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即位之初，在闵乡侯卫觊的建言下，设置律博士，“转相教授”各地官员，以使官员“识律”。^[19]律博士的设置为两晋南北朝所承袭。如《晋书·职官志》提及廷尉的属官就包含律博士。“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20]律博士在设立之初，主要的功能是教授律令。而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又列诸廷尉或隶属大理而有断狱的实际任务，这样就把法律教育与司法业务两方面合为一体”。^[21]然而，这一职位及相关性质的职位（如律生、明法等），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因熟悉法律的便利而舞文弄法，擅作威福，产生诸多不良的后果。如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因“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弄法陷害侍官慕容天远案”，下诏废除律博士、明法、律生。“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2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隋文帝不重视法律，只是其反感长吏在案件审断过程中将案件一概委任给律生、明法、律博士这类谙熟法律却无道德操守的小人。因此，为了矫正律生等舞文弄法的现状，隋文帝下诏要求各曹审断案件，需要在判决书中详细阐明所适用的法令条文。“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并且，为了准确适用法律，洗雪冤狱，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隋文帝下诏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地方长官必须学习法律，还将他们学律的程度作为考核政绩殿最的标准之一。“诸州长史已下，行参军已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23]

唐朝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因袭隋朝。“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24]不过，就司法官员的培养和选拔来说，唐朝较之隋朝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严格规范在国子监就学的律学生的员额、年龄、考核方式等。①严格规范在国子监就读律学生的员额，定额为50人。律学生的员额虽不足以与国子学生、太学生、四门学生等员额相比，但是对比书学、算学等科目的员额来说，数额确是相对较高的。“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25]②严格规范国子监就读律学生的年龄，年龄范围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律学生的年龄范围，较之其他诸学生的年龄范围而言，总体处于偏大的状态。笔者推测这与律令文本本身相对晦涩难懂，涉及的人物关系相对复杂不无关系。“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26]③明确规范明法科的考核内容为律、令，并且根据考核情况分为甲乙二等。“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27]但是，鉴于“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的现实困境，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高宗下诏“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这也就是《永徽律疏》产生的直接原因，“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其目的是增强司法官员的断案能力。^[28]④根据考核后的分等，分别授予明法科选人不同的职位品衔，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其与进士科选人的待遇相同。“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29](www.daowen.com)

较之秦汉时期，在选拔官员及司法官员方面，隋唐时期有了相对具体的、可以量化的选拔与考核标准，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与落实。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世家大族上下其手的空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隋唐时期看，进士科、明经科等主要的选举方式只专注于诗赋、儒家经义、时务策等。“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30]唐朝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经三次变动，但总体上仍在此范围内进行增添删减。“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31]而通过前述的论述可知，明法、律生等考核内容则仅仅局限于法律、法令。虽然，早在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唐睿宗便意识到律令格式等法律文本对官员，特别是履行司法职能的官员极为重要，要求将之题在衙署的墙壁上，以便于当职官员经常浏览、诵读，避免将其遗忘，以保证法律之权威。“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32]不过，这一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隋唐时期司法官员的培养与选拔机制。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隋唐时期的司法官员的选拔或专注于诗赋、儒家经义、时务策等，或谙熟于法律的结论。就制度设置本身而言，司法官员没有条件，事实上也并未兼通二者，呈现出“儒法两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