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诉，中国古代直接向皇帝告诉或申诉的制度，俗称告御状。”^[91]但“作为表述中国古代诉讼程序的词汇，……直至清代在法律术语方面仍无‘直诉’之名”。^[92]最早将“直诉”一词用于指代传统中国颇具特色的特定诉讼程序的是陈顾远先生。其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中谈及：“就直诉之方式言：两汉魏晋，为制不详；而其方式之确立，则始于南北朝，登闻鼓之设是也。登闻鼓者，采《周礼》路鼓肺石之义。”^[93]该论断成为通说，颇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和不加检讨地直接援引。然而，其所赖以分析的材料，多为后人（尤其是“独尊儒术”后远稽上古、推崇三王观念的儒家学者）过度解读上古经典下的误读。较为典型的如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的表述。关于路鼓之设，“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甿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冤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泰也欤”！^[94]关于“肺石”，“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茕独老幼，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95]而王捷在考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基础上，主张“《周礼》所载‘路鼓’设立的目的并非专门用于诉讼，而是用于上下讯息沟通。‘肺石’设立的最初目的泛指言事，也非专用于直诉，是历代注家附会而‘层累’形成的结论”。^[96]同时，其主张直诉制度与审级制度相伴相生。这一论断是较为允当的。是以，直诉制度应该肇始于郡县制初创的战国、秦汉时期，而非古人追慕先贤的西周时期。

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直诉制度为诣阙上诉。诣阙上诉是诣阙上书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是指“由于常规司法程序中所造成的冤案或其他原因，当事人或其亲友不满于判决而远赴京师上诉于最高统治者”^[97]的行为。如江充“诣阙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系魏郡诏狱，与廷尉杂治，法至死”。^[98]为了避免刑狱冤滥，同时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的管控，汉朝统治者特别鼓励百姓存在巨大冤情时的诣阙上诉。特别是汉明帝因“反支日不受章奏”^[99]而没有收到诣阙上诉的书表，而专门下诏“赦公车受章，无避反支”。这主要是因为他极为体恤民众，认为“民既废农远来诣阙，而复使避反支，是则又夺其日而冤之也”。^[100]晋武帝初即位，有鉴于曹魏政权刑罚滥酷的现状，于宫门左阙处设登闻鼓受理民众冤情，“世祖即位，以刑禁重，……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101]这是后世挝登闻鼓诉冤的源头。隋朝对于经过上控程序仍未满足其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法律允许其“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102]唐朝继承并发展了前朝的直诉制度，主要的直诉方式包括如下四种：①挝登闻鼓。当前述上控程序不能实现当事人诉求时，唐朝允许其挝登闻鼓直诉，“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103]如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六月丁酉，京兆尹杨虞卿坐妖言罪被御史台拘捕，其“弟司封郎中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挝登闻鼓称冤”^[104]。②立肺石。立肺石作为一种直诉方式，在唐朝主要是针对特定的弱势群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若身在禁系者，亲、识代立焉。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105]同时为了便于百姓通过挝鼓或立肺石的方式申诉冤情，武则天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二月癸未下诏要求：“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106]③邀车驾。一般而言，皇帝出巡不得冲撞，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诸车驾行，冲队者，徒一年；冲三卫仗者，徒二年”。^[107]但是百姓若有重大冤情，可以跪在车驾途经的路旁告状伸冤。④置匦投状。置匦投状作为直诉方式的一种，系武则天所独创。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武则天接受鱼保宗的建言，“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以求下情上达，其中白匦专门用于诉理冤情，“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并且，武则天还专门设立相应的官职来处理四方之书，“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108]不过，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避免百姓滥用直诉方式，唐律还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邀车驾、挝登闻鼓等不以实的刑罚责任，“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即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从上书诈不实论）”。^[109]

