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虽然您的文字以优美抒情见长，但其背后似乎却是脱不出那种来自遥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结？您在作品中对岁月的那种勾连，似也可以从中解读出您的内心和担当。如果从生命消长的进程来说，我们早已过了“把栏杆拍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年龄了。但对一个散文家和诗人来说，童年、青春意味着什么？时代又意味着什么？

赵丽宏：我的文字有什么特征，我自己无法说清楚。我们的汉字是人类文字中最有表现力的文字，同样一种意象或者一个景象，不同的写作者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汇和文字风格来表现。多年前在新加坡和当地的文学青年谈写作，我曾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能用汉字写作，是我的幸运和骄傲。新加坡的年轻人听到这样的话，有些震惊。他们都是华裔，能说汉语，但书写主要是用英文。后来有一位听过我演讲的新加坡学生给我写信，说她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赞美汉语，她希望自己今后也能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她随信寄来了她用汉语写的习作，虽然有些幼稚，但可以看到她的努力。她的习作中用了很多成语，形容词也用得特别多，有些形容，其实是多余的，读起来给人臃肿累赘的感觉。我回信告诉她：文学表达的高境界，其实应该用朴素简洁的文字来表达世界的丰繁和人心的幽邃。譬如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用的是最直白简单的文字，却表达了思乡游子深沉的感情，读者能从中体会到无穷的情思。回溯我的创作，不同的年龄段，我的文字风格还是有点变化的。年轻时，我曾经追求过文字的绮丽华美，这对一个写作者其实不难。但是我后来发现，绮丽华美，绝非文学表达形式中的最高境界。写出动人的诗篇，不在于文字的华美，而在于是否有新鲜独特的意象，是否表达了真挚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而这些，用朴素的文字完全能表达。这些年，我是尽量在这么做，读者也应能发现我的努力。陈子昂和辛弃疾的诗篇，并不是年轻人的激情宣泄，而是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的深沉咏叹，也许，我们这样的年龄，依然可能拍遍栏杆而四顾茫然，面对着天地的辽阔、世事的浩繁，徒生苍凉之感。童年，意味着生命中遥远而亲切的回忆，意味着曾经有过的天真和单纯，意味着逝去的岁月。对青春的解释，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当然，青春一定是我们曾经年轻烂漫的生命，是理想和激情燃烧的日子。如果以生理的角度，那么，鬓发飘雪，肌肤衰老，青春的逝去无可奈何；但若以精神的层面，那么，只要心中还有梦想，还有爱的信念，还有追寻人生和艺术真谛的心愿，青春在我们的生命中便不会老去。

徐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文学历史的国度，乡土文学传统源远流长，积累深厚。写作者对此也是轻车熟路，闭上眼睛，脑海里立马会浮现出生动的文学形象。可一旦涉及城市生活，写作者普遍会有一种脱节感，感觉与对象之间有一种错位，不知道城市该用哪些文学意象和符号来表现。还有人断言：上海无诗！还有人说：“在上海写诗，是个矛盾语”……您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

