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徐道邻先生所言：“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才发达到最高峰。……懂法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的朝代都多。”^[33]有宋一代对法律的重视，在司法官员的培养与选拔上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因为进士、诸科、武举、制科等诸种选举方式选拔出来的官员都有可能任亲民官，或专掌司法职权或兼理百姓狱讼，都存在扮演司法官角色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探讨宋代司法官员的培养与选拔，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经生明法”：以进士科为主的科举考试需考校律令

“经过唐末、五代十国近百年的战争摧残，世家大族支离破碎，基本沦为历史的记忆”，^[34]以至时人慨叹“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35]以“资荫”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显然已背离了历史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统治者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在立国之初即推行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而宋初文官的数量难以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这就要求统治者加大科举取士的数量。”^[36]在这一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要求下，进士科成了选拔官员最为重要的方式。“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37]宋朝早期，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与唐朝相比，并无实质性区别，也主要是考校选人的诗、赋、论、策、经义等内容。“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38]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太宗下诏要求进士、诸科考试在原本考校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律义。“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不过，该诏令只实行了一年，即被部分的废止，“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39]神宗朝极为重视官员的法律素养，要求中举进士必须考校法律，但仅限进士第三人以下。“进士第三人以下试法。”^[40]针对此诏令，时人认为这不利于治国理政，也不足以鼓励选人及官员学习法律。并且，其列举了自己判断的理由：其一，进士第三人以上均为高科，多被任命为判官或职官，专掌或兼理司法，应当学习法律，“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其二，人们本就认为学法习律进而中举之人多为“俗吏”，而非为世人所推崇的“循吏”，皇帝诏令再要求高科无需试律，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一认识，选人则更不愿意以试法为入官晋升之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41]宋神宗采纳了该臣僚意见，要求进士及第后均需考校律令，方能注拟官职。

（二）“法吏通经”：以明法科为主的法律考试需考校经义

宋初，明法科考试在考校律令条文的基础上，也须考校经义，不再像隋唐时期专注于法律而忽视儒家经义。“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42]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将明法科考试的场数由六场改为七场，并一一细化规定每一场的考核内容。其中，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六场、第七场考校律令及其疏议，第四场、第五场考校《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经义。“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43]经王安石变法，明法科以新科明法的形式走向了顶峰。^[44]其步入巅峰状态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则为明法及第后，“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45]新科明法考校的内容不仅侧重于法律法令，还新增了断案能力的考核。“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46]这一专注于律令疏义、断决狱案，而舍弃经义的考核方式，在熙宁变法失败后，尤其是在哲宗元祐时期（1086年至1093年）多为臣僚所诟病。他们要求增加《论语》大义作为考试内容，并要求注拟叙名如之前的科目次序。“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47]时任左仆射的司马光更是在秉承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观念下，主张选拔官员应该首重德行，次重文采。因为，他认为律令本于仁义，为官者若能尚德行，尊礼义，其所作所为自与法律合，无需专设明法一科。“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48]在该倡导下，元祐四年（1089年），宋哲宗下诏废除了明法新科，增设了经义科、诗赋科作为选拔官员的方式。“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49]

