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从金融本质来看，优化资源配置并降低风险是金融业立足的根本，进而可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的金融业态对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大有裨益，在Levine（2005）^[1]、Kapoor（2013）^[2]的论文中也证实了相关论点。近年来，论证数字经济有助于普惠金融的实现的有关文献陆续出现，国内代表性的文章如焦瑾璞（2014）^[3]、宋晓玲（2017）^[4]等。然而，任何金融业态的风险防范问题都不容忽视，无论金融机构进行怎样的创新，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借助于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从事的仍然是金融业务，离不开金融这一本质属性。由此使人们不得不对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问题加以正确认识。从国外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来看，Acharya和Albert（2004）^[5]等研究发现，在数字金融的冲击下，金融主体的风险承担会加剧。从国内研究来看，在关于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问题的探讨中，不可否认的是金融科技与数字信息技术可以有效降低传统普惠金融的风险，由此使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覆盖率有所提高。刘刚（2019）^[6]认为，金融机构借助数字化技术能够促进普惠金融业务的信用评级和风控手段的不断创新。漆铭（2019）^[7]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风控优势是基于对日常交易数据流、信息流的分析来判断客户的信用等级与信用水平，从而显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审批效率。与此同时，更多的文献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应用，新的风险可能会随之而来，一些领域已经成为风险高发区。黄益平（2017）^[8]指出，目前国内近一半的P2P平台都相继出现问题，在支付、众筹和投资管理等领域挪用资金、虚假标的的现象并不鲜见，数字安全存在明显的隐患。卫晓锋（2019）^[9]指出，尽管数字技术削弱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一些风险，但是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传染性等特性会加剧用户资金风险和提供者准入风险。陈丹和李华（2019）^[1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庞大的客户数据信息的产权问题不够明晰，使信息安全性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加大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王傲君（2019）^[11]也认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用户隐私与安全防护、金融与社会稳定、监管等方面面临着风险与挑战。何宏庆（2020）^[1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但数字技术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和传染性，反而使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更容易叠加和扩散，由此进一步放大了风险的危害。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但其不能脱离金融风险属性，甚至因其与网络、科技相伴相生，数据、信息安全等风险反而更为突出。数字技术并未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等特征，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金融、技术、网络等风险更易叠加，使风险传递更快、波及面更广。金融机构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一方面，将数字技术运用到信贷业务中去，有助于提升风险审核效率，优化信贷业务管理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扩展物理渠道难以覆盖的区域和客群，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提升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将自身暴露在数字普惠金融特有的风险之下，其潜在风险和挑战必须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依赖于支付清算、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延伸和扩展，但该类设施的建设升级往往需要较多时间和投入。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创新，还对其信用信息体系、数据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以商业银行为视角分析其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种类，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技术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1）信用风险

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商业银行开展数字信贷业务通过线上渠道识别贷款人身份和信用水平，在实际执行中会面临更高的客户信息伪造和欺诈风险。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的下沉提供动力，使处于供给端的商业银行所推出的金融产品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进而使临界点之后的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增强，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也随之前所未有地提高。数字技术核心价值就是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用规模化、商业可持续化的供给满足海量化、碎片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涵盖了包括基础技术层面移动互联解决的触达问题、大数据解决的信息不匹配的问题、生物识别所解决的远程风险鉴别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扩展技术服务的边界、云计算降低技术的成本和创新的成本、区块链提供数据透明可信且可以追溯的算法等各方面。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对信用的评估很少能通过“面对面”交流，因而如果对交易双方信用了解得不透彻的话，会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尤其是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本身就是银行惜贷客户，信用风险较高，如果仅仅依靠线上数据进行信用评估，数据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如何解决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金融欺诈潜在威胁，给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提出了新挑战。另外，基于目前已开发的大数据信用模型等风险控制手段尚未经过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其有效性仍有待观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果信贷审核标准被放松，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借款人的整体信用水平下降，可能会增大银行业的整体信用风险。(www.daowen.com)

（2）技术风险

由于商业银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成熟，因而产生了技术风险。如何提高互联网技术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抗压性是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推广所不容忽视的问题。商业银行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业务融合的过程中，要从供给方的角度考虑金字塔底层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特殊性，其自身技术系统的安全性必须满足业务开展要求。以移动支付为例，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金融服务数字化所产生的敏感数据的数量呈指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数据安全性问题，越来越需要防止非法获取这些数据的保障措施被不断更新完善。如果从客户的手机到移动运营商的后台系统安全保障不足，黑客可以窃听账户细节和密码，有可能导致客户资金损失。针对这一可能，商业银行必须对客户所进行的交易及相关数据进行认真而持续的监测，以便尽早排查出异常情况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而这些环节离不开数字技术系统的开发与升级。商业银行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不单单是简单的业务线上化、重构组织架构，更是底层的数字架构重塑。尽管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速，但整体上数字化成熟程度仍处于形成阶段，尤其是在系统安全、模型安全、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即使是在银行系统内部，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新型互联网银行数字化能力相对较高，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力相对较低，而后两者又恰恰是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主力军。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开展技术风险的识别与管理是业务顺利推进的安全保证。

（3）系统性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不充分或误导销售的情况下，向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提供融资，容易造成过度负债、掠夺性放贷，形成系统性风险隐患。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金字塔底层的金融需求群体，这个群体的整体金融素质偏低，盲从性强，财力基础相对有限，快速趋利心理预期强，侧重于短线，加之数字金融操作便捷，增大了挤兑发生的可能，所以流动性风险更加突出。同时，第三方平台的金融行为并没有完全纳入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其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会使系统性风险被低估。目前很多互联网货币基金具有T+0交易，挤兑和大规模资金转移风险的可控性较低，数字信息脱离于传统的金融渠道，也会给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量信息的获取带来困难，削弱了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的可控性，给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