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的统治秩序，中国传统社会原则上都会受理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愈发意识到有限的官僚队伍已不堪重负。并且，为了使有限的诉讼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开始根据诉讼的类型、危害程度等，制定不同的受理时间。一般而言，对统治秩序危害较大的刑事犯罪的告发不受时间的限制；而民事纠纷因其危害较小，且涉及传统社会的根本经济方式——农耕，故在唐朝之后形成了限制其起诉时间的相关规制。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案件是否应当受理的时间规制。其中，专门规制受理词讼的时间主要有“放告日”制度；而不得受理词讼的时间有“农忙停讼”“隆冬停讼”“封印停讼”等。

（一）放告日

在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职司法人员及司法机构。这些承担司法事务的官员在处理司法事务的同时，还要承担和处理其他纷繁复杂的政务。因此，为了合理安排官员的时间，放告日制度应运而生。所谓“放告日”，是指诉讼当事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提起诉讼，其他时间提起的诉讼，官府一般不予受理的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大明律》虽然没有‘放告日’规定，但明中叶以后地方官自创‘放告日’（听讼日）制度，规定一般民事纠纷只在每月逢三、六、九之日才可以起诉。”^[10]如闻名于后世的大清官海瑞曾言：“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11]以学界通说而言，放告日制度成熟于清朝。当时，“州县衙门均规定放告期日，清代前期（十七、十八世纪）多以每月三六九日（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等九天）放告，后期（十九世纪以后）多以每月三八日（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等六天）放告”。^[12]然而，放告日之规定可能导致百姓的冤抑难以得到及时的申诉，官员亦借此拖延诉讼，如以“寻常案件，定于三、八放告日当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滥收”^[13]为借口而迁延词讼的刘衡被视为庸吏，其主张亦被视为庸言。是以，为了弥补放告日的不足，清朝规定了喊禀和传呈制度。

（二）不受理案件的时间(www.daowen.com)

（1）农忙止讼。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以法律的手段来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农忙止讼’是我国古代‘农本’思想在民事诉讼制度上的具体表现”。^[14]而所谓农忙止讼，也可称为农忙停讼，是指在农忙时节，为了避免影响农业生产，地方各级官员不得受理户婚田土类民事纠纷。郑显文教授在龙川政次郎教授、奥村郁三教授、仁井田陞教授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忙止讼首次出现的时间界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杂令》之中”，^[15]“诸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16]在继承唐代相关规制的基础上，宋朝将之进一步地细化：①在事实上缩短了户婚田土类纠纷的受理时间；②明确阐述了拒绝受理的原因是涉及农户，受理会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债负，谓法许征理者。）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17]而元朝有鉴于官府常常利用务限之法，淹延户婚、田土类纠纷，严重搅乱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要求一般户婚田土类纠纷须在一个务开内审理完毕。对于那些涉及较多民众的户婚田土类纠纷，可以相对延长审理期限，但也必须在下一个务开内审理完毕。对于那些涉及较多民众，且地理位置偏远而纠纷较为复杂的案件，可以再一次延长审理期限，但也须在下下一次务开后审理完毕，不得再次迁延。如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八月规定：“百姓争论田宅、婚姻、良贱之事，……须自下而上，先从本处官司归理，比及务停，须要了毕。若事关人众，依例入务，才至务开，即便举行。如地远事难，又复不能了毕，明立案验，要见施行次第所以不了情节，再许务停一次。本年农隙必要结绝，不许更入务停。”^[18]明朝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相对比较完善（如申明亭等的设立），这大大减轻了官府审理民事纠纷的压力。因此，《大明律》并未承袭上述规制。而清朝则承袭了唐宋元几朝关于农忙止讼的规制，但需要注意的是：①《大清律例》大大缩短了农忙止讼的时间；②农忙期间不得受理的并非只是户婚田土类民事纠纷，还涵盖了百姓状告的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严重犯罪外的一切诉讼。“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后方许听断。”^[19]

（2）封印停讼。封印停讼也被称为封印止讼，与“农忙停讼”一起构成了清代两个法定的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受理诉讼的制度。相对于农忙停讼多针对户婚田土类纠纷而言，封印停讼则涵盖所有的诉讼行为，在此期间，原则上不受理任何诉讼。因为，封印停讼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是给官员放年假。“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20]“开印则在正月十九，或二十、二十一，选黄历上黄道吉日用之。”^[21]也就是说，封印期间为岁末年初，时限约为一个月整。然而，鉴于“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也”，^[22]以致时人甚至将封印停讼视为恶制、恶法。并且，“民间户婚、田土、口角争讼月月有之，随时审理，庶几争讼渐少，民得安业。计一岁之中，除封印停讼、农忙停讼外，其受词审理者不过八阅月”。^[23]所以，事实上，清朝各地衙门多将封印停讼的规制束之高阁，流于具文，以“预印”的方式继续审理案件，“其实各官署之印信，类皆封如不封，遇公事依旧临时盖用，曰‘预印’者，不过自圆其说耳”。^[24]而所谓预印则是指“于封印前一日酌量件数，各用空白印纸并文移封套，以备封印后遇有紧要公文之用，仍各登记号薄。……开印后除用去者登记册籍外，将所存件数各堂官及各印官验明销毁”。^[25]

（3）隆冬止讼。隆冬止讼，也被称为隆冬停讼，相比较农忙止讼、封印停讼为法所明定、统治者所允许来说，其属于地方官自为，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乃至被最高统治者斥责。有学者甚至认为：“隆冬停讼则纯属官场惯例，恐怕多半是由于天气寒冷，官吏们不愿辛劳之故。”^[26]而这与儒家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倡导的“刑以秋冬”的观念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再加上这一行为会淹延刑狱，因此隆冬停讼这一规制并不为朝廷所采纳，被视为陈规陋习，几度下令禁止。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专门下谕旨规定禁止隆冬停讼。“每年四月至七月农忙停讼，至隆冬原无不收呈词之例，而外省相沿亦行停讼。至是奉谕：嗣后除农忙停讼，不得再沿隆冬停讼之陋习，应准理者，即行准理；应完结者，即行完结；以免稽滞。”^[27]不限于此，隆冬停讼还受到了当事人的诟病。“隆冬停讼，固可无事公庭，而州县官懒惰性成，或因停讼之说，将从前准理事件一概搁起，以致差票四出在外，不复查销。未到者，株连不一，已到者，守候维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