宋室播迁之后，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年），复明法新科，进士谕荐者听试。绍兴元年（1131年），复刑法科”。^[50]他不仅规定了考校的方式与考核的标准，还规制了考官的资质，“凡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以五十五通分作十分，以所通定分数，以分数定等级：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以曾经试法人为考官。”^[51]对于中刑法科的官员，高宗虽认同大臣赵鼎“以刑弼教”的建议，但仍主张奖擢，因为“刑名之学久废，不有以优之，则其学绝矣”，遂“以李洪尝中刑法入第二等，命与改秩”。^[52]绍兴十五年（1145年），南宋朝廷再一次“罢明法科，以其额归进士，惟刑法科如旧”。^[53]而后，不知何时又重置明法一科，但从淳熙年间秘书郎李巘的建言可知，当时复置的明法科的考核内容仅仅局限于律令疏义、断决狱案。“本朝命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后复明法，而以三小经附。盖欲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今所试止于断案、律义，断案稍通、律义虽不成文，亦得中选，故法官罕能知书。”^[54]为了使司法官员不至沦落为“俗吏”，以苛刻为能，宋孝宗采纳了李巘的建言，令明法科也需考校选人经义，进而达致“经生明法，法吏通经”的理想目标。其具体考校准则为“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考核方式为“断案三场，每场止试一道，每道刑名十件，与经义通取，四十分以上为合格”。^[55]该制度虽在宁宗时期时有反复，但大体仍遵照孝宗时期的规制。“庆元三年（1197年），以议臣言罢经义，五年又复。”^[56]然而，孝宗时期确立的明法科的考核准则、考核方式等受到了臣僚的诟病。他们认为存在三点不足：其一，明法科考试以经义决定选人能否中选，且断案只考校三场，失掉了明法科拣择精习法律人才的目的。“试法设科，本以六场引试，后始增经义一场，而止试五场，律义又居其一，断案止三场而已，殊失设科之初意。且考试主文类多文士，轻视法家，惟以经义定去留，其弊一也。”其二，明法科的考卷字数繁多，选人不能深究法意，仅能誊写题目而已。“法科欲明宪章，习法令，察举明比附之精微，识比折出入之错综，酌情法于数字之内，决是非于片言之间。比年案题字多，专尚困人，一日之内，仅能誊写题目，岂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其三，明法科考官多是曾考中法科的数人担任，选人易于知悉，容易产生徇私舞弊的现象。“刑法考官不过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换易之弊兴，其弊三也”。^[57]为了避免明法科场舞弊丛生，宋宁宗采纳了臣僚的建言，以“精于法律者为试官，各供五六题，纳监试或主文临时点定”。同时，在“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考核的基础上，“复用经义一场，以《尚书》《语》《孟》题各一篇及《刑统》大义，……所出经题，不必拘刑名伦类，以防预备”，进而形成了“以断案定去留，经义为高下”的考核准则。^[58]在此基础上，淳祐三年（1243年），理宗进一步改进法科考试中考官的选任、考校的方法、录取的准则等。“令刑部措置关防，其考试则选差大理丞、正历任中外有声望者，不许止用新科评事未经作县之人。逮其试中，又当仿省试、中书覆试之法，质以疑狱，观其谳笔明允，始与差除。时所立等第，文法俱通者为上，径除评事；文法粗通者为次，与检法；不通者驳放。”^[59]鉴于试法科选人太少，宋度宗于咸淳年间（1265年至1274年）颁布如下措施鼓励选人试法：①考试所出题目必须言简意赅，禁止长篇大论。“考试命题，务在简严，毋用长语。”^[60]②放宽应试法科选人的条件和资质。“有过而愿试者，照见行条法，除私罪应徒或入己赃、失入死罪并停替外，余犯轻罪者，与放行收试。”^[61]③放宽中举条件，并除授较高的官位。“格法，试法科者，批及八分，方在取放之数。咸淳末，有仅及二分以上者，亦特取一名，授提刑司检法官。”^[62]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宋朝以明法科为主的法律考试经历了从单纯的考校律义，到兼考儒家经义，再到考校律义、儒家经义和断案三者。其考核准则也由以律义为主要中举标准，发展至以经义为主要中举标准。“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再到以断案能力为主要中举标准。“以断案定去留，经义定高下。”概括而言，在宋朝，以明法科为主的法律考试的中举人能够达致“法吏通经”，但又颇娴熟法律，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熟练地审断案件的终极目标。

（三）其他方面(www.daowen.com)

除了以进士科为主的科举考试需兼习律令，以明法科为主的法律考试需兼习儒家经义之外，两宋还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选拔和培养，以达致司法官员既能谙熟法律，又能明晓儒家经义，进而综合运用天理、国法、人情审断狱案。