宋朝的直诉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一为击登闻鼓，一为邀车驾。其中，邀车驾的方式与唐朝的规制大同小异，于此兹不赘述。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宋朝的登闻鼓制度。在继承唐朝登闻鼓制度的基础上，宋太宗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秋七月壬子改唐“匦院为登闻鼓院”^[110]，设置了专门的直诉机构——登闻鼓院。登闻鼓院的设置是宋朝所独创，这一历史功绩也为时人所认识，“‘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111]其中“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负责“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等事项。就理诉冤滥而言，其陈乞程序为“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112]南宋时期，统治者意识到仅凭“召土著有居止之人委保”难以遏制百姓随意击登闻鼓、诣登闻检院的滥讼之风，在接受登闻检院建言的基础上，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月规定“今后应上书进状人，如系有官人即召本色有官人，进士、布衣即召见在上庠生，僧道百姓召临安府土著有家业居止之人，军人召所属将校各一人作保，仍令逐院籍书铺户系书保识，方许收接投进”。^[113]辽朝在参照唐宋两朝官制的基础上，在门下省内设立了登闻鼓院和匦院，由“登闻鼓使”和“知匦院使”负责处理直诉事宜。^[114]金朝仿照宋朝建立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其中，登闻鼓院有知登闻鼓院、同知登闻鼓院事各一员，“知法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登闻检院有知登闻检院、同知登闻检院各一员，知法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主要负责“奏御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115]元初，也将击登闻鼓作为主要的直诉方式予以规制。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四月甲寅“谕中书省议立登闻鼓”，并规制了击登闻鼓诉讼的必须是“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的重大冤抑，若以其他“细事唐突者，论如法”。^[116]明初，太祖朱元璋允许乃至鼓励百姓上京面奏，认为那是帮助其更好治理国家的行为，不过这是重典治吏下的产物，其针对的主体亦是各级官吏，“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117]而赴京直诉的主要方式为击登闻鼓和赴通政司，“民人冤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本状，在京听法司，在外听抚按官，参详虚实施行”。^[118]待明政权步入正轨后，朝廷对百姓赴京上奏案件的范围作了限缩性规制，“除叛、逆、机密等项重事，许其赴京奏告”外，其他事干人命、官吏贪渎的案件也必须遵守自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来控告，“其有亲邻全家被人残害及无主人命，官吏侵盗系官钱粮，并一应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陈告”。^[119]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并没有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管理登闻鼓案件的接受和传达，……由都察院负责登闻鼓案件审理工作”。^[120]清朝将直诉方式表述为“叩阍”，主要包括击登闻鼓和邀车驾两种方式，“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121]清初，登闻鼓隶属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1656年），将之设立在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最后，将之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122]不限于此，清律还将邀车驾直诉的具体方式和要求规制在律文中，并且对不如法、不如实邀车驾者，规制了相关刑罚处罚，“若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系杂犯，准徒五年。）得实者，免罪”。“圣驾出郊，冲突仪仗，妄行奏诉者，追究主使教唆捏写本状之人，俱问罪，各杖一百，发边卫充军。所奏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123](www.daowen.com)

直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上控制度之一，之所以能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主要是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直诉是皇帝彰显仁政、宽慰人心的主要方式之一。直诉，一般名义上都是由皇帝亲自审理，体现最高统治者关心民瘼，能够起到聚拢民心的作用。就连拥兵自重的董卓为了树立和维护其爱护百姓的形象，也联合“司徒黄琬、司空杨彪”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案”，为他们平冤昭雪。“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而其实质目的则是“以从人望”。^[124]其二，虽然“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125]但是它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一条雪冤之路，而且形式和部分实质的审理者是被百姓视为最公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有效地起到了疏解民愤的作用。其三，直诉能够下情上达，起到监督地方司法的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基层司法腐败、滥用酷刑的行为。这也被视为践行王政的一种特殊救济方法。“然王政所以保穷济无告，其有深抑重冤而莫伸者，亦不可不有非常救济之方法，故历代狱讼于普通审判程序，复有直诉方式之规定，用资调节焉。”^[126]其四，直诉的案件原则上需要皇帝亲自审理，然政务驳杂，个人精力和能力亦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部接见或亲自审理，要看机遇，看内容，还要视皇帝的心情而定，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皇帝的接待。”^[127]并且，直诉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看皇帝个人的意志。如康熙帝在南巡过程中遇到叩阍直诉的情况一律不予受理，主要是因为他主张“民人果有冤抑，地方督抚等官尽可申诉。今因朕巡幸，纷纭控告，不过希图幸准，快其私怨，若一经发审，其中事理未必皆实。地方官奉为钦件，转转驳讯，则被告与原告皆致拖累，以小忿而破身家，后悔无及矣”。^[128]而宋太宗基于天下无冤民的美好愿景，亲自审理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月平民牟晖因家中奴仆丢失小猪而直诉至登闻鼓的案件，并慨叹：“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