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南亚各国民主政治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各国原本的华人政策逐渐松动，华人生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印尼、越南等一些国家先后开始善待华人，泰国华人社会趋向稳定，马来西亚放松了“马来人优先政策”的执行，这些环境的改善都缓解了华人移民海外的急迫性。

1.印尼华人生存环境好转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引发了印尼的政治、经济双重危机。1998年，苏哈托总统被迫辞职，标志着威权统治结束，印尼进入了民主转型时期，政府的华人政策也在苏哈托下台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印尼政府采取措施，逐步取消了一部分限制和歧视华人的政策，华人处境得到一定改善。主要表现在：华人参与政治的意识增强了，创建了华人政党和华人社团；华文媒体报刊出现了；华文教育得到发展；华人经济在印尼经济复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华人组建了政党和社团。先后组建的华人政党有印尼大同党、印尼同化党、印尼中华改革党、印尼协和党等。政党虽小，但有利于华人与各大党和各级官员保持沟通。华人社团有400多个，其中有综合性社团如印尼百家姓协会、印尼华裔总会、中华总商会等；以血缘、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宗亲社团如福清同乡会、客属联谊会、广肇总会、闽南同乡会等；还有各种校友会、华裔青年团体、妇女团体、文化教育团体、宗教团体等。这些华人社团将华人团结起来，一同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

（2）华文报刊得以创办，主要有《国际日报》、《千岛日报》、《世界日报》、《呼声》月刊、《增益》月刊、《印华妇女》杂志和《望远》杂志等。这些报刊多数以华文刊行，少数兼用印尼文和华文，内容包括报道印尼国内外大事，介绍华人社会状况和维护华人合法权益。

（3）印尼新政府主张建立多元文化社会，放宽了对华文教育加以限制的政策，华文教育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华人社团在华人社会推广和普及华文补习班，兴办华语学校，举办华语师范学校和高等教育华文函授班。华文教育甚至争取到国家的承认，逐步被纳入国民教育的轨道。^[79]

此外，印尼华人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其经营范围逐步从传统商业向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拓展，为印尼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2.泰国华人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期

1975年后，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由排斥转向宽容同化，并认为将华人同化融入泰国社会是最为有利的。^[80]泰国政府的宽容同化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鼓励华人入籍泰国，另一方面逐渐给予入籍华人与泰人同等的各项权利，也取消了对华人从事职业的限制，华人经济因此得以迅速发展。从此，泰国的华人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华人社会获得新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的泰国华人海外移民主要以专业技术劳动力、低技术或半熟练工人及其眷属、留学生、婚姻和退休移民为主。从这个阶段华人海外移民的类型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寻求学业深造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此外，泰国华人女性通过婚姻方式移民的现象较为普遍。

泰国政府将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泰国移民视作推动泰国经济增长的助力之一，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现状，泰国政府希望通过鼓励移民增加侨汇，拉动外资投资，拓展经济变革空间，充分利用移民所产生的净收益推动经济发展。

3.越南华人政策变迁(www.daowen.com)

1975年南北统一是越南华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而且对越南华人社会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战后，越南政府对华人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排斥、打击甚至驱赶。直至1986年确立革新开放政策后，经过内外调整，越南政府逐步放松对华人的限制并加强利用。在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前，越南政府就重点纠正了以往在华人问题上的过激政策，确认华人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之一，采取措施改善华人政治地位，允许华人从事工商业，“解禁”华人文化教育、社团等。

1986年越共六大做出了“全方位改革，尤其是经济思想改革”的决定，强调市场机制，实行革新开放。华人长期以来都是越南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的重要力量，有着丰富的工商业经验，因而成为越南当局实现其经济目标必须争取的对象。这一时期越南政府的华人政策产生了明显的转变。从1986年开始，越共批准恢复了一批关于华人人口、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研究项目，并在理论上进一步确认华人越南公民的身份，把华人群体看作越南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以此为出发点来调整华人政策。^[81]

