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人在清朝是指“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30]虽然，《大清律例》一直将奴婢与雇工人置于同一层面规制，但细绎条文，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要远高于奴婢，如“奴婢骂家长者，绞”；而“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31]与此，亦可看出，雇工人之于雇主，其地位仍是低下的，二者之间有主雇之分。并且，“刑法中关于雇工人及其家长间相犯的处刑规定，没有一项是平等对待的”。^[32]这一点也反映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如“邵兴拒奸踢伤雇主潘濬亭身死”^[33]一案即是该方面的体现。在该案中，即使二人之间发生拉扯的原因是身为雇主的潘濬亭意欲拉奸雇工人邵兴，刑部及山东巡抚依然认为主雇名分事关风纪，因此仍恪守“雇工人殴杀雇主”本法科处邵兴斩立决。在维护主雇之分这种“不等者不等”之时，刑部亦注意法律与人情的衡平，考虑到邵兴确实是“拒奸图脱”，一时情急，“并非无故逞凶干犯”，所以“量予末减”，科以斩监候。为了更好地理解案情，特将驳案分解如下：

时间：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三日

地点：山东

被告人：邵兴

被害人：潘濬亭

案件相关人：潘治平等

案情：邵兴为潘濬亭家雇工，已有主雇名分。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初六日，潘濬亭酒醉归家唤邵兴开铺而趁机行奸。邵兴拒绝不成，在挣脱过程中踢伤潘濬亭致其松手后逃走，而潘濬亭因伤重次日身死，“邵兴于乾隆五十九年六月间雇与潘濬亭家佣工，议定每年工价京钱四千八百文，立有文约，素有主仆名分。嘉庆元年五月初六日起更时分，潘濬亭自外醉酒回归，唤令邵兴进房开铺，潘濬亭即在边用手拉住邵兴胳膊，即与亲嘴并向求奸。邵兴不允，潘濬亭拉住不放。邵兴挣不脱身，一时情急，举足拒踢，适伤其肾囊，负痛放手，蹲地喊痛。邵兴畏罪逃逸。潘濬亭唤子潘治平走至，告知被邵兴踢伤。潘治平查问何事起衅，潘濬亭无词以答。扶至床上，调治罔效，延至次日殒命”。(www.daowen.com)

判决依据与结果：1.依据邵兴等的供词，结合相关法律条例，并参照两个相类似的成案的审断的基础上，山东巡抚认为潘濬亭所为已亏主雇之情，不能按照雇工殴杀雇主本法审断；但与此同时考虑到二者毕竟为雇主雇工关系，也不能照“男子拒奸杀人”本律科断。是以，其援照上述成案的审断，将邵兴按照斗杀律科处绞监候，“报验获犯，讯供不讳。查邵兴被年长二十七岁之潘濬亭拉住求奸，情急拒踢肾囊身死。虽无当场见证，但潘濬亭受伤后当伊子查问之时不能供出另起衅根由，已有情虚气讷情形，而讯尸亲人等佥称并无起衅别情，其为扳奸被踢致伤身死毫无疑义。查律载‘雇工人殴家长死者，斩。’又例载‘男子拒奸杀人，如死者虽无生供而年长凶手十岁以外，确系拒奸起衅别无他故者，无论谋故斗杀，均照擅杀罪人律拟绞监候’各等语，检查乾隆十二年侍卫厄林保图奸仆妇白姐、被白姐将茎物割伤一案，声明厄林保身为家主，调奸仆妇，已乖主仆之义。若仍依‘奴婢殴家长’本律拟斩，似属过重，应减等拟以满流，佥发驻防为奴。又五十一年赵群儿因妻关氏被伊主六十四奸占，谋毒六十四未死，按本律问拟斩决，奉旨‘六十四奸占关氏，主仆名分已亏。将赵群儿改为绞监候。’钦遵各在案，是白姐等俱系用刀谋割家长，律应斩立决。因事由拒奸，俱原情减等科断。此案邵兴与潘濬亭虽有主仆之称，但因潘濬亭调奸起衅，名分已亏，即不得仍以主仆本律定罪。但照男子拒奸所以擅杀罪人条，又与平人拒奸毙命之案无所区别。自应援照白姐等成案问拟，将绍兴依斗杀律拟绞监候”。

