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老东盟五国经济起飞，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之一，但除城市国家新加坡外，各国国内区域和阶层的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仍然存在大量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加上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大批民众有强烈的移民意愿。这一期间大量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华人移民海外就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受到重创，由此引发了大批的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影响最为严重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锐减，国民收入甚至大幅下降。受此影响，东南亚移民，特别是经济类移民和专业技术移民，开始大量出国，前往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寻求发展机遇。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从移民输出地转为东南亚的主要移民接收国，因此，新加坡华人的海外移民动机有别于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

1.新加坡华人就业环境竞争激烈

首先，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建国后经济发展迅速，出口导向型经济为新加坡开拓了较大的国际发展空间。但是，新加坡经济仍高度依赖英国的军事支出，占GDP的20%，与此直接相关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众多，^[30]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军事基地关闭后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将经济重心转向服务和金融产业，注重技术领域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转型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失业华人无法再度就业，其中的一部分就前往海外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新加坡优先发展知识经济，为了追赶上社会发展步伐，要求各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必须不断充电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因此，一部分无法适应新加坡拥挤和快节奏生活的华人就选择了离开新加坡，前往拥有更宽松、更开放的社会环境、生活空间和更舒适、更休闲的生活方式、娱乐设施以及更全面的福利制度的国家。

再次，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是否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成为新加坡用人单位招聘的一个重要条件。大量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子女前往海外主要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留学，其中一部分没有再返回新加坡，构成新加坡华人海外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加坡华人海外移民的其他较为常见的原因，还有如子女不适应第二语言、儿子不想服兵役、跟随外国配偶回母国等。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新加坡在接受大量华人移民的同时，其本国的华人人口也不断外流。

2.影响泰国华人海外移民的经济因素

在东南亚地区，泰国是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泰国仍然出现了大量的华人海外移民，泰国华人离开泰国的原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但普遍而言，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泰国政府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限制和排挤华人的政策，以20世纪50年代前期为最。1952—1953年泰国政府修改国籍法，限制土生华人取得泰国国籍；修改兵役法，禁止土生华人入伍泰国军队；拘捕多名华人领袖；打砸抢150多家华人企业；取缔华人社团；关闭华文学校，严格限制小学的华文课时；数家华文报纸遭到封禁等。^[31]在经济方面，泰国政府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法规法令，限制华侨长期从事的经济行业。1949—1960年泰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三项法令，将碾米、制盐、运输、木材加工等16项职业保留给泰人，进一步限制了华人的从业范围。1951年，泰国政府在木材加工、汽车运输和渔业销售等行业领域实行政府垄断经营，并限制泰国华侨向中国汇款，以防止泰国资产外流。1954年，泰国政府颁布《土地法》，严格限制华人占有的土地数额。1956年，泰国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拥有10名以上雇员的华人公司至少要雇佣50%的泰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泰国政府颁布《总商会条例》，限制华人商业工会的活动，鼓动华人工商界泰化。20世纪70年代初，泰国政府发表《281号公告》，继续增加泰人的保留职业。泰国政府针对华人的限制政策，给泰国华人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严重损失，华文教育停滞不前，华人经济受到严重打击。^[32]

泰国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推行的以排华为特色的民族主义政策，既不利于解决经济困境，也不利于泰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更让华人企业惶恐不安。华人的安全感严重动摇，大量华商逃往香港、台湾、新加坡、欧美等地区。华人资本也随之投向香港、台湾、新加坡、欧美等地区。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泰国政府重点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政策，利用泰国充沛的农业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大力引进外资，经济有较快发展。但到1972年，泰国他侬政府仍颁布《外侨企业管制法案》（第281号法令），该法令规定甲类行业12种（后增加到14种）属于保留给泰人的行业，外侨（主要是针对华侨）不得经营；在乙类行业的36种中，外侨在1972年以前已经进入的企业，可继续经营，此后外侨不能在乙类行业新设企业。^[33]这项法规对促使保留华侨身份者加入泰国国籍有较大影响，但对大多数已经进入泰国国籍的华人，尤其是那些在泰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则不受影响。

1975年中泰建交，泰国政府随即放开对华侨华人入籍的限制。时任泰国总理克立·巴莫（Kukrit Pramoj）还宣布，华人入籍不必改为泰国人的名字。^[34]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华人甚少因为国内政局变动和排华因素离开泰国。

20世纪80—90年代，泰国经济发展加速，华商企业也有较大发展。这个时期的华商企业出现新变化，其一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其二是企业形成外向型发展趋势，以便适应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其三是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不断出现。因此，这个时期泰国华人海外移民的原因，更多是因为教育、婚姻等因素。此外，华人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及大型企业集团的国际化经营，也导致相当多泰国华人前往外国投资地从事经营和管理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泰国华人资本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其投资国以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周边地区为主，如香港、新加坡、印度支那等地。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1991年，泰国正大集团旗下十几家公司位列中国大陆最大的500家外商企业之列。1995年，正大集团在中国27个省市设立100多家公司，总投资额达40亿。^[35]华人企业对外投资，带动了投资移民和商务移民，这也是这个时期泰国华人海外移民的动力之一。(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势必带动部分华商及其眷属和华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移居国外，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老东盟五国，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