越南对华人政策的调整具体表现在：（1）在政治上重视华人工作，着手改善华人政治地位。在中央成立华人工作委员会，重点地区成立华人工作处。越南政府在1987年召开部长会议上肯定了华人在越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承认华人越南“公民”身份，并提出有关改善华人在经济、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地位的若干措施。^[82]（2）在经济上充分发挥华人的经营特长，允许华人领取牌照经营各种工商业。越南政府发布政令，逐步放松对私营经济的控制，鼓励华人等发展个体企业，允许创办雇工十人以下的私人企业，由政府出面保障华人等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信息的做法，并鼓励其开展市场活动。^[83]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对华人经济的管理从行政手段转向以工商、信贷、财政、税收等结合的综合经济手段为主，极大地激发了华人从事工商业生产的积极性。（3）在文化上放开对华人文化教育与华人社团的禁令。越南政府准许开办中文夜校、华文中心，并恢复了华人的传统节日和文体活动。1990年越南国会做出在各地设立“民办学校”的决定，为华文教育的发展开了绿灯。^[84]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面革新开放路线的贯彻实施以及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越南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来稳定华人社会，鼓励国内和海外越南华人投身革新开放，充分利用华人群体特有的经济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主要包括：肯定华侨华人在越南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重新修订政策规定，恢复华人应有的待遇和地位，并注重保障华人的政治权利；更加注重发挥华人的经济优势和经济潜力，调动其参与越南革新开放的积极性；越南政府不再严格限制华文报刊的发展，支持一些经济类媒体开办华文版，允许华文教育和华人社团的深入发展。

4.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变化

1991—2001年，马来西亚政府奉行“国家发展政策”，强调发挥华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肯定和落实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人的政治权利，逐步废除带有歧视倾向的法令，将华人整体看作马来西亚共荣社会的组成部分，华人的处境和与马来人的关系逐渐改善。

与新经济政策侧重于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不同，国家发展政策强调在经济增长和平等分配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容、仁爱、公平的社会，而实现种族的平等则是构建上述社会形态的前提。国家发展政策提出针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制定了消除部分种族贫困的具体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种族色彩。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是以整个马来西亚的利益为出发点，一定程度改变了新经济政策优先马来人的基点，基本上为马来西亚各种族、利益集团和人民所接受。^[85]

20世纪90年代起，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1）经济政策上，政府鼓励华人和马来人的经济合作，调整过去由政府主导的马来人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私营经济的重要性，取消过去强加给华人的诸多限制，如华商参加广交会不准到外地活动，回中国探亲须年过65岁，参加学术会议要由内务部审批等。（2）文化教育上，马来西亚政府强调，多元文化是国家无形资产，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同为世界三大文化，应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发展空间。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批准华文大学——南方大学注册，承认拉曼学院的文凭并允许其扩建分院；1994年，组织华小在职教师以领取半薪的待遇进行华文课程培训；在1995年国家预算案中首次为800多所华小拨款，鼓励华人学生到中国深造；2001年，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ed）宣布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采用以成绩为标准的绩效制，取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固打制，从根本上废除了在教育领域对华人的歧视。

东南亚国家普遍长期存在华人问题。其中，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值得关注，这也与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地位相关。第一，马来西亚华人人数比重较大，是除新加坡外华人比率最高的国家。第二，华人和马来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差异大，马来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增加了马来人和华族两族共处和融合的难度。虽然有少量华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大部分华人仍然坚守自身文化，不易与马来人融合。第三，华人在经济地位和居住区域方面和马来人差异较大。华人主要聚居于城镇，平均收入水平仍远高于马来人。经济地位和聚居地的差异影响了双方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即使有如此差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总体上没有使族群冲突更加激烈。马来西亚政府既没有像泰国那样采取“自然同化”政策，也不像印度尼西亚那样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而是直面马华两族的差异和矛盾，在扶持和维护马来人利益的同时，适度正视华人的存在和权益。

除了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的族群政治因素变化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华人出生率降低。1957年，华人人口比例约为全国总人口的40%（不包括马来西亚成立前的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人口），到2001年已降至25.7%，而到了2010年更下降至24.6%。此外，华人人口迅速老化，15岁以下华人人口比例明显下降，到2001年甚至只有22.5%。华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华人多注重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以应对未来挑战，而不愿因“多生粗养”而承受过多经济的压力。因此，相对富裕的阶层或知识水平较高者都不愿多生孩子。^[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