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内中尚有仁爱、钦恤等意蕴。因此，为了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中国传统社会多会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照顾。是故，老弱病残孕等弱势因素可能会影响行为人的定罪量刑，这落实在《唐律疏议》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犯罪行为人的年龄、健康状况会影响其定罪量刑。在充分维护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唐律疏议》在规定年幼、年老、身患残疾等因素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在一般情况下，此类犯罪行为人并不真流、真徒；且年幼者愈幼、年老者愈老、残疾程度愈高，他们的科刑会相对愈轻。“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有官爵者，各从官当、除、免法。）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106]即使是需要加杖免居作的官户、部曲、奴婢等贱民阶层，“若老小及废疾”，亦不得加杖，即使是无财产征赎，也要放免。^[107]为了最大限度地贯彻矜老恤幼、哀矜残疾人的法律观念，律典明确规定了犯罪时未年老、未残疾而事发时年老、残疾，犯罪时尚年幼而事发时已长成的处理原则，即仍按照存在老、疾、幼等弱势因素来论处。“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108]不限于此，律典还禁止对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年老者和年幼者、一定残疾程度的犯罪行为人进行拷讯或要求其履行作证义务：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十五岁以下的幼年人及“腰脊折，一支废”^[109]的残疾人犯罪时，“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官府不能要求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十岁以下的幼儿及身患笃疾的残疾人作证，否则“减罪人罪三等”科处。^[110]

其次，与其他被连坐人相比，个体因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原因，其刑罚可以相对减轻或免除。如在谋反、谋大逆这类犯罪中，《唐律疏议》明确规定：“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111]在叛国类犯罪中，一般情况下，“妻、子仍流二千里”，但若“妻及子年十五以下合赎，妇人不可独流，须依留住之法，加杖、居作。若子年十六以上，依式流配，其母至配所免居作。在室之女，不在配限”。^[112]不限于此，考虑到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十岁以下的幼儿及“两目盲，二支废”^[113]的残疾人缺少必要的生活能力，不能独自生活，《唐律疏议》还明确规定因家人造畜蛊毒而被牵连配流的上述人在无家口陪同时，无需科处流刑。“造畜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无家口同流者，放免）。”^[114](www.daowen.com)

最后，其他因素导致刑罚的差异性规定。如出于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唐律疏议》明确规定了犯罪人为孕妇时的一些审断禁制：孕妇犯死罪需处决的，须在“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115]。“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116]如出于对人命的重惜，允许人们收养三岁以下的被遗弃的异姓小儿为子嗣。“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117]又如道士、尼姑、僧人等为方外之人，若犯反逆之罪，只坐其身，不得缘坐其俗家亲属。“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