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缺乏相对应的律例条文等规制的案件时，根据现有律例中是否存在可以比附而致情法两平的条文，刑部及各相关衙门呈现两种不同的审理模式：若存在可以比附，且能达至司法平允的情况，审理人员往往会比附该条文进行审断；若现有律例条文均不能使该案件达致情法两平，则刑部乃至皇帝会制定新的条例来审理该案件。

（一）比附其他法条

为了能够在司法中达至情法两平，当出现缺乏对应律例条文的刑事案件，但存在可以比附的律例条文时，清代审理者往往会援引与案情相关的条文来审理该案件。如“建安县审详钟子尧等吓诈逼迫陈万幅自缢身死案”^[7]即反映了这一审理趋向。在该案中，刑部驳斥了福建巡抚以“棍徒扰害”这一条例科处钟子尧冒认彭氏为其亲嫂而多次吓诈陈万幅，以致其被逼难堪、气愤自缢的案件。刑部认为，福建巡抚援引法条错误，难以达致情法两平，遂比照“蠹役吓诈致毙人命”的条例，科处钟子尧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了更好地理解案情，特将驳案分解如下：

时间：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二十四日

地点：福建

被告人：钟子尧、罗茂

被害人：陈万幅

案件相关人：钟租戊、钟步溪、彭氏、邱炳元、江元滔、马廷周等

案情：1.嘉庆七年（1802年）十月初八，陈万幅娶上杭县钟租戊寡居的弟媳彭氏为妻，被在本地佣工的上杭县人钟子尧所知，遂与罗茂商量冒认彭氏为其亲戚意图诈赖钱财，“钟子尧籍隶上杭县，向在建安地方佣工度日，与陈万幅素识无嫌。有钟租戊亦系上杭县人，与钟子尧同姓不宗。嘉庆七年十月初八日，陈万幅凭媒邱炳元娶钟租戊故弟钟步溪之妻彭氏为室。钟子尧闻知彭氏系钟姓出嫁，起意冒认亲属图诈，与素识之罗茂商允”。

2.钟子尧、罗茂以陈万幅所娶彭氏系其嫂子为名，多次至其家昏诈钱财。在图诈无果时，还打砸陈万幅之家。并且至媒人邱炳元处索诈番银四元，“十一月十八日钟子尧、罗茂偕赴陈万幅家，捏称彭氏系钟子尧亲嫂，不知被何人串嫁，令陈万幅指出主婚姓名，以便告究。陈万幅查询彭氏与钟子尧素不相识，斥其诈冒。钟子尧不依吵闹，罗茂假意劝回。十九日，钟子尧又同罗茂至媒人邱炳元家吓诈。邱炳元争论，被钟子尧扯住欲殴，经江元滔路过解劝，令邱炳元给钱息事。邱炳元无奈，许给番银四元。因无现银，即托江元滔代写银票一纸交给钟子尧，约定十日后付银而散。二十一日、二十三等日，钟子尧、罗茂又至陈万幅家，令其送给财礼番银十元，方肯甘休。陈万幅不允。二十五日上午，钟子尧复同罗茂至陈万幅家恐吓，陈万幅躲避不出。钟子尧即将陈万幅家桌椅打毁，旋各走回”。

3.陈万幅因被多次图赖、逼诈，而心生短见，自杀身亡，其妻彭氏将钟子尧、徐茂等诉至官府，“讵陈万幅因叠被诈逼，一时情急，遽萌短见，即于是日中午潜赴房内自缢殒命。经伊妻彭氏经见，喊同邻人马廷周解救无及”。

判决依据与结果：1.根据钟子尧等人的口供，结合纠纷的始末，福建巡抚依“棍徒无故生事行凶扰害”的条例科处钟子尧发遣，但又依威逼他人致死例征偿埋葬银，罗茂徒刑，“获犯先后讯供通详。……提犯覆鞫，据供前情不讳。诘无有心逼死及另犯别案，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钟子尧因陈万幅娶钟租戊寡居弟妇彭氏为妻，起意冒认亲属，叠次吓诈，打毁椅桌，以致陈万幅被逼难堪，情急自尽，实属生事扰害，将钟子尧照‘棍徒扰害’例拟遣，仍依威逼本法追埋葬银一十两，罗茂拟徒”。