3.越南的“难民贸易”和劳务输出

20世纪70年代后，因战争的影响和国内政局的动荡，大批越南人被迫逃亡海外，越美战争结束后发生的“船民”潮就是大批越南人流亡海外的典型事件。这一时期出国的多为难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务出口或技术出口的经济型移民增多，出国寻求经济发展空间、家庭团聚和婚姻移民成为越南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动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因素也是越南难民潮形成的重要动因。越南统一之后，新政府对外扩张，将有限资金大部分用于战争开支，致使本国经济状况更为严峻。尤其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原来为越南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包括西欧和日本都停止了援助，仅靠苏联及东欧盟国的援助，无法填补巨额的财政赤字。越南战后重建工作基本陷于停顿，人民生活陷入窘境。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越南当局事实上参与了“难民贸易”，对难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8年年初，为便利难民外逃以减轻国内经济压力，越南当局在北部的海防市和南部的胡志明市（华人集中区域）设立了两处特别的“办公地”办理“通行证”。为逃亡国外，许多人用大量黄金贿赂公安干部以取得通行证。越南当局对每个离境的人征收出境税，税额为1000～1300美元；另外，难民出逃的航运费用，一般一个成年人需要6～10两黄金（相当于1800～3000美元），孩子费用减半，6岁以下的孩子才可免费。据《远东经济评论》估计，仅1978年一年，越南当局从难民出境税中获利就达650万美元。1978年12月19日，满载3318名越南难民的汇丰号难民船到达香港时，经香港警方搜查，船上藏有价值100多万美元的金条。^[36]这种直接以输出难民发财的方式，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实行革新开放后，大量越南青年受政府选派或者自费出国留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南移民以劳务和技术出口人员为主，同时越南女性外嫁也成为越南华人海外移民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越南华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经商或婚姻等原因自由出国；第二，躲避战争逃亡国外，特指越战后的大批难民；第三，被殖民者强迫出国充当劳役和劳工，这也是20世纪60—70年代殖民时期的常态；第四，侨居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第五，船民事件中成为难民流亡海外；第六，出国留学；第七，劳务输出。争取外汇是越南革新开放后大批输出劳务人员的主要动机。越南革新开放以来，仍留在越南的华人基本上从事商贩行业。在越南输出的劳务人员中，华人的比例应当极小。

4.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各国经济开始萧条。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泰国华人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冲击，损失严重。华人企业集团资本急剧减少，如享誉各国的正大集团，在泰国的工业企业已裁减20%的员工，工业实力下降了30%，华人金融业亦损失惨重。金融危机中，泰铢汇率的急剧下跌与出口低迷，毫无疑问也对泰国华人中小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37]泰国华人企业为了实现转型，开始与其他国家华人企业集团展开合作，开展境外投资。很多企业的管理人员前往国外的泰资企业谋生，或借机前往国外寻求就业机会。

印尼是1997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国内市场低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印尼1998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80%，政府财政货币紧缩，印尼盾贬值，物价上涨，市场萎缩。此外，金融部门和国内产业部门也受到巨大冲击，大批企业因缺乏银行资金支持，只能处于半停产或是停产状态。华人普遍经商，企业众多，受损失也最大。在金融危机迫使印尼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其国内政局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在印尼国内统治30多年的苏哈托政权陷入困境，家族式政治和国家经济在经历数年的辉煌后宣布破产。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一部分华人企业转投东盟其他国家，还有一部分华人企业家移民海外寻求生存空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菲律宾比索大幅贬值，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偿付债务成为菲律宾大批华人企业集团的沉重负担，一些华人企业集团开始通过出售资产或股份的方式来解决或减轻债务负担，如吴奕辉（John Gokongwei）的JG高峰控股有限公司，到1998年6月，该控股公司累计债务已达514.1亿比索（其中美元债务占85.9%）。在金融危机期间比索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这些债务本息的偿付既成了该控股公司的沉重负担，也使得股市投资者对该控股公司的股票投资兴趣下降。为了减轻债务，吴奕辉企业集团在1998年年底把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元化扩张中收购的阿波（Apo）水泥公司的全部股份出售给了墨西哥资本的公司（Cemex S.A.）和菲律宾资本的公司，用出售所得支付到期债务。^[38]此外，一些较有实力的菲律宾华人企业集团在强化其在菲律宾国内投资的同时，也已经在国外某些领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投资。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一些华人企业集团转而开拓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市场，这成为一小部分华人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还有部分企业集团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经营困难，被迫倒闭。

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的打击程度仅次于泰国和印尼。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偏向于出口导向，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市场的资金大量外流，出现了马元汇率、股市价格、不动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各行各业的华人经济体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不景气，特别是贸易、餐饮、服务、制造等原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在金融风暴里艰难求生，惨淡经营。

面对席卷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曾为华人经济翘楚的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元气大伤，华人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多数亏损。马来西亚最大的华资金融公司马婆金融，虽然总资产高达214亿马元，在金融危机中也亏损了3.938亿马元。其次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历来是华人投资的重要部门之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开发过热，发展失控导致房产严重供过于求。货币贬值和资金缩减进一步导致房产交易大幅度下跌。为此，华资企业资金流停滞，贷款利息不断增加，很多企业血本无归。再次是制造业。制造业一向是华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企业中，80%以上为华人企业。但金融危机后，华人制造业因建筑业和出口贸易的衰退以及国内消费疲软而受到很大打击。马来西亚制造业呈现负增长，华人制造业企业随之纷纷倒闭或裁员。

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冲击很大，不少华人漂洋过海，到经济较稳定的国家打工。据报道，在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就有包括华人在内的两万多国民在英国逾期拘留，打工赚钱，多从事餐馆侍者的工作，或摆杂货摊，承接装修工程等。金融危机时，马元与英镑的比价是5∶1，到1998年3月已经降至6.5∶1。在英国餐馆工作，每周可得150～200英镑，约合1000～1300马元，包吃住，待遇相较马来西亚国内十分优越。^[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