首先，量才授官的铨选法也需考校选人的法律素养。宋朝规定在磨勘迁转为京官时，若选人系习儒家经义的，在铨选时不仅要考校经义，还需考核其法律素养。“磨勘迁京官，始增四考为六考，举者四人为五人，曾犯过又加一考。……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七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主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63]流外官补为流内官的铨选考校时，也需考察他们的法律素养，其中不同部门的流外官的考核方式不尽相同。“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覆试，补受。后以就试多怀挟传授，乃锁院、巡搜、糊名。凡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既考合格，复令口诵所对，以妨其弊。”^[64]宋神宗特别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突出表现除了上述的新科明法外，还要求守选之人在铨选时需要考校断案的能力和律令大义。并且，他还规定考核若入上等、优等，则奖擢该人；而不入等或不能参与考校的，则三年后方许为官，且不得任亲民官、司法官。“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按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差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之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优等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任子年及二十，听赴铨试。其试不中或不能试，选人满三岁许注官，惟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65]

其次，宋朝皇帝格外重视专职司法官员的选拔。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官员多武将，以专杀为能，宋朝在立国之初就要求启用内含仁恕理念、熟读儒家经义的儒臣为司法官吏。“五季衰乱，禁罔烦密。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66]并且，要求司法人员亲自审断狱案，不得一切由胥吏上下其手。如宋太祖鉴于御史不躬亲决狱，而下诏要求“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67]宋太宗进一步落实太祖时期“法吏浸用儒臣”的政治主张，要求各州司理参军尽用儒士。雍熙“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68]并且，太宗要求地方长官审察那些新及第人初次任官即为司理参军时是否谙熟法律、精于断案。若否，则在必要时将之与其他属官对调职位。“狱官关系尤重，新及第人为司理参军，固未精习，令长吏察视，不胜任者，奏，判、司、簿、尉对易其官。”^[69]不限于此，宋太宗还亲自拣择各州的司理参军。“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70]宋真宗也极为重视狱案的审理，要求：其一，不仅要惩戒不称职的司法官员，还要责罚荐举之人。“执法之吏，不可轻授。有不称职者，当责举主，以惩其滥。”^[71]其二，司法人员不仅要恪守法律，还要具备平和、中恕等儒者品质，尤其是路一级的专职司法官员。景德“四年（1007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必得人，须性度平和有执守者”；^[72]“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73]其三，司法官员必须谙熟法律，具备准确适用相关律令条文审断案件的能力。“审刑院举详议官，就刑部试断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详明者。”^[74]

最后，其他诸科考试和任子等资荫补官方式亦须考校律令。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其他诸科考试的选人因中选后可能出任地方官员，掌理一定的民政、司法等，因此在考核时也需考校律令。就连武举选人的选拔在一定时期也需考校律令。“元丰元年（1078年），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第一等，步射一石，矢十发三中，马射七斗，马上武艺五种，《孙》《吴》义十通七，时务边防策五道文理优长，律令义十通七，中五事以上免短使、减一任监当，三事以上免短使、升半年名次，两事升半年，一事升一季；第二等，步射八斗，矢十发二中，马射六斗，马上武艺三种，《孙》《吴》义十通五，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五，中五事免短使、升半年，三事升半年，两事升一季，一事与出官；第三等，步射六斗，矢十发一中，马射五斗，马上武艺两种，《孙》《吴》义十通三，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三，计算钱谷文书五通三，中五事升半年，三事升一季，两事与出官。其步射并发两矢，马射发三矢，皆著为格。”^[75]画学杂流也可以选择读律作为自己的出官考核方式。“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着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76]其二，以资荫入官的宗室子弟或官僚贵族子弟也需考校律令。如神宗朝要求依靠官位保任子孙出任官职时，子孙须考校律令合格后方能任官。“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77]并且，为了鼓励官员熟读国家法律法令等。“乃减任子出官年数，去守选之格，概令试法，通者随得注官。”^[78]宋徽宗在崇宁时期要求比较疏远的宗室在考核不合格或不参加任官考核的，只需要在礼部读律，就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疏属年二十五，以经义、律义试礼部合格，分二等附进士榜，与三班奉职，文优者奏裁。其不能试及试而黜者，读律于礼部，推恩与三班借职。”^[79]

总之，宋朝在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努力下进一步发展了司法官员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从不同侧面构建了“经生明法，法吏通经”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而这一机制也是符合“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也更为符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专制社会的统治需要，为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的践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为明清两朝所承袭，不过，他们对法律的重视显然是不能够与宋朝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