2.结合相关案情，刑部认为钟子尧所犯与棍徒扰害不尽相同。且驳斥福建巡抚所援引的法条是一事两引，不是很恰当，难以达致“情法两平”，是以要求福建巡抚重新科断，“经臣部以诈赃吓毙不同，因事威逼而棍徒扰害，除光棍外原无人命可科。……是陈万幅之自缢由于该犯之诈赃。历查办理吓诈毙命各成案，俱系比照‘蠹役诈赃毙命’例科断，拟以绞监候。钟子尧等自应比例定拟，乃该抚略其吓诈之情，遽照棍徒拟以遣徒，竟置人命于不问。又复牵引威逼之条勒追埋葬银两，实属一事两引，殊失轻重之平。案关诈赃毙命罪名生死出入，未便率覆。应令该抚另行按例妥拟俱题”。

3.福建巡抚在核清案情的基础上，接受刑部的驳斥意见，按照“蠹役诈赃毙命”的条例科处钟子尧绞监候，从犯罗茂流刑。该审理意见也为刑部所接受，并获嘉庆帝批准，“应如该抚所题，钟子尧因比照‘蠹役吓诈致毙人命，不论赃数多寡，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即称‘罗茂听从帮诈，实属济恶，应于钟子尧绞罪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所折责安置。江元滔并不依理劝解，辄为代写银票，殊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www.daowen.com)

（二）制定新法

当现有的律例条文均不能有效审理某一案件的被告人，即存在情重法轻或情轻法重的情况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刑部会根据业已发生的案情，制定新的条例，以达致情法适平。如“杨玉等行劫郭全家案”^[8]即反映了这一审理趋向。在该案中，刑部认为刘四既告知强盗杨玉等郭全家有钱且家内人口较少，还为他们指引道路。尽管他没有入室搜赃，但若依据现有律例条文科处为“强盗为从”，显然不足以惩戒刘四的恶劣行径，略显情重法轻。因此，刑部制定新的条例，将盗首并不知行劫何家，而引路人告知“事主姓名”，且得财的，即使不同行搜赃，也视作盗首论罪处罚。在此新条例的基础上，刑部将刘四比照盗首杨玉拟斩立决。为了更好地理解案情，特将驳案分解如下：载‘盗劫伙犯，并未入室搜赃行劫，止此一次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各等语，向来办理通线、引路，业经得财盗犯，若讯非造意之人，俱照‘为从’伙盗按其曾否入室搜赃及行劫次数分别定拟。但思指引道路之犯，若起意盗首先已立意行劫某家，该犯不过听从引路，自应仍以从盗论罪；如为首盗犯并不知何家可劫，其事主姓名、行劫道路悉由该犯指出，又复分得赃物，揆其情即与盗首无异。若因非其首先造意，即与从犯一例问拟，殊决情重法轻。臣等详加斟酌，嗣后凡有强盗引线除盗首先已立意欲劫何家，仅止引领道路者，仍照旧例以从盗论罪外；如有为首盗犯并无立意欲劫之家，其事主姓名、行劫道路悉由引线指出，又经分得赃物者，即与盗首一体拟罪，虽未同行，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庶情法轻重适平，而办理益昭详慎矣。俟命下，臣部载入例册，……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时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一月十二日

地点：山西

被告人：杨玉、崔文起、刘四、王二、王五、魏近礼

被害人：郭全

案情：1.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二月，杨玉伙同王五、魏近礼、崔文起盗窃他人家三头驴，并将之卖钱分用，“有素识的王五、魏近礼、崔文起到我（因犯罪过程系杨玉供述，故本次案情中“我”均指代杨玉）家来，我邀他们同去偷了不知姓名人家三个驴，卖钱分用”。