赵丽宏：中国的文学史，远不止两千多年，《诗经》中的作品，最早诞生在三千多年前。我相信还有更早的用文字创造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中国几千年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基本是农耕社会，传世的文学作品，当然大多以山林自然为描写对象，若写到故乡，也多是乡村，是和大自然相关联的。在诗人的作品中，故乡就是一间草屋，一缕炊烟，一条河，一棵树，一弯荷塘，一片竹林，一群牛羊，一行归雁。所谓“乡关”“乡梦”“乡情”“乡愁”，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诗人对童年时代所相处的大自然和乡村的依恋、向往和怀念。羁旅途中，眼帘中所见也多是乡野山林，触景生情，引发乡愁，是很自然的事情，譬如宋人王禹偁的怀乡妙句：“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就是由此而生。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白话诗，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诗人，大多也来自乡间。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很多诗人，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的童年和故乡，就是城市。这和古代诗人完全不同。如果还要在诗中学古人，学出自乡村的前辈，那就不合情理了。譬如我，我的故乡就是上海，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发生在这个城市中，羁旅在外，思乡之情都是和这个城市发生关联。我想，和我同时代的或者比我小的诗人，大致也是这个情况。写城市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古诗中没有的意象，楼房、街道、工厂、商店，人山人海，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些意象与诗无关，其实不然。所谓诗意，未必只和特定的对象发生关系，只要心中有诗意，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有灵动的想象之翼在心头扇动，天地间的一切皆可入诗。故乡到底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具体的地域，更是感情的寄托，父母亲情，手足之情，儿时的伙伴，一段往事，一缕乡音，都可能是记忆中故乡的形象，这些无关乡村还是城市。我写过一首长诗《沧桑之城》，是写我心目中的上海，写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对历史和未来的探寻和思索，都和这座城市相关。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上，我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诗献给我的故乡之城上海”。这是由衷之言，发自肺腑。“在上海写诗，是个矛盾语”，这是非常奇怪的话，这样的说法才是矛盾语。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必定会使文学创作的内容乃至形式发生变化。这也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创新的条件。上海当然不是一个无诗的城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上海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很多诗歌的流派源自上海。当下的上海，也是诗歌创作非常活跃的城市。这是无须我多说的。其实，除了写诗，我更多的是用散文的形式抒写来自生活的感受，散文和诗不是同一文学体裁，但追求和表达诗意，却也是殊途同归的。

徐芳：茅盾《子夜》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描写，与哈代有点类似，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城市，对城市生活给予批判。这种批判，体现出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您又是怎么看待上海的生活？最近你出版的长篇小说《童年河》，引发很多好评，这是你对此作出的相应的文学表达吗？(www.daowen.com)

赵丽宏：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城市把各种不同地域的人集中在一起，凸显贫富的差别，在泛滥的欲望中，也泛滥着人性中的贪欲和丑恶。拥挤，压迫，浑浊的空气，被排挤和放逐的自然和天籁。文学家的目光绝不会放过这一切，表现这些，也不能说是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城市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人性闪光，也有诗意的温情。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群中，有艰辛的拼斗和挣扎，也有憧憬和追寻，形形色色的人群，酸甜苦辣的生涯，融合成城市生活的五光十色。谁也无法对上海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上海是一个海，是一个人生的染缸，是一个可以包容人间所有情绪和期冀的杂色汪洋。我一直记得童年时在夏日的夜晚，躺在屋脊上仰望星空，看月亮，看银河，等待流星划破夜幕，这时，黑色屋脊下面有喧嚷的市井人声飘出，空中响起黄浦江轮船的汽笛，还有海关的钟声。《童年河》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是些童年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孩子，所以被归入儿童文学。小说写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城市生活，我没有想过要批判城市生活，只是写我曾经在那个时代感受到的人间真情。城市在变化，生活也在变化，但人心中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写的是那些不会改变的东西，所以和我同辈的读者也许会产生共鸣，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也不会感觉遥远和陌生。正如我在小说后记中所说：“不管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状态发生多大的变化，有些情感和憧憬是不会变的，譬如亲情，譬如友谊，譬如对幸福人生的向往。童心的天真单纯和透明澄澈，也是不会改变的。

徐芳：年前您得了塞尔维亚的国际诗歌金钥匙奖，此前莫言更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是否通过过去和当下的文学创作，已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递？您如何评价21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是否有目标，有期许？

赵丽宏：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很正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势不可当，西方世界关注并重视中国发生的所有一切，当然也包括文学。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世界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最近几次去欧洲访问，在荷兰和丹麦，在法国，我都在那里的书店中看到不少被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以显赫的地位陈列在书店的最显眼处。说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面貌正在通过文学被世界了解，当然没有错。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文学创作成果是丰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多样性，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可以说，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之林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花果满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和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翻译推荐的规模和深度相比，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是极不对称的。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非常粗疏浅薄，还局限在一些所谓“汉学家”的书斋里。对中国文学的这棵大树，很多人并不认识，甚至视之为草芥。我想，我们也不必为之焦灼烦躁，只要中国的文学家都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大胆创作，用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文字，写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抒发真挚的感情，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和憧憬，中国文学这棵大树会越来越繁茂挺拔，这种不对称，一定会逐渐得到改变。

（徐芳为《解放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