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中经五代，承接极近，唐律完备化所居有的封建法典的楷模地位，以及宋代君臣立法者的模式思维、潜移意向，使得《宋刑统》‘贯彼旧章’十分明显”，^[131]以致“近代学者程树德认为‘《刑统》今其书尚存，质言之，即《唐律》也’”。^[132]虽然该论断受到了现代学者的诸多批驳，^[133]但大致上是无误的。因此，若对《唐律疏议》与《宋刑统》进行对比研究，较难看出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平”在不同时空下的“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是以，笔者为了论述的便利，选择制定时间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相隔无几的《开元二十五年令·狱官令》和《天圣令·狱官令》作对比研究，^[134]以窥测司法理念在不同时空下的“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根据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不同时空下的“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从时间维度来说，“等者同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结合两朝《狱官令》的条文，笔者认为，从时间维度来说，“等者同等”的内涵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第一，宋朝官员的司法待遇不同于唐朝官员的司法待遇，整体呈萎缩的趋势。首先，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官员虽然仍属于特权阶层，但唐代官员的司法地位相对于宋代官员而言，具有较高的待遇。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同样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在唐代，他们享有斩刑执行场所、斩刑执行方式、监斩官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司法特权。“诸决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监决；在外者，上佐监决，余并判官监决。”^[135]而宋代五品以上的官员基本丧失了该特权。“诸决大辟罪，在京及诸州，遣它官与掌狱官监决。”^[136]其二，同样是七品以上的官员，在唐代，他们享有绞杀于隐处的特权。“诸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绞于隐处。”^[137]到了宋朝，他们基本丧失了上述特权。其次，在其他刑罚执行过程中，一般来说，唐代官员的司法待遇优于宋代官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唐代，不同品级的官员触犯不同的刑罚时，在禁系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司法特权。“诸应议请减者，犯流以上，若除、免、官当，并锁禁。公坐流，私罪徒，（并谓非官当者。）责保参对。其九品以上及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若除、免、官当者，枷禁。公罪徒，并散禁，不脱巾带，办定，皆听在外参对。”^[138]而在宋代，相同品级的官员在原则上不享有禁系方面的司法特权，与普通百姓无异。其二，在唐代，三品以上的职事官、散官在禁系时病重，可以有两人入狱照顾。“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药救疗，病重者脱去枷、锁、杻，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侍。（若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听妇女、子孙内二人入侍）”^[139]而在宋代，享有两人入狱照顾这一特权待遇的官员品级明显被提高了。“若职事、散官二品以上，听妇女、子孙内二人入侍。”^[140]其三，在唐代，五品以上职事官或二品以上散官在京犯死罪以下需禁系时，需要“先奏后禁”，“诸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犯罪合禁，在京者皆先奏；若犯死罪及在外者，先禁后奏”。^[141]到了宋朝，不论官员的品级，凡是在京犯死罪以下的，都需要“先奏后禁”。^[142](www.daowen.com)

第二，宋代奴婢的司法待遇不同于唐朝奴婢的司法待遇，整体呈升高的趋势。这体现在：其一，在奴婢触犯死刑执行过程中，唐宋两朝的规制不尽相同。在唐代，部曲、奴婢杀害主人的处刑较宋代为重，且被视为严重危害皇权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春夏可以施行斩刑。“诸决大辟罪，……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月日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在京决死囚，皆令御史、金吾监决。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决奏闻。”^[143]而宋代则不再将部曲、奴婢杀害主人的行为视为切害，与一般良人犯罪一样，按照相关程序执行刑罚。其二，在流移人在路因事给假时，唐宋两朝依相关人是奴婢与否而规定了不尽相同的假期。在唐代，根据流移人身份的不同，因事所得的假期亦不同。“诸流移人在路，有妇人产者，并家口给假二十日。（客女及婢，给假七日。）若身及家口遇患，或逢贼难、津济水涨不得行者，并经随近官司申牒请记，每日检行，勘进即遣。（若患者伴多不可停待者，所送使人分明付属随近州县，依法将养，待损，即遣递送。）若祖父母、父母丧者，给假十五日；家口有死者，七日；部曲、奴婢死者，一日。”^[144]而宋代则不区分流移人的身份，给予相同的假期。“诸流移人在路有产，并家口量给假。若身及家口遇患，或逢贼难、津济水涨不得行者，并经随近官司申牒请记，每日检行，勘进即遣。若患者伴多不可停待者，所送公人分明付属随近州县，依法将养，待损，即遣递送。若祖父母、父母丧，及家口有死者，亦量给假。”^[145]其三，强奸一直被视为严重危害专制统治秩序的犯罪，但是，根据被强奸对象身份的不同，唐宋两朝的处罚规制不尽相同。在唐代，强奸奴婢不被视为切害，需要遵守“告言人罪”的相关规定。而在宋代，强奸不区分对象是良人还是奴婢，一律视为切害，不需要遵守“告言人罪”的规定。

（二）从空间维度而言，“不等者不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就空间维度而言，唐宋时期司法理念“平”的内涵“不等者不等”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唐朝官员、良人、奴婢等各阶层之间司法待遇的差距较大，而宋代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具体表现为：①宋代官员的司法特权相对于宋朝的良民阶层而言，两者之间的差距正逐步缩小。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就唐代而言，一定品级的官员享有死刑执行场所、死刑执行方式、绞刑执行方式以及在死刑执行过程中需要特定监斩官等司法特权。而在宋代，上述官员基本丧失了这些特权。相比于同时代的良民阶层而言，宋代官员与他们之间所享有的司法待遇的差距相对唐朝而言，有所缩小。第二，在其他刑罚执行过程中，就唐代而言，一定品级的官员享有禁系、入狱照顾、“先奏后禁”等方面的司法特权。而到了宋代，官员原则上不再享有禁系方面的特权，并且享有两人入狱照顾的司法特权的品级被提高至二品，缩小了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差距。但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在京官员不限品级，触犯死罪以下刑名时，都需要“先奏后禁”，则是扩大了官员与普通百姓的差距，这显然是基于政治考量的例外规定。②宋代奴婢的司法地位相对于唐朝而言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相对于本朝的良民阶层而言，两者之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了。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死刑执行过程中，相比于唐代部曲、奴婢杀害主人的严酷处刑，宋代有所减轻，这使得其与一般良人之间相杀科刑的差距相对缩小，特别是在执行时间和方式上，基本与一般良人无异。第二，流移人在路因事给假时，唐朝专门区分了流移人的身份是奴婢与否，并给予多少不等的假期。而宋朝对比则不作区分，给予相同的假期，这说明奴婢与良民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第三，在唐代，只有强奸的对象是良人才被视为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而在宋代，不再区分被强奸的对象究竟是奴婢，还是良人，一律按照“切害”来定罪处断。这说明奴婢在受到侵害时享有与良人一样的司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