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驳案汇编》中所载案件的梳理可知，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对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刑事案件，各级审判者一般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拣择与之相对应的律文条例等，准法定罪量刑。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该审理模式，兹举一例以观察之，如“濮州魏琰家被窃牛只拿获逃徒王舟等案”^[5]即体现了这一审断趋向。在该案中，无论是山东巡抚崔应阶，还是刑部驳审官员，都是在查清王舟、刘良、苏老兰所犯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拣择正确的法律去定罪量刑。为了更好地理解案情，特将驳案分解如下：

时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二十日^[6]

地点：山东

被告人：刘良、王舟、苏老兰

被害人：翟润、侯心药、王英武、魏琰等

案情：1.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逃犯刘良伙同王舟盗窃他人牛只被抓，定陶县判处他们“杖枷，王舟递籍安插，刘良仍发驿补配”。

2.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八月二十七日，刘良在配逃跑，于十月内伙同王舟盗窃“翟润、侯心药等家牛猪”。其中，王舟被定陶县抓获，“审拟杖徒。刘良闻拿潜逃”。(www.daowen.com)

3.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二十七日，王舟在配役过程中潜逃，后伙同刘良、苏老兰盗窃魏琰家三头牛，并将卖钱分用。被魏琰告发，而牵连出之前相关盗窃事宜，“至八月十六日，王舟与刘良抵濮州苏老兰门外地窨住歇。十二月初八日，王舟起意行窃，二更时分，王舟、刘良、苏老兰同伙三人齐至魏琰家偷牛三只，将钱分用。当据事主报县差辑王舟等到案，并究出刘良伙窃翟润等各案，又究出王舟行窃王英武等各案”。

判决依据与结果：1.山东巡抚崔应阶根据王舟、刘良、苏老兰所犯罪行，准法断罪量刑，“将王舟拟绞，刘良拟遣，苏老兰拟徒”。

2.根据律令条例中有关窃盗的规定，结合王舟、刘良、苏老兰所犯，刑部主张山东巡抚崔应阶所判王舟的罪名和刑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刘良的定罪则是援引法律错误，存在案情相同、罪罚不一的状况而被驳斥，“经臣部等衙门查例载‘窃盗三犯赃至五十两以上，拟绞监候。’又律载‘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分别首从论，是窃盗三犯计赃定拟。虽连窃多案，若同时并发，止以一主赃多拟罪，数至五十两以上者方拟绞候。’今此案王舟前因犯窃拟徒，在配潜逃，又肆窃十一案，统计所窃赃银一百一十三两零，将该犯照‘窃盗三犯赃至五十两以上’例拟绞，自属准情定罪。则案内伙同行窃之刘良前经犯窃拒捕拟徒，复两次在配脱逃，又叠窃七案，统计赃银一百三十七两，计其赃数较王舟尤多。今该抚将该犯照‘积匪’例拟遣，是案情相同，拟罪互异，似未允协。应令该抚另行妥拟，到日再议等因”。

3.因刘良第一次盗窃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恩赦之前，而其赦后仅犯两案，与王舟潜逃后肆窃十一次的所犯不尽相同，是以山东巡抚崔应阶坚持原判，“王舟在配脱逃后复又连窃魏琰等家十一案，虽查所犯各案窃赃俱在五十两以下，但该犯在配潜逃，复敢纠伙肆窃，四案为首，七案为从，法难宽纵，是以准情定罪。统计三犯所窃各案之赃，照‘窃盗赃至五十两以上’例拟绞。至刘良一犯，初次行窃在乾隆二十四年恩诏以前，例得免其并计，是刘良赦后仅止犯窃二次，与王舟之前后三次并未遇赦者更有不同。若与王舟一律拟绞，似无区别。将王舟比例拟绞，刘良拟遣，苏老兰拟徒”。

4.根据法律条例的规定和三人所犯，刑部最终认可了崔应阶的审断，“应如该抚所题王舟比照‘窃盗三犯赃至五十两者，绞监候’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刘良应仍照原拟依‘积匪滑贼’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至配所折责四十板。苏老兰仍照‘积匪’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