守军包围。战至次日中午，一颗手榴弹扔来，坐在军旗下的伊藤义彦等5人，全部被炸死或炸伤。伊藤义彦右腿中弹，捡回一条老命。他盘腿坐在地上，手执联队旗，大有与军旗共存亡的架势。关键时刻，其下属第3大队匆匆赶到，伊藤义彦等人才免于灭顶之灾。要不然，整个常德会战，日军战死的联队长就不是2人，而是3人了。

激战至22日，58师、51师伤亡越来越大，且部分部队已被日军分割包围。情势危急，为了避免重蹈石门战场73军的覆辙，74军遂向漆家河西南地区撤退。

至此，慈利及附近要点均落入敌手，蒋介石与日军在慈利决战的预想彻底破灭。

与此同时，日军第3师团派出一支劲旅南渡澧水，直扑陬市、桃源。21日黄昏，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在伞兵、火炮的配合下，轻取桃源。

这个以《桃花源记》闻名于世的人间圣境，也未能逃避战火的洗礼，黯然变色，腥风血雨。

此时，我第150师师部正在桃源东郊陬市附近，师长许国璋得知桃源沦陷后，即令第449团团长谢伯鸾取小道，先敌占据太浮山各要点。同时，命第448、450团，设法避开日军，迅速赶到太浮山集结。

太浮山是附近战略要地，退可守进可攻。但不幸的是，许国璋与师部的撤退还是慢了一步，当他们向太浮山进发时，去路已被日军截断，陷入了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的包围圈。

许国璋自料无法脱身，巡视战线时曾激励将士们说：“我们为国家尽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已被三面包围，背后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水，既无渡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或落水淹死，不如战死光荣得多。为了保卫国家民族，每个人都要勇敢杀敌，与敌决一死战，不愧做中国的军人。”

时已黄昏，日军潮水般涌来，许国璋手持步枪亲临一线督战，不幸身中两弹，血流不止，加之他身体平素虚弱，半月来连日奔波劳顿，竟昏了过去。官兵们误认为他已阵亡，便把他运回沅江南岸，准备突围。次日凌晨4时许，许国璋清醒过来，得知阵地丢失，一气之下，又昏厥过去。等他再次清醒后，摸到卫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伤口连发几弹，壮烈殉国。

许国璋，字宪适，四川成都人，自幼聪明好学，熟读史书。1917年，许国璋弃文从武投入川军第2师服役。其间，因作战勇猛，被提升为军佐，入第2师合川军官传习所学习。1929年，许国璋投奔刘湘第21军，得刘湘的赏识。1935年，被提升为21军3师9旅25团团长。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川军出川抗日，许国璋当时任第67军1师483旅少将旅长，亦在出征之列。

行前，他对家人说：“我出川抗战，身已许国。你们在后方，妻要勤俭过活，儿要努力读书。我每月除以应得薪金寄助外，要你们自己努力。至于我，望你们不要惦念。”

许国璋，最终殉国于抗日疆场上，实践了自己生前的诺言。

战后，许国璋的遗体被送回成都原籍安葬，国民政府为表彰他的抗日战功，追赠许国璋为陆军中将。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许国璋为革命烈士。

日军第3、第13师团等部，在石门、慈利与守军激战的同时，第116师团、68师团按照第11军的部署，也在滨湖地区展开了攻势。

11月7日，日军第68师团攻陷安乡，接着于11月中旬突破第99军197师的防线，兵锋直指汉寿城。

11月10日，第116师团在津（市）、澧（县）一线与第44军发生激战。15日，津市沦陷。17日，澧县失守。

有人在战场上拼命，有人却毫无军人气节地消极避战，只顾保存自家实力，这是国民党军的通病，第44军军长王泽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他的部队不堪一击，早在鄂西会战中就有体现。当时，第44军遭日军包围，各部队争相渡河逃命。没有渡船，有的官兵就卸下居民家的门板，有的寻找树条当作渡河工具。大多数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官兵，则三五成群，将轻重武器任意丢弃在沟渠河汊里，拦路抢夺百姓的衣服，纷纷换装逃命。

此时，日军在歼灭了国军部分有生力量后，突然掉头南下，直扑常德。

日军第116师团能如此顺利地拿下津澧，首先得益于44军自己的溃散。这种部队，日军都懒得在他们身上花工夫。第116师团攻占津澧后，放弃了被击溃的44军，急速向常德杀来。第3师团占领桃源、陬市后，即强渡沅江，直指常德城南约30华里的斗姆湖一带，以截断守城57师的退路。第68师团在进攻汉寿城的同时，也分兵由牛鼻滩转进安彭港，偷渡沅水，打到了常德附近。

直到此时，重庆的军委会才如梦初醒，识破了日军的真实意图。

11月19日，常德保卫战其时已经打响。蒋介石急电孙连仲，要求：“我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

同时，军委会急命第10军、第99军主力、暂编第54师统由李玉堂指挥，疾进至德山方向，支援常德第57师作战。同时，命令第10、第29集团军袭击日军侧后，第九战区杨森、王陵基所部袭扰鄂南方面。

三次长沙会战，守城的中国军队兵力均在一个军以上。而此时的常德，仅有第57师一个师，而施中诚的那个师，到底也没进常德城。以一师之兵力，国军若想再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似乎已不可能。

常德第57师近1万官兵，转眼间就像风中的残烛，似乎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

但在这所有的不可能里，一座城市，一支部队，却发出了民族正义的最强音，在中国抗战的辉煌画卷上，他们的功绩将被一代代中国人所铭记。

这座城市，名叫“常德”。

这支部队，名叫“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7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