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儒家的“礼治秩序”,还是法家的“法治秩序”,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秩序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就影响程度大小而言,法家略逊于儒家。因为,法家虽然主张以法治国,但是该法律对君权并未作出任何限制,而是“高扬君主专制的大旗,赋予君主一切权力,使之成为人世间绝对独裁、天下一人的‘元首’”。[116]这样的主张从客观上确实加强了君主专制权力,但是从制度的长远和有效运作来看,都是十分不利的。而儒家虽然究其本质而言也是高度肯定君主专制集权的,并且从天道自然和血缘伦理等方面去证成它;但是其并不认同君主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为所欲为,而是主张对之进行制约,“将君权纳入到伦理规范的秩序当中”,[117]避免皇权过度极端化。这也是儒家学说能够影响中国传统秩序观构建的关键所在。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抑或是传统社会统治者的理想秩序观是“王道平”“天下平”,也可表述为“至治”或“治平”。《尚书·洪范》对此有极其精当的表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18]这一臻于至治的政治理想一直是后世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就时间脉络而言,横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为了便于集中论述,兹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时期唐朝为例,系统阐述一下统治者们理想的秩序观——“王道平”。
(一)“王道平”“天下平”是唐朝统治者的理想政治秩序
唐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代表时期,仍然是以“王道平”“天下平”等为理想政治秩序的。但是,在唐代,“王道平”“天下平”的具体意蕴为何呢?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王道平”“天下平”具有如下三层含义:其一,遵照自然的法则,按照阴阳运行的秩序而肇建皇极是“王道平”。“天一掌八气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极,征明而有常,则阴阳序,大运兴,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征明而得中,则神人和而王道升平。”[119]其二,构建的政治秩序符合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即是“王道平”。具体内涵为:高低贵贱各在其位,全国上下秉承仁义,家庭和睦、宗族亲爱等。“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120]其三,就实际的国家治理层面而言,统治者励精图治,取用有度,且使贤能的官吏能够在相应的位置为百姓谋福利,进而使老百姓生活富足即是“王道平”。“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121]因此,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勤于政事、贤良官员安政爱民、老百姓生活富足、政治清明,就被誉为“治平”之世。“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122]唐玄宗本人亦因此被誉为“至治之君”。[123]
在对“王道平”的内涵有一个基本把握之后,结合对相关史料的整理,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管窥唐朝社会各阶层对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第一,皇帝在自我评价和阐述自身政治理想时,常常表现出对“王道平”的向往之情。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君主直接表明自身对“王道平”的向往之情。如唐高祖李渊在制定律令时明确表示其承天命治理国政以来都是以“至治”为理想的,并日以继夜地为之付出努力。“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124]不止于此,有的皇帝更是直接表明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其实现“王道平”。如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文宗面对中晚唐时期的乱象,在策试贤良的诏旨中表明:国家多难之时,选拔贤良人才是为了辅佐其实现二帝三王时期的理想政治秩序模式,即“王道平”。“朕闻古先哲王之理也,……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理,而豪猾时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于变风,而生徒多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堕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理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理。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子大夫识达古今,明于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125]。其二,当君主身染重病,行将死亡时,往往会在遗诏中表述自己为“治平”“王道平”的实现所做的努力和自身对之的向往之情。如唐懿宗在遗诏中言:“朕祗事九庙,君临四海,夕惕如厉,宵分靡宁,必求政化之源,思建大中之道。至于怀柔夷貊,偃戢干戈,皆以德绥,亦自驯致,冀清净之为理,庶治平之可臻。”[126]其三,当君主自我标榜功绩时,往往会表示在自己的治理下,国家实现了“至治”,达致了“王道平”。例如,唐玄宗在标榜自己在开元时期的功绩时,常号称实现了至治。“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127]第二,百官在向皇帝上书、进谏时,也会劝谏君主应该以实现王道平为政治理想。一般主要是臣僚以之前实现“王道平”的圣主明王为参照对象,建言当朝君主应当效仿。如辛替否在唐睿宗营造金仙、玉真等观庙时,以“得至治之体”的唐太宗为楷模,主张不应该建立无用且耗费民财的寺庙道观。“臣谓古之用度不时、爵赏不当、国破家亡者,……太宗,陛下之祖,拨乱立极,得至治之体。省官清吏,举天下职司无虚授,用天下财帛无枉费;赏必待功,官必得才,为无不成,征无不服。不多寺观而福禄至,不度僧尼而咎殃灭。阴阳不愆,五谷遂成,粟腐帛烂。万里贡赋,百蛮归款。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惮而不法之?”[128]第三,世人对“王道平”“天下平”的渴望也是不绝于书的。如“德宗始即位,躬行慈俭,经崔祐甫辅政,四方企望至治”。[129]如时任谘议参军的李渤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的上书中言“至德以来,天下思致治平”;[130]就连一向以谪仙人自居的李白在目睹北方寒苦之状后,也期待“王道平”的实现,“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131]
(二)通过即位册文和遗诏、遗诰看唐代统治者追求“王道平”的具体表现
唐朝统治者所欲建构的理想秩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均是以“王道平”为最高追求,具体表现为对道德和物质生活富足的追求。[132]即位册文、遗诏和遗诰最能体现唐代君权更迭过程中君主对统治者德性、牧民能力的期待和要求,其中突出反映了君主期待本人或继任者能够以“王道平”为国家治理的目标。