2.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二月初七日，杨玉、魏近礼、崔文起、王五及杨玉母舅刘四念及家贫，意欲偷窃。其中，刘四指出营盘沟郭全家比较富有，他们遂有意行劫，并邀王二入伙，“我同魏近礼、崔文起、王五佣工回来，见我母舅刘四先在我家坐着，大家说起年底穷苦难过。我原对刘四说如今将近年底，你可晓得谁家有钱，我们同去偷些东西过年。刘四说营盘沟郭全家有钱，家里人又少。我就与他们商量同去打劫，崔文起等应允。我又邀了表连襟王二到家，一共六人，即于是日起身”。

3.杨玉、魏近礼、王五、崔文起四人携带绳鞭、小刀等工具，刘四、王二二人空手。其中，刘四在指路后回家，王二在院内接赃，其余四人行劫郭全家。而后将盗窃来的衣物首饰等在当铺典当，并分别分给各个人钱财花用，“我带了绳鞭，魏近礼带了小刀，王五带了铁尺，崔文起带着小刀、火煤，刘四、王二空手，在路上偷了一根杉槁，魏近礼扎了一个软梯。于起更后到了营盘沟。刘四指给我们道路，他就回家去了。我们五人把软梯竖立墙边，扒进墙去。到了事主院内，我就在院子里舞着绳鞭吓唬事主，王二在院内等候接赃，王五、崔文起、魏近礼点起火煤，用铁尺打破窗户进去。王五们拿出衣服、首饰等物递出窗外，交给王二，用事主家口袋、被套装了分负出来。连夜走至我家，打开看时，都是些灰鼠羊皮棉夹、单衣并首饰零星等物，……这些赃物我同魏近礼先后拿到张家湾通州当铺里分当了一百四十余千钱，分给刘四四十吊、王二十吊、崔文起五吊，魏近礼分的数目我记不清了，余剩的钱都是我自己花用了”。

判决依据与结果：1.在杨玉、魏近礼未被抓获前，根据崔文起、王五等人的口供，依据“强盗”律科处崔文起、王五斩刑，而仅是指给道路的刘四和并未入室搜赃的王二则减等发遣至黑龙江，“准步军统领衙门拿获行劫广渠门外营盘沟民人郭全家伙盗崔文起、刘四、王二三名，续获王五一名。俱经臣等审明，将法无可贷之崔文起、王五正法，情有可原之刘四、王二发遣。……指给道路之刘四一犯，……因其于各盗未经进院时先行回家，将该犯与并未入室搜赃之王二均照‘情有可原从盗’例拟发黑龙江”。

2.在盗首杨玉抓获后，刑部根据其供述，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核实各案犯之间的口供，根据各人所犯，依据“强盗”律，科处其斩刑。并且因刘四不仅指给道路，还首先将郭全家有钱事告知杨玉等，所犯类同盗首。因此，刑部认为之前科处刘四为发遣是罪行不相适应的，改判为斩刑，将之在发遣地黑龙江正法。与此同时，魏近礼被相关衙门抓获，等其被解到部再行审断，“查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今杨玉起意行劫郭全家，得赃独多，当变花用，实属此案盗首，合依‘强盗已行得财，皆斩’律拟斩立决。……今据杨玉供称，刘四告知郭全家有钱人少，并经指引道路。……核其情节，实与起意之盗首无异。查得财盗首，无论是否同行，俱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臣等前将刘四拟以情有可原发遣，实未允协。应将刘四与盗首杨玉一并依‘法无可贷’例改拟斩决，行文黑龙江将军，将刘四即在遣所正法。在逃伙盗魏近礼据该县报称现经沧州拿获，应俟解到再行审办”。

3.根据现有法律条例，向来根据是否造意者分别强盗首从，为强盗引路、提供藏赃地方等人不是造意者，均照强盗为从论。然而结合刘四所犯，刑部认为应当分清盗首是否知道行劫何人、何家来为引路人定罪，从而制定规制该类行为的新条例：若盗首知道行劫何人、何家，则引路人只作从犯科处；若盗首不知行劫何人、何家，而引路人提供信息，且得财的，即使并未同行，也比照盗首拟罪，这也是刘四被科以斩立决的法律依据，“查例载‘窝线同行上盗得财者，照强盗律定拟；如不上盗又未得财，但为贼探听事主消息、通线引路者，照‘强盗窝主不行，又不分赃’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律载‘窝主若不造意，但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减造意一等，仍‘为从’论。’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