2.结合相关法律，刑部从三个方面驳斥了山东巡抚的审拟，进而要求其重新审断：首先，该抚并未详查案犯的年龄、各人所供等，以致是否系拒奸踢伤潘濬亭仍存疑，“查邵兴年二十二岁，潘濬亭年四十九岁，虽长于该犯十岁以外，但该犯踢伤系黑夜在潘濬亭房内。其时房内虽无他人，尚有其子潘治平等在家。该犯如果被潘濬亭拉奸不从，争不脱身，不难疾呼求救。何至默无声息，辄踢其肾囊致命处所，始得逃逸？则所称拒奸踢伤致毙之情，祇该犯事后一面之词，并无旁证。且该犯受雇其家已及两载，比时邵兴之年更少，潘濬亭如果蓄意图奸，其平日必有向该犯戏谑勾引情事，潘濬亭家内岂无一人见闻？……但潘濬亭不调奸于邵兴初来之时，而图奸于受雇二年之后，其平日有无向该犯戏谑勾引之处，总未讯明。则所称因奸起衅情由，当场既无确证，死者亦无生供，平日又无形迹，自难据为信谳”；其次，该抚所援引的成案依法不能作为审断此案的依据，“该抚所引乾隆十二年侍卫厄林保图奸仆妇白姐、被白姐割伤茎物、将白姐减等拟流一案，又五十一年赵群儿因妻关氏被伊主六十四奸占、谋毒六十四未死、按律问拟斩决、奉旨改为绞监候一案比较定拟。无论此案未经通行例不准引，即如白姐一案系伤而未死，赵群儿一案原系按本律拟斩，钦奉谕旨改为绞监候，亦不得援以为例”；最后，该抚所引律条忽视了潘濬亭与邵兴的雇主雇工身份，是忽视名分的行为，“今以雇工殴死家长之案，而引用平常斗杀人之律，名分攸关，罪名悬殊”。是以，在此基础上，刑部要求山东巡抚重新审拟此案。

3.在查清邵兴确系拒奸而殴杀其主潘濬亭这一案情的基础上，又鉴于现场没有确证且无死者生前口供，故在厘清二人的雇主与雇工的名分基础上，山东巡抚主张依照“雇工殴杀雇主”本律拟以斩立决，“查邵兴受雇两载，初因内外隔绝，未曾近身，是以向无戏谑勾引情事。迨潘濬亭移居二门外客屋，昏夜独处，众工人俱已下乡收麦，令邵兴进屋开铺，醉后忽蒙淫念，拉膊图奸。该犯挣不脱身，因顾惜颜面，未及喊救，一时情急，举足踢伤。潘濬亭于受伤后经伊子再三查问，只称‘自己不好’，总未吐出衅端。其为图奸被踢，难以明告其子，故出此后悔之语。真情业已毕见，则该犯之向踢致毙，实由拒奸别无他衅，似无疑义。惟是当场究无见证，死者亦无讯取生供。雇工踢死雇主，名分攸关，……将邵兴改拟斩决”。

4.刑部认可山东巡抚的判决，但是鉴于邵兴确系一时情急，并非穷凶极恶之人，故而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刑罚，依法将斩立决改为斩监候，“经刑部等衙门会议，查邵兴被雇主潘濬亭抗奸，挣不脱身，情急一踢适毙。既有尸子问明其父生前之言足据，是该犯实系拒奸图脱，并非无故逞凶干犯。自应量予末减，将邵兴改为斩候”。

诚如前文所述，雇工人是与雇主签立契约文书而成立的主雇关系。因此，当他们之间结束雇佣关系后，曾经的雇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法律地位便是同等的，二人之间相犯亦应以凡人相犯论处。如在“安奚县已革监生叶世沾踢伤蔡奇身死一案”中，蔡奇虽曾在叶世沾家佣工，但因年老已被辞出。叶世沾因蔡奇欠负佃租将之诉诸官府，而蔡奇因不满其诉至官府的行为与之有所争论，“蔡奇恃老拼命，将头向撞。叶世沾恐被撞及，以手推开，随势用右脚踢去，踢伤蔡奇肾囊倒地”，以致伤重身死。当时的刑部即主张“依律以凡斗论”，而“不便依殴杀雇工人问拟”。^[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