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法国新任首相梯也尔对巴黎心怀忐忑，在他看来，法国历次革命都是从巴黎开始的，法国社会的不稳定就是因为巴黎。他打算迁都凡尔赛，并调动大量军队进驻巴黎，还取消国民自卫队士兵的津贴。这一切都让巴黎市民难以忍受，尤其是作为对保留军事要塞贝尔福的交换，还有梯也尔甚至允许德军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阅兵式。

面对德国军队的入侵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巴黎在愤怒。而此时，梯也尔政府又下令国民自卫军上交为抵抗德军而自行铸造的200多门大炮。国民自卫军明确表态：“巴黎要保留自己的武器，要自己挑选领导，并且在不信任他们时把他们撤职。”军队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几名军官被国民自卫军抓获，先是痛打，然后枪毙。

局势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梯也尔把政府机关撤出巴黎，而国民自卫军迅速接管了市政权力，开始建设公正、平等的理想社会。

1871年4月18日，巴黎公社委员会通过《告法国人民书》，在这份文件中，巴黎公社描述了公社的组织方式。公社是社会组织形式，即使最小的村子也要按这一形式组织起来，它是“绝对自治的”。各地公社“以契约方式联合”，建立统一的法兰西共和国，公社对共和国实行监督。中央政府代表各地公社的联合，负责全国行政。就巴黎而言，公社之下为区，区政府代表公社权力，由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分别负责本区行政工作。他们还想到未来各个国家会像巴黎公社那样，联合产生世界共和国。

公社规定所有行政人员都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变质，巴黎公社还成立调查委员会以监督公社委员。为了防止高级岗位像以前那样成为政客们攫取钱财的肥缺，公社规定最高工资为每年6000法郎，也就是一个优秀工人的收入。公社希望通过取消特权来防止人们的腐化。

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的领导者说：“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活动，不自命为绝对正确，没有文牍主义的敷衍拖拉作风，不齿于承认和改正错误”。

在经济上，巴黎公社将逃跑企业主已经停工的企业编制、企业状况和设备清单，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并制定了工人协作社的章程草案，成立仲裁委员会，保证企业主回来时将工厂最终转交工人协作社，并判定工人协作社应支付的赎金数额。

工厂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由全体工人大会选出1名工厂代表负责领导工作，车间主任与工长也由大会选举，如不称职，随时罢免。厂内大权属于理事会，由工厂代表、车间主任、工长与工人代表组成。各级负责人必须向理事会报告工作。

理事会决定雇佣、解雇工人和工人的工资等问题。工人代表由各工厂选举产生，每两周更换一次，每次轮换50%。工人代表既向工人群众传达理事会情况，也向理事会反映工人意见。为了保证公社的利益，由工人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它有权了解厂内与对外一切业务，必要时有权审查。工人工作时间每天10小时。工厂代表每年工资为3000法郎，车间主任和工长工资为2520法郎，工人工资不超过2160法郎。除了工资，别无其他优待与津贴。(www.daowen.com)

巴黎公社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试图创立一个公正廉洁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一个勇敢而且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伟大实验，但这个实验只进行了72天。

在巴黎开始与凡尔赛对峙的时候，梯也尔的态度就很坚决：“宁要法国，不要首都。”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大军围困，而冷眼旁观的德国释放了大量战俘以充实梯也尔的军队。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军队从圣克鲁门进入巴黎，“流血周”从这一天开始。巴黎公社陷入苦战，梯也尔的军队逐个街道进行攻击，甚至一些没有武器的平民也死于冷酷的屠杀。最后的战斗在巴黎东郊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展开，200名公社战士与5000敌军血战到底，最后被集体枪杀。这里也就是现在为人所熟知的“巴黎公社墙”。

在此过程中，有多少人战死，很难统计出来，有人估计有7万多名公社战士阵亡，事后，政府又逮捕5万人，20多家法院忙了5年才把这些案子审完，有1.3万人被判处监禁。

虽然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很短，但它的影响不可小觑。公社对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后来在许多国家重演，而它本身也成为一种象征，史诗般地回响在历史深处和后来者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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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评价

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一个城市的起义”，具有偶然性。但他赞赏巴黎公社的首创精神，特别是自我管理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称赞其为19世纪人类的曙光，是最伟大的创举。福楼拜的观点则全然相反，他认为，公社是“中世纪阴魂的最后一次出现”，因为“它干涉私人之间的契约”。而雨果以“未来诞生于此”来赞美公社，但是他厌恶法国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他说：“凡尔赛有管区，巴黎有公社，但在它们之上，高于一切，有一个法兰西。”