第一,为了宣示皇帝本人或其继任者的合法性,唐代君主基本都会在即位册文或遗诏、遗诰中言及其具备“统御皇极”“克绍祖宗先业”的德性和品质。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世界中,政治领域并不是被当作是利益或权力的冲突折中之场所,而是被当作是一个道德的社区。政治领域是为人民的道德福祉而建构,是被道德的典范人物所统治,也是属于具有德行的人物的活动领域”,[133]因此社会对皇帝及其继位者的德性抱有极大的期待。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的德性期待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表1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可知,对皇帝及其继任者具备的品质的描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期待)统治者具备的德性。这基本上都围绕着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富于伦理性的仁、德、善展开,主要包含孝忠、友爱、仁恕、慈惠、宽弘等,且能够日新其德、秉礼抱义。②(期待)统治者具备的素质。这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圣君明王所应具备的素质来说的。主要包括:天性聪明、听政明敏、天资睿哲等,且能够明文武之道。
第二,为了宣示皇帝本人或其继任者的合法性,唐代君主基本都在即位册文或遗诏、遗诰中说明他具备抚育万民的能力或者是强调其即位是百姓所期望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具备朴素的民本思想,认识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4]“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35]因此,各朝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均非常强调抚育百姓。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抚育百姓能力的期待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表2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可知,对皇帝及其继任者具备的品质的描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期待)统治者具备的德性。这基本上都围绕着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富于伦理性的仁、德、善展开,主要包含孝忠、友爱、仁恕、慈惠、宽弘等,且能够日新其德、秉礼抱义。②(期待)统治者具备的素质。这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圣君明王所应具备的素质来说的。主要包括:天性聪明、听政明敏、天资睿哲等,且能够明文武之道。
第二,为了宣示皇帝本人或其继任者的合法性,唐代君主基本都在即位册文或遗诏、遗诰中说明他具备抚育万民的能力或者是强调其即位是百姓所期望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具备朴素的民本思想,认识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4]“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35]因此,各朝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均非常强调抚育百姓。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抚育百姓能力的期待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表2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可知,对皇帝及其继任者具备的品质的描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期待)统治者具备的德性。这基本上都围绕着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富于伦理性的仁、德、善展开,主要包含孝忠、友爱、仁恕、慈惠、宽弘等,且能够日新其德、秉礼抱义。②(期待)统治者具备的素质。这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圣君明王所应具备的素质来说的。主要包括:天性聪明、听政明敏、天资睿哲等,且能够明文武之道。
第二,为了宣示皇帝本人或其继任者的合法性,唐代君主基本都在即位册文或遗诏、遗诰中说明他具备抚育万民的能力或者是强调其即位是百姓所期望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具备朴素的民本思想,认识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4]“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35]因此,各朝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均非常强调抚育百姓。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抚育百姓能力的期待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www.daowen.com)
表2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唐代君主在即位册文、遗诏或遗诰中都对继任统治者抚育百姓的能力作了一个确认和期待。并且,各统治者也以是否能够安养百姓作为自己在位时期极为重要的政绩。其中更有甚者,将不能抚育百姓视为天降灾遣于皇帝、使之患病的原因之一。如宪宗在即位册文中甚至以顺宗的口吻表述自己病重的原因之一即是不能很好地抚育百姓。
综上,唐代君主在即位册文、遗诏或遗诰中都对继任统治者抚育百姓的能力作了一个确认和期待。并且,各统治者也以是否能够安养百姓作为自己在位时期极为重要的政绩。其中更有甚者,将不能抚育百姓视为天降灾遣于皇帝、使之患病的原因之一。如宪宗在即位册文中甚至以顺宗的口吻表述自己病重的原因之一即是不能很好地抚育百姓。
第三,为了切实追求“王道平”这一理想政治秩序,不辜负祖宗大业,一般来说,统治者在即位册文和遗诏、遗诰中会对继任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的大方向有一个基本要求。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第三,为了切实追求“王道平”这一理想政治秩序,不辜负祖宗大业,一般来说,统治者在即位册文和遗诏、遗诰中会对继任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的大方向有一个基本要求。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表3
表3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唐代君主在即位册文、遗诏或遗诰中都对继任统治者抚育百姓的能力作了一个确认和期待。并且,各统治者也以是否能够安养百姓作为自己在位时期极为重要的政绩。其中更有甚者,将不能抚育百姓视为天降灾遣于皇帝、使之患病的原因之一。如宪宗在即位册文中甚至以顺宗的口吻表述自己病重的原因之一即是不能很好地抚育百姓。
第三,为了切实追求“王道平”这一理想政治秩序,不辜负祖宗大业,一般来说,统治者在即位册文和遗诏、遗诰中会对继任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的大方向有一个基本要求。结合唐代皇帝的即位册文及遗诏、遗诰,笔者绘制出下表,以便对传统社会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
表3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为了实现“至治”这一政治理想,唐朝皇帝在即位册文中,均对继任皇帝的治国方略有一个基本指导,主要包括:其一,皇帝应该小心事奉上天,尊祖宗之法度,无愧先祖之丕训;其二,皇帝应该日修其德,从谏如流,任用贤能的大臣,远离奸佞小人;其三,皇帝在处理政事时应该不荒怠,处理狱案时应该小心谨慎,允执厥中。
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 [114]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抱法处势”,善于结合“法”“术”“势”来综合治理国家。该理论是为“中”君治国所准备的,而不是为贤明或贪暴的君主。因为圣明的君主和贪暴的君主都是千百世才出一个的,而世间的君来源:(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综上,为了实现“至治”这一政治理想,唐朝皇帝在即位册文中,均对继任皇帝的治国方略有一个基本指导,主要包括:其一,皇帝应该小心事奉上天,尊祖宗之法度,无愧先祖之丕训;其二,皇帝应该日修其德,从谏如流,任用贤能的大臣,远离奸佞小人;其三,皇帝在处理政事时应该不荒怠,处理狱案时应该小心谨慎,